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毫无疑问，弋舟是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二十余年来，他以自己小说写作实绩，不断地在小说叙述上进行自我挑战，日益引人瞩目。而且，弋舟文学叙事的潜力和韧力尤为惊人，他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均可谓运思敏捷、奇诡，文本内外，持续呈现出具有强烈文本建构意识的耐心与从容。近些年，弋舟在西安、兰州一带游走，使得这位极具天赋的作家，更具俗世的“触感”和“警觉”。从根本上讲，他不仅竭尽一己之力，在文学叙事和个人生命体悟之间“仰观象于玄表”，而且，常在落墨之际，张扬起梦想与现实对话的活力。弋舟的写作，彰显出灵魂观照、审美精神、小说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让他的写作，悄然走到我们时代文学叙事的前列。

在我们阅读弋舟几乎所有的小说文本之后，我们更加坚信，弋舟是那种倾心于心智、敬畏小说本身的智慧，将叙述本身诉诸于情感、心理和灵魂的作家。多年以来，他执着地以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美学观来感悟和解析存在世界，以及自己内心所感悟到的真实维度。让叙事深入到人与事物及其关系的肌理，既察纳“微妙不可言传之物”，又沉潜人性、心理幽深之地，细吟密咏，捕捉生活的内在性质和本色底蕴，破解社会、生命、命运、身体、意识的多重谜语。可以看到，弋舟始终坚持在自己的精神趣味里，选择自己认识和表现生活的叙事视角和策略，确立逼视人物情感、灵魂的方向。实际上，他并不想利用自己的文字或任何“乖巧”，来为复杂的现实做出某种预设，或重新对存在世界、人性肆意进行“编程”。因此，“如何借助叙述，穿透人的表层生存状况和生存行为，沉潜到作为存在主体的人及其人性、灵魂的最深处，并生发出具有深刻感悟力的文字，就成为弋舟写作的最大伦理目标。无疑，这也成为弋舟对人的存在本身极富质感且执拗的生命解码过程”[1]。

显然，在漫长的写作过程和不菲的文本体量中，弋舟所体现出的对生活、对生命状态的感悟和沉思，他举重若轻的讲故事能力，他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富于变化的语言策略，包括他设置、处理个人与现实关系的隐喻，使得他成为“70年代出生”一代作家的翘楚。尤其是，弋舟作为一位小说家的职业操守和虔诚之心，他对小说创作的痴心和迷恋，对叙事文学的不竭探索，宿命般地决定着属于他自己感知世界、进入世界的叙述方式。令其深怀并饱有如此“自觉”之心，又进一步将想象力和语言天赋，转化为文学“教养”、审美立场和精神信仰，充盈在美妙的文字和叙述的秘境里，使得文本变得更加熠熠生辉。可以说，1980年代末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之后，弋舟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延宕”、充实、丰富或光大了“先锋”一脉的虚构、修辞和诗学品质及其浪漫奇诡的“流风余韵”。而且，近些年弋舟“有过之无不及”地走上另一美学路径，这就使他与他的“同代”作家得以区别开来。所以，弋舟一出现，从他文本体现出的“手筋”和格局，我们就将其视为最可期待的好作家。在此，我们想用“跋涉”一词，来描述和形容弋舟的写作形态。我们能够感受到弋舟最初写作时内心的苍凉、警觉、审慎和犹疑，“弋舟”，甚至可以被理解为“游弋之舟”“犹疑之舟”。社会变革与人间潮流，喧嚣世界和人性畸变，不时地激发弋舟的情怀与担当，冲出时代灵魂土壤上一块块“生荒地”。因此，“跋涉”也就构成弋舟写作的心理、精神状态，成为他在现实与梦想、感性与理性、具象和抽象、沉湎与腾挪之间，释放幽思、体味生灵、揣摩和悟道的常态。弋舟是一个严谨的作家，十余年来，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叙事话语，对现实深思熟虑，直面存在而“凌空蹈虚”。他在叙述中思辨，努力建立富有个性化的诗学；在困厄中体悟生命、人性和命运，摆正自己作为写作者的“角色”；在描摹人物的时候不断确证自己的身份，也不断地重申自己的审美立场。

二

《跛足之年》和《蝌蚪》，无疑是弋舟两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它们体现着弋舟叙事的美学追求和哲性沉思。我们坚信，这将是弋舟未来可以“留下来”的、不可忽略的重要作品。当然，它们也是我们赖以深入弋舟的写作，探讨其整体审美面貌和特性时，永远也绕不过去的关键性文本。显然，这是两部极具“自传性”色彩的文本，其中蕴籍着大量弋舟个人与现实的“对话”“博弈”的成分。也可以说，是一代人的灵魂心电图和精神成长史。它们从各自不同的两个较大的叙事“界面”，从容地展开人物、生活和存在世界的场景，敞开枝繁叶茂的心理空间和精神维度。我们在此所说的“自传性”，是意在试图打通弋舟个人经验、精神性历程和写作发生之间种种隐秘关系等潜在因素。因为，这是进入任何作家的文本世界的大门，是破译作家、叙事者和“主人公”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渠道。实际上，我们从他的大量中短篇小说里，早已感受到他对生命、命运、情感的沉潜性表达。不可否认，弋舟是探索、书写生命本真状态和情感世界的高手。其文字切入人性深处，从发掘人与人最隐秘的精神和心理关系层面，洞悉命运的玄机，拯救灵魂的轨迹，这更是弋舟所擅长。他能够在这里悉心地开垦出许多“生荒地”“熟荒地”，踏勘“盲区”。我们一直想探寻，弋舟这两部长篇小说《跛足之年》和《蝌蚪》，与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和苏童的《城北地带》《河岸》《黄雀记》等文本之间存在怎样的精神联系。当然，生于1972年的弋舟，与前面两位在“代际”上的“黏着度”不言而喻。《蝌蚪》描摹的年代，与苏童、余华文本叙述的年代具有不可逾越的连续性。弋舟的叙述，更是将“文本讲述的年代”和“讲述文本的年代”做出“穿越”性处置。我们感觉，弋舟似乎从未有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压力，那些有着一定叙事长度的文本，更像是弋舟边走边看，从容不迫，沉浸于广阔生活深处的“长考”。所以，尽管他的《春秋误》《巴格达斜阳》《战事》等问世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讨，没有产生较大的“轰动效应”，但弋舟仍然“我行我素”地执着探索，寻找并建立属于自己的叙事结构和话语方式。

从长篇小说《蝌蚪》的表现题材看，弋舟选择个人性较强的视角，细腻地再现和描摹人物成长中的心理、情感变化，在书写人物关系及其纠结时，深度地呈现着人性的变化和命运的无常。心理、个性、人性与现实处境的对峙或交融，构成叙事的重要因素。初读这部作品时，我们可能会以为这是一部“成长小说”，感觉它旨在表现“生命的觉悟”，甚至还会将其作为弋舟另一部小说《刘晓东》的“前传”。以为郭卡“后来的生活”，恰好可以“延续”刘晓东作为中年男性知识分子的未来生活道路。而弋舟宣称“刘晓东”恰恰是对“自己”的书写。“写作《刘晓东》时，我的生命状态处在黑暗的低谷中，它唤醒的，是我的‘肉体感’，而这‘肉体感’，只能依靠切己的现实经验来还原。‘刘晓东’太像我，那么好吧，这一次，我写写自己吧。”[2]说到《刘晓东》，这部由三个中篇小说《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组合而成的“小长篇”，虽因一个人物“贯穿”起故事和叙述，但它力图表达的却是超越个人性的社会和时代的难题。可以说，它要写出个人在时代的风云际会里的沉浮，成功或溃败、尊严和无奈。弋舟强调这部小说是对自己的反省，是一次强烈的叙事诉求。他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写出“一个时代的个人”。现在，我们面对这部《蝌蚪》，虽然它疑似《刘晓东》的“前传”，但是，我们认为它所涵括的精神意义、肉体和灵魂层面的深度思考，已经充分地显示出叙事诗学或哲性诗学的高度。当然，这也是我们认为、判断弋舟已经进入到更高叙事层次的理由。

那么，《蝌蚪》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它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弋舟在这部长篇小说里，究竟想要呈现怎样的“生活”？他为什么要如此地呈现，价值何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需要怎样的灵魂的修缮和整饬？回过头讲，关于“生活”的内涵，当然可以有无尽的感慨、诠释和阐发。在常人看来，生活就是所有生命的社会性活动，其中有“自觉性”的、自然性的、本然的或本能的；对于个人来讲，涉及到生命主体的心理、精神、灵魂、自由、尊严、道德、法律、伦理和人性等等。在这里，它绝不等于一棵树、一只鸟、一条鱼的生物性生活，也不等同于缺乏自我意识的庸庸碌碌的生活，甚至也不是指一般的社会生活。作家们所意味的生活，往往是基于生命的个人创造，或者说业已被艺术化的、“被改造”、被重构的精神生活。《蝌蚪》里郭有持、郭卡、徐未、马斯丽、管生和庞安的“生活”，就是弋舟笔下被“还原”和“升华”进行双重“再现”的生活。这些人物，在时代生活、现实的强力裹挟下，个人生活及其心理、灵魂状态呈现难以自持的反叛性和自我颠覆性，与存在世界和“他者”均呈现为“断裂”式龃龉。主要是，我们感觉弋舟还要写出至少两代人的“空茫”。

在《蝌蚪》中，弋舟警觉地意识到我们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和纠结所在，就是人自身“认识你自己”的难度。郭卡的成长，早年始终处于被笼罩、被遮蔽的“顺从”状态，生命的主体性、自我意识几乎是不存在或“懵懂”的。他的父亲郭有持则是一个在特定年代里逡巡、游弋在社会边缘的人。他在那种惯性的行为模式和思维状态里，无法自拔。在这里，“蝌蚪”很明显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意象。它可以恰切地描述、形容生命“初始”状态的神奇，并能够呈现生命蜕变前的趋向和动物的本然意味。生物学在研究这一幼体时，主要是关注到它们作为两栖类个体发育的初级阶段，它们在行将成为蛙或蟾蜍时，已经具有的质的微弱差异和成体过程中的变态发育。通过“蝌蚪”这种自我演化、自我分裂的过程，喻示生物与人在“浑沌期”时相近的、自然的暧昧状态，其心理、情感、行为方式的种种吊诡，以此深入发掘、呈现人性濒临边界时的空茫。可见，这里的“雌雄同体”，就成为另一种用来形容人性“原初”状态的比喻。我们感觉，弋舟就是想细腻地呈现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在大世界的动荡变迁中的命运沉浮。人在社会生活这个“巨流河”的汹涌波涛里，或随波逐流，或逆旅而行，或被生活的潜流唤醒并激发起生命主体直面存在的心理和精神自觉。郭有持、郭卡、徐末、李鸣鸣、马斯丽、管生，这些人物都仿佛溪流里的蝌蚪，虽然都有各自的“染色体”，但在历史、现实、生活的大江大河里不免会狼奔豕突般挣扎。或许，弋舟为我们提供了在一个特殊层面，对人性及其可能性进行“反观”和省察的新视角。关键是，弋舟重在发掘生命本身的内在之变与外在环境等因素的抗衡、相互制约。在此，弋舟偶尔会“暂时”放弃或“忽略”对人物的道德、伦理考量，只是通过对他们内在隐秘的呈现，凸显其欲望和理性的互渗。小说中人物错综的“连环式”或“叠加”关系，增加了对生活的复杂性表现的难度。我们注意到，弋舟笔下的人物，大多被“放逐”于社会生活的旋流，但他们在有限度的生存维度，几乎很难做出有意义的事情。他们都努力了却几乎没有成功，这仿佛命中注定。弋舟写出这些不成功人物的生活无可非议，因为他表达了支撑他们生命的大事和小事，写到了他们在破碎生活面前的不安、困顿，也表现出本色的状态。在这部长篇里，我隐约看到了苏童《城北地带》和《南方的堕落》的影子。同时，疑似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的语境，也不时在叙事中若隐若现。显然，这种“氛围”，在当代小说文本中已不多见。近十几年来，作家的审美趣味和叙事伦理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文本形态的发展和转变。可以说，弋舟在故事的密度、结构和叙述的精致、情感和灵魂发掘层面的呈现，已经做出不凡的、令人欣喜的努力。

三

无论是短篇小说《赋格》《随园》《会游泳的溺水者》，还是《如在水底，如在空中》《平行》《夏蜂》《出警》，包括早期的短篇小说《赖印》《谁是拉飞驰》《空调上的婴儿》和长篇小说《跛足之年》，弋舟的大量文本，都是在表层叙事的背后，隐逸着一种特别敏锐的精神主线，拖曳出超越现实本身那种“实在”故事之外的深刻“意味”。在这里，我们不妨再度考量弋舟叙事的“先锋性”品质。就是说，弋舟叙述所呈现的文本形态，都较少充分地展现、“深描”具体的生活场景和存在图像，更多的却是沉溺于人物精神状态的投射，特别是捕捉人物心理层面的内在变动。弋舟似乎决意要在故事、情节和细部之外，寻求和呈示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抽象”理念。叙述中，经验、反思和生活现场的描摹融为一体，“合成”或构建出新的情境——一种被过滤、整合、衍生的“现实”。或许，这也是许多具有“先锋”情结的作家都试图选择的叙事策略和叙事路径。看上去，弋舟似乎没有做出什么极端的、反传统的叙事策略，而只是赋予“原材料”以独立于故事之外的奇特的想象和“塑形”，传统现实主义的根底并不削弱。只不过弋舟“制造”出的“新现实”，试图剥离掉现实的“伪善”和欺骗性，切入存在肌理，并超越“自然主义”的平庸，让喜剧和悲剧因素杂糅，让人物或事物在现实情境里生发出寓意积存的反讽性。就是说，虽然一个小说文本应该具有更大的引申义和宽广的包容性，却并非以所谓彻底“切割”写实主义来重新链接、搭建叙述结构。小说精神、文化、哲学“意味”的获得，就是让具象的细节、细部，渐渐退居幕后，成为存在、事物的氤氲。这样，我们就会在阅读中抽象、剥离出事物的诗性价值。因此，虚无，被弋舟本人认定是自己最顽固的生命感受，也是他所理解的最高的审美终点。这似乎构成弋舟叙事的一个基本的面向：“以虚无至实有，这不但是写作诉求，也是我生命本身的企图。我想拯救自己，想有更为朴素的审美能力。”[3]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蝌蚪》叙事中所有的人物、情节、故事及其“铺排”，都是弋舟要抵达“洞见和广度”所做出的精心设计和具有“仪式感”的置放。虽然“道具”、背景、人物身份等都是从生活和想象演化而来，但小说家以其“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已经给它们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叙述使得“现实之实”变成某种“虚拟之在”，而后者同样令“凌空蹈虚”的隐喻、寓言和比拟，成为弥漫着抽象、理性之思的“实存”和现实。

弋舟的叙事格局、气象、智慧或抱负，就是要摆脱平庸的叙述，“扭转”现实对可能性的覆盖和消弭，超越以往“忠实”“臣服”于所谓“现实”的“犬儒”姿态。一方面，他既想将人物、故事、经验、生活朴实地聚焦在写实的路数上，让其保持最基本的存在框架；另一方面，他更愿意“凌空蹈虚”，把一切彻骨的体验和想象进行整饬、升华、过滤，这些故事或叙事，就演化为奇崛的人生故事或人间寓言，对世间万物的理解蕴含隐喻，以空幻与变形的笔法直面俗世人生，使人的命运于平淡中见出奇异。当然，叙事的张力就缘此而出，作家的“自我”，也与文本一起幻化成朴素的、根深蒂固的叙事尊严。或许，这也是作家区别于常人的“第三只眼”的“冷眼旁观”。其实，这是一个“孤独”的视角，它的可贵在于，叙事常常在“若无其事”的状态里就完成对现实令人惊悚的“扭转”。

在弋舟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随园》里，弋舟的叙述让杨洁这个人物的个性在文本中从容不迫地展开。他描述一个迷恋戈壁滩、皑皑雪山、雪峰和“白骨”的女性，杨洁崇尚自然，在生活和现实面前，摈弃虚伪，自由奔放。她仿佛只有在大自然的雄浑、伟力和壮丽中，才能感受到生命内在的自由和美好。杨洁的天性里，向往地老天荒，寻找亘古的意义。她幻想在戈壁滩的某处，找到那块传说中的弃尸之地，在粗沙砾石之间，发掘出如枯死的胡杨一样的白骨。显然，弋舟试图将其对人性的探索，引向最接近自然的“原生态”层面。而在杨洁眼里，俗世人生的一切都是徒有其表，充满“戏仿”的喜剧元素，她只要做出“不折不扣一副女人的样子”。初涉生活的杨洁，好像没有“学步”阶段，大学时代就特立独行，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哲学，始终在找寻属于自己的生活道路。她对于“诗和远方”似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理解，她既可以风风火火“闯九州”，也可以随遇而安，平静地生活。她在自己的生存状态里，感受、追索意义和价值，或诗意地沉醉于自我的生命本体，在“此刻”的怀古之幽情中，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心理隧道，率性、浪漫地游走世界；或“凌驾”于俗世生活之上，抵抗任何伪善和虚妄，摆脱现实的惆怅，遁入玄思，在形而上的疆域自由地驰骋。可以说，弋舟在这个单纯而复杂的人物身上寄予着“非现实”的期待，因此，弋舟始终让她与自身、与环境维系着基本“平衡”的状态。这样，我们在杨洁这个人物身上，也就不会过于在意其道德呈现状态，而会特别关注她如何在理想、浪漫与现实、俗世人生之间，怎样不断地腾挪。从一定意义上讲，自由不仅是个人的天性、禀赋，更是与众不同、对待现实生活的能力。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受到很多的束缚和限制，诸如道德、伦理、法律、世俗，约定俗成的规矩、惯性，无时无刻不对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无条件的规范。由此可以引申出，“时髦”“时尚”也应该算是一种自由的能力。对每一位生命个体而言，世俗既无悲观，也无乐观，本应该是“无观”的自在。一个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身心的“自在”？我们认为，这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自身和环境的对峙或和谐，打碎宿命的囚笼，消除失败感；坚忍、坚韧地直面存在世界的庸俗和卑贱，甚至不惜放逐自身。这恰恰是杨洁隐秘的人生诉求。半只乳房的缺失，令她必须面对生命被“切割”之后的残缺，但杨洁自有其执着地与俗世抗衡的勇气。这与另一个人物薛子仪的形同囚徒、自暴自弃的挫败感，形成鲜明对照。直面而不龟缩，这是在张扬存在的勇气。显而易见，这篇小说并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思考，更是对信念、存在理由和依据的终极寻找。杨洁的未来境遇，似乎并不是弋舟叙述所要关注的焦点，叙事的重心当然在主人公在当下的主体活动过程。叙述一直朝着让杨洁摆脱人生的虚妄、怅然若失的同时，获得生命的尊严感的方向渐近。而这一点，却是我们所没有预料到的。那么，弋舟要塑造这样一位女性的目的和理由，便可想而知。

我们已经看到，近些年弋舟的许多短篇小说，除了呈现出自信、“圆熟”的状态外，故事和人物在文本结构里，兀自产生强劲的“内暴力”，也是构成弋舟叙事重要特征的主要方面。而且，其内在的精神、价值趋向就是要“将‘死寂’努力写出生机，将欢宴写出残局，这肯定不是在彰显自己与众不同，它不是噱头，它是世界观。怎样写出这样的效果，是技术，有这样的自觉，是‘腿长’”[4]。所谓叙事的自觉，在弋舟这里，已经体现为既有理论自信又有践行策略的写作状态，或者说，这也体现为一个作家的责任。前文提及的《随园》里的人物杨洁，就是在表面喧嚣，实则“死寂”的、复杂的现实生存境遇里，在灵魂上打破束缚和限制，撞击着现实的“荒寒”和苦涩的情感、精神世界，最终走出自己的灵魂苦境。弋舟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夏蜂》，也是在貌似平静的文本形态下，舒缓而从容地演绎出极具“内暴力”的沉重至深的情境，撼人心魄，催人泪下。无疑，这是一个“摄取”自所谓最“底层”的、看上去也并不新鲜的叙事。这篇作品叙述一位在“有钱人”家里做保姆，与男主人丁先生“发生关系”并怀孕的女性，如何领着未谙世事的孩子，去找主人讨个“说法”的故事。显然，小说的叙述刻意选择一个孩子的视角。这个父亲长年在南方打工的孩子，懵懂地跟随着母亲奔波到省城。在途中，在丁先生家里，他都隐约地感到母亲以及丁先生以及成人世界的种种古怪。整个行程，或者说全部的“过程”，男孩都是在困惑、不解和被“压抑”的状态中度过的。弋舟似乎就是有意地将这个男孩置放在未知、迷茫的维度里，“切割”掉他与成人世界的真实联系。这并不是说成人世界的“隐秘”有多么如此不可告人，而是我们觉得弋舟恰恰想撕碎人性中虚伪和无耻的面具。进一步讲，我们觉得弋舟是在描述一个社会里灵魂的“堕落”。从客车上那个猥琐的男人的好奇、打探开始，旅途就是一个巨大的悬念。这个悬念不仅关乎母子此行的目的，更在于母亲与丁先生见面可能遭遇的情景和结果。吊诡的是，丁先生和他的太太竟然都寡廉鲜耻般与这位保姆——“母亲”，做了一次平静的“和谈”，丁太太给予“母亲”一只牛皮纸信封袋之后，一切都得以顺利“解决”。弋舟这样“处理”男主人使得保姆意外怀孕这一“事件”，难道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吗？丁太太与这位受到伤害的前保姆在楼上“谈判”的时候，丁先生正与男孩调侃：“你想不想要一个小弟弟？”“你可能会有一个。”“不过很快应该就又没啦。”这位丁先生，进一步无厘头地要求男孩能否“替我跟你妈妈说声对不起，给她道个歉”。这分明是极端恶劣的、流氓式、令人发指的得意忘形。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到了鲁迅的一系列小说，也想到莫言的《拇指铐》和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这些书写恶人如何“屠戮”人性之善、人之羸弱的文本。问题是，直到最后男孩依然处于极度迷惑、恍惚的状态，成人世界的诡异，无法形成令人清晰地判断人和事物的逻辑。当男孩在省城巷子里看到，小诊所出来穿白大褂的护士，将一桶血糊糊的垃圾倾倒在一堆鸡下水里，随之生发出的恶心、呕吐。这与母亲一路的“呕吐”，共同形成一个富有“通感”的隐喻表达。

无论对于《随园》里的杨洁，还是《夏蜂》中的这位母亲，尽管前者看上去是“向上的”，后者体现为向下的、压抑的、沉重而又缺失尊严感的，两者都是现代社会滋生、繁衍出的心理、精神的病症，都是直指灵魂的，都是具有悲剧性的存在。所以说，无法知晓自己命运的个人，深处复杂、残酷的现实之中，或遭受毁灭性的孤独，或做出无奈的隐忍，都是不可忽视的悲剧性存在。这些，不仅唤醒了我们的悲悯之心，也让我们在对俗世生活的惊悸中，省察自身存在的理由。也许，恰恰是这种叙事伦理和逻辑，体现出作家想象力、结构力之高妙。

四

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一定是一位文体家，既能够恰切地把握好“叙事”和“叙述”之间、细节和“细部”之间微妙的差异，自然也是擅长“细部修辞”的高手。从一定意义上讲，细节、细部的捕捉和描摹，也是判断一位作家是否具备驾驭题材、结构和语言“内功”的前提。或许，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细节”以及“细部”更具有内在的震撼力，作家虚构和想象世界的空间才会飘逸而浩瀚。实质上，作家在发现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时候，是根本不需要虚张声势地给生活、时代过分地命名的。我们的时代，很多时候就不需要制造出那么大且多的声音甚至是“噪音”。那些能够发现生活真正价值和美好的人，如同挖掘到黄金一样，是不会虚张声势、大声喊叫的。人人都在生活，在每一位行路者的旅途中，最终留下的，都是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印迹；他们所发出的声音，也不一定都要遵循某种固定的样式和模板。因此，“谁能够发现一种富于个性的细微的声音，谁能洞悉到一个个生命方向上的正路、岔路、窄路和死路，谁能在一个大的喧嚣的俗世里面，感受或者感悟到一个普通心灵的质地，就可能产生一种驾轻就熟、举重若轻的大手笔。这是一种能剔除杂质的目光，这种目光才会发现一种眼神，这是一种大音希声的声音，这种声音才能传达细节的气氛和气息，这也是一种大象无形的抚摸，这种抚摸会在一种事物上面感知大千世界、万物众生”[5]。这样的话，作家的写作，他的叙事，就不担心细小和琐屑。因为，世界就是由无数琐碎的事物构成的，作家只要把点石成金般的才华、质朴、心智、关怀和良知，与现实生活中无数细小的东西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张力场，作家在这样的场域中写作，给人的感觉就会非常特别。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品中充满生活细节的文本，都与作家对生活的感情和爱密切相关。在弋舟看来：“对于‘细节’的重视，对于‘观察力’的要求，大概算是毋庸置疑的基本素养吧？这是否也是我性格里‘循规蹈矩’那一面的反映？我的性格多面，大概只有写作之事能够将其统摄成一个相对完整与稳固的状态，这也是写作对于我的矫正。”[6]弋舟在分析卡夫卡短篇小说时，还特别注意到卡夫卡一贯的创作手法——“在整体的荒诞之中，每个细节却是煞有介事地非常真实”。这是否可以说，无论作家要呈现什么样的存在和语境，惟有细节或细部才是能够焕发“存在感”的实存。就是说，当一个作家知道自己写什么的时候，他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拟定或预设了叙事的空间维度，而发现应该聚焦的生活，洞悉其间或背后潜藏的价值体系，对时代生活做出深刻判断，可以视为从整体到细部最基本的文本编码。这其中，其实已经“潜伏”着怎样叙述的倾向。因此，修辞是一种发现的能力，“细部修辞”，则是用心地发现存在世界“痛点”的途径，是整饬生活的独到选择，是一种最为朴素的策略。虽然，在文本里细部、细节无处不在，但绝不仅仅是作为语言层面问题来加以考量的。而且，作家的细部修辞，在生活面前并不是无处不在的，经意或不经意的遗漏、“留白”和“空缺”，往往也可能就是最重要的细部修辞。可以说，弋舟小说，格外注重叙事过程中细部呈现的力量与品质，是因为弋舟在写作中早已意识到细节和细部，是支撑叙述的坚实的“物质外壳”和洞幽抉微的本体元素。不妨这样讲，细节和细部，是叙述中最能够揭示与呈现人物、事物品质的“物语”。在长篇小说《跛足年代》和《蝌蚪》中，主要人物马领、马袖和郭卡的生命状态、存在意识、主体认知、话语方式，以及人物之间的种种微妙关系，都被渗透在无数细小、传神、灵动而经典的画面和冲突里。《跛足之年》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长篇小说，对于人与事物“原生态”甚至有些粗砺的描摹，俯拾皆是，凸显出人如何和怎样沉陷挣扎于困顿、“空茫”、琐屑的日常生活。

马领开始打扫房间。地上有很多头发，长短混杂，不是他的就是罗小鸽的，扫到一起居然有那么多。看着这堆头发马领不禁呆了，他震惊于毛发从他们身体上一落千丈地离去和因此揭示出的不可遏止的颓唐之势。马领拼命忍回了即将流下的眼泪，如果在这间屋子里同时有两个男青年像狗一样地哭泣，会是种什么样的局面？

马领继续用抹布擦拭灰尘，擦到人造革的沙发上，他推推老康，后者让开一点，头继续埋着哭泣。老康不知道是马领把这个权利让给了他一人独享，哭得心安理得，等马领擦拭干他流在沙发靠背上的涕泪，接着又把脸贴上去干干净净地哭。

在《蝌蚪》里，依靠细部支撑情境的场景更是比比皆是。文本中人物敏感的神经、细小或夸张的动作、难以捉摸的复杂情态和情感、迷离的眼神，人与人之间的纠葛，都多元、多维地呈现出来。它们都遵从人性、欲望、冲动、梦想的驱使，成为字里行间的精神敏感点和叙述爆破点，如文字的精灵、精神的闪电，充盈着人物感性、理想、浪漫的活力。我们相信，弋舟所言的“煞有介事地非常真实”，一定是直抵事物细微之处的修辞，“容纳了对生命最敏锐的察觉”[7]，这无疑是作家弋舟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钻探出来的生命隧道。这条隧道的“端口”盘桓着人的孤独、忧伤、自信、勇敢、犹疑和梦幻，散发着寓言的意味。在这里，需要我们目光如炬，耳朵灵敏尖细，时刻葆有对这个繁复、神秘、严峻或时而习焉不察的生活、存在世界的惊奇，发现事物和人性的多面性，注视、凝视并思考它。在弋舟的短篇小说《发生笛》《巨型鱼缸》《但求杯水》《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等大量文本中，都彰显出弋舟沉潜“细部”的叙事才华，他总是能通过细节、细部来再现生活和人最本色的质地和样貌。那些灵动的文字，充满智性、智慧的光泽，有力地驱散存在于人物内心颓靡、消极的阴影。

可以说，弋舟有着强烈的文体意识，这一点毋庸置疑。良好的结构感、语言感，使得弋舟在现实、生活和文本之间找到充分的意义表达空间。细节描摹、细部修辞弥散出人物真实的生命气息，弋舟与人物有着真切的情感“沟通”和智力沟通，让小说的意义来自小说，避免叙述中个性化的矫情和自以为是，这种意识在弋舟文本里表现得异常强烈。而他对细部呈现的重视，使得叙述显示出他把握、描摹事物本真形态的“手筋”，既主动去周密地“转换”生活经验，不做华而不实的铺排，又尊重小说叙述本身的智慧。我们应该相信，“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位作家的写作，无不追求以一种独到的文学叙述，表达历史和现实、人生与世界的存在及相互联系。也就是说，作家们无不努力以‘历史地’‘美学地’呈现，‘说’出他们所处时代生活、现实、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包括一个时代的精神性存在状态。在当代，当我们面对一个时代复杂的精神状况、一个时代的灵魂状况的时候，必然涉及到如何面对存在世界形而下和形而上的种种问题，如何去表现和把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家怎样才能摆脱和超越以往文学表达、文学想像的局限性，以及传统艺术模式、惯性的束缚和制约”[8]。对于弋舟而言，叙述，不仅是“历史地”“美学地”呈现存在世界和事物本身，而是进入“人的世界”。所以，弋舟就更愿意“心灵地”“灵魂地”淘洗生活。所以，弋舟的叙述富有激情而常常沉溺情境，游弋并耽于心理和灵魂深处。他甘于渺小，只去写自己知道、喜欢的东西；本乎心性，源于灵魂，按着自身具有个性的审美体验表达自我。前面论及弋舟写作对叙事及其细部修辞的重视，“细部修辞”是对文本进行整体性把握的关键要素。除此，弋舟还将小说的命名视为不可忽视、随性的写作策略。“说句狠话：小说即命名。一个作家的气度，抱负，审美，都在命名里了。”⑨显然，命名是作家对世界做出整体性观照之后生成的一种判断，命名是判断的结果和呈现存在世界的形态。像短篇《随园》《平行》和长篇《蝌蚪》的名字，俨然已成为一个个重要的意象。可以假设一下，倘若不是现在这样的命名，叙事所创造的氛围、语境和引申义都将无从落实。从一定意义上讲，命名具有宿命的味道。像苏童的若干小说：《妻妾成群》《园艺》《妇女生活》《西瓜船》《桥上的疯妈妈》，都透出一股股不可抗拒的灵气。其实，无论是文本命意还是叙述过程，除了埋藏着作家的睿智和“灵气”，还体现为沉浸生活时审美迷狂状态的那股“痴气”。这是一个悖论性的状态。一方面，它可以将叙事诉诸于现实本身的本然形态、“原生态”，如影随形，描摹肌理；另一方面，作家的“自我”会占据、覆盖生活，主宰叙事的内在审美法则。我感觉，这样的状态一直伴随着弋舟的写作。

弋舟这一代作家，在精神气质方面，与“1960年代出生”作家具有可贵的承续性。这一点，至今仍然是我们深感欣慰的品质。弋舟们注重“学养”，愿意从文化传统和文化“源头”上思考社会、人生有直接关系。弋舟的叙事伦理和道德感，以及他倾慕的“中国式的端庄乃至中国式的放荡”，都不啻为一种文化选择。由此，作为小说家的弋舟，便不断地修炼自身，注意“扬弃”也重视“养气”，以文化作为媒介和载体，努力学会把握中国人的内心生活。还有，弋舟从不忽略自己的“文学地理”，以及文学叙事的“出发地”和“回返地”。“兰城”在作品中若隐若现，虚虚实实，有时它是叙述的背景，有时是人物的腾挪空间，这让弋舟的文本蓄满文化地气和底气，形成其叙事的精神动力。因为，一位作家写作发生的源头活水，必定是其在变动的生活旅程中获得和汲取的哲性诗学，永远不可或缺。弋舟也是阿来所说的那种作家中“语言的信徒”，在现代汉语的语词丛林里，他也像阿来一样，长久以来都在打磨一块镜片。他始终都在打磨着这个有着魔幻意味的神奇镜片，这是审视世界和现实的一种方法、叙事策略，弋舟更笃信它是测量心灵如何才能抵达事物的工具。因此，弋舟对文学的虔诚之心、赤子之心，自觉而满怀敬畏之心的写作，就成为我们时代文学的重要风景。

注释

[1]张学昕：《短篇小说的“随园”——读弋舟的两个短篇小说》，《长城》2021 年第 5 期。

[2][3][4][6][9]弋舟：《犹在缸中》，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6 页、207 页、169 页、201 页、203 页。

[5]张学昕：《细部修辞的力量——当代小说叙事研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 年第 7 期。

[7]弋舟：《跛足之年》，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29 页。

[8]张学昕、徐可：《短篇小说、唯美叙述与文学地理》，《当代文坛》2021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