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凤群，女，安徽无为人。著有长篇小说《大望》《大野》《大风》《大江边》《颤抖》《活着的理由》《背道而驰》《良霞》等多部。曾获第三、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安徽省首届鲁彦周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安徽省第二届小说新星奖，2003年年度青年作家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提名奖，《人民文学》2018年年度长篇小说奖，南方文学盛典2020年度小说家提名奖等。

编者说

小说题目《伙伴》一语多关，明处指“我”与周围朋友和亲人之间的伙伴关系，暗处则是身边无处不在、国内外都无法摆脱的多重压力，这种压力有世俗的、人际的、生存的、教育的、竞争攀比的，等等。小说以一个中年母亲的视角，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暗流汹涌，以刻骨铭心的真切痛感写出了中国式教育和中国式人生中难以承受之重，有种五味杂陈、无法言说的压抑感，读来令人动容，掩卷长思。

伙伴（节选）

文 / 李凤群

1

耀祖关在苏南一个看守所已经有一年多了。十二月的南方已经很冷了。尤其是昨天突如其来的那一场雪。雪花柔软细小、无声无息，但很快铺天盖地，把整个世界全部包裹进去。树梢、屋顶、马路、草地，工人们的清洁桶和睫毛上全都挂着冷冰冰的雪。看守所应该比家里更冷。南方没有暖气，虽然许多人家也不舍得整日开着空调，人们还是有各种办法抵御严寒，然而，看守所就不一样了。我想到看守所的时候就想到冰冷的石墙和铁栅栏。我想到关在那里的人一定在瑟瑟发抖。许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镜头。我曾经参观过一所女子监狱。从表面上看，高墙大院，跟普通的工厂没什么区别，可是进门的时候，没有指令，那些门根本打不开；而且最外层的门又高又重，拉开的时候故意发出刺耳的声音；进了大门，从逼仄的走道拐几道弯，之后，要站在两扇厚重的铁门跟前等很久。陪同人员为了缓解客人的压抑，会向你解释这个程序为什么这么复杂。傻瓜也是心知肚明。进去之后，供参观的犯人宿舍都非常整洁，没有一样尖锐的东西；车间也跟普通服装厂没有区别。普通服装厂有男有女，但这里，只有清一色的女人。我注意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坐在缝纫机前。在我们参观的十来分钟里，她的眼皮一次都没有抬。她让我想起上学时最漂亮的女同学，公司里最受欢迎的女同事以及电影里的女主角。她的冷漠而年轻的脸让我十分好奇，我盯了很久，但没有机会跟她说话。

如果没有这个消息，耀祖将从我的日常中被忽略，到了逢年过节思乡心切的时候，他会屹立不倒。但现在，耀祖令我回想起见过的那座监狱，想起缝纫车间里高高的玻璃窗口闪烁着冷酷无情的光芒，想起记忆存贮的各种真真假假的监狱画面，当初的好奇心荡然无存，留下来的是深重的苦涩的滋味。每天早上，我起床后就感到苦涩，每晚入睡前，我仍然被苦涩的感觉包裹着。然而，我一点儿侥幸心都没有，没有像正常人那样问一句，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一场误会？我的内心丝毫没有替耀祖辩解的意思。盗窃、抢劫、打人都是有罪的。耀祖有罪这件事渐渐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顽固，无可挪动。后来，我明白了，耀祖的人生，无论经过多少流转，不过是从前那个世界的延伸，跟想象的一样糟。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的脸上就明明白白地写着那些信息——我因为年纪小，因而无从表达，但我隐隐有预感，关于耀祖，关于耀祖的命运，早有定局。

我无法称耀祖为朋友——如果一个人你二十年里只见过三次面，说话没超过十句，也许不能将之称为朋友。他也不是我的前男友、不是亲戚，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他是我的童年伙伴。他的父亲也是我父亲的童年伙伴。我们两家比邻而居差不多七十年了。我们同一年出生，一同在那个小孤岛上长大。十五岁起，我们去不同的地方上高中，之后只有逢年过节才见面。又过了几年，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讨生活，见面的次数变成三五年一次。算是兄妹也是可以的，但我们到底不是兄妹，如果是兄妹，我得到他进监狱的消息，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想办法，而不是仅仅缩在这里掉眼泪。但是真切的眼泪提醒我，耀祖，比我以为的对我还要重要，以至于我束手无策，如困兽在屋中团团打转。

2

耀祖被抓进去的当天晚上，我试着联系儿子。就今天而言，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人：耀祖和儿子。我儿子对我的家乡非常生疏，不像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去外婆家一住就是整个夏天，现在的孩子生命金贵，时间也金贵，适应不了农村的酷暑和苦寒。他一岁那年春节，我带他回乡下过年，正月格外寒冷，冰锥子挂在屋檐上，到娘家头一天，怕他冻着，我们把他裹得像粽子，他很不自在，嗷嗷直叫唤，谁哄都不行，直到耀祖抱着的时候才停止哭闹。这是他和耀祖的第一次见面，他整整纠缠了耀祖一个下午。我们围坐在桌边打麻将，耀祖带着儿子东跑西荡。这就应该是耀祖，沉默无言，值得信赖，吃得了亏。到了晚上，孩子适应了江边的气候，也适应了耀祖，发出咯咯咯的欢笑声。之后我数次带他回乡，他仍然谁也不亲近，唯有见到耀祖，却能大大方方地走到他跟前，喊他“舅舅”，甚至他长大之后，只要提到外婆家，童年和妈妈的好朋友，我儿子总是说，妈，那个耀祖舅舅……

如今，耀祖身陷囹圄，我的儿子远在异国，我已年过四十，我以为一切翻天覆地，可是令我牵挂、折磨我的还是这仅有的几个人，我的内心无比苦涩。冷战了五天之后，我在微信上留言问儿子A-level的考试成绩出来没有。其实这只是个借口，我并不期望他的成绩突然好到天上去，我只是希望这种冷战有理由结束，并且不是以我的道歉——要是道歉的话，冷战结束就容易得多。但道歉是个坏的开始，即使道歉，也应该由他向我道歉。无论如何，我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在养育他，我在挣钱供他读书，奋斗了半辈子，现在还租住着别人的一居室呢。我甚至也没有继续沟通的欲望，因为我不管说什么，他都会顶回来。有时候搞得我灰头土脑，都不知道手往哪里摆。我一片忙乱，脑子就不转了。等我理顺了，又想争执点什么的时候，人家发来语音说，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我改变不了你，你也改变不了我，不如暂时什么也不要说了。

总之，我已经五天没有跟他联系了。但我知道他的动态。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两块可颂面包，喝了一杯牛奶；我还知道他昨晚凌晨一点还在跟别人语音电话。他的笑声通过他在英国监护人的手机传送给我，使我的心里既酸楚又欣喜。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上一个暑假因为疫情他没有回来，我去英国的签证也过期了。回想他的模样，我的儿子最让我倾心的地方，就是他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这种淡定和稳重，我以为是一种教养，也像是一种基因突变。我跟他父亲，我们这代人，这个家族里都没有这东西。我第一次发现他如此与众不同是在伦敦的街头。那是我第一次去英国，我们在街头走了很久。经过一条小巷时，天已经黑了，行人稀少，路灯昏暗，我很紧张，担心迷路、担心遇到电影里的黑帮火拼、担心招停的出租车司机会抢劫我们。

不会的，妈妈。他说，有我呢，你什么也不用担心。说完不疾不徐地往前走。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没有那么笃定，对这个地区也很陌生，四周没有参照物，但是，他没让我看出他一筹莫展。他的脚步不紧不慢，一直到灯火通明的地铁站，脸上才露出喜色，呼出一口气。

但这只是他在人前的样子，进了屋，安顿好，他一声不吭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门很快锁起来。说我们母子零交流，完全不是夸张；说他恨我，更不是空穴来风。现在，我多想跟他说说耀祖的遭遇，可是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3

在耀祖被抓进去的前一个月，我才见过他。在我小时候长大的村子，正月初三，到处都有疫情的坏消息，我们已经准备马上动身回城里去，以免道路被封。突然，我看到一辆红色的旧奔驰停在我们两家房子的过道上。我听到耀祖的屋子里有孩子的声音。还能是谁？直觉告诉我是耀祖带老婆孩子回来了。我朝着他的大门口喊了起来，像我小时候经常做的那样。长大了之后我们不会大喊大叫，但是回到村子里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放大音量说话。耀祖从门里走了出来。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七八年了。但是他认出了我，我从来没有怀疑他认出我。他叫了一声我的小名，然后就那样看着我。他老得有点狠，头顶已经秃了。一个小男孩站在身边，我知道是他的儿子，但是外人肯定会说这像他的孙子。我相信我在他眼里同样老了，但我们都觉得那不是个事。他问我说，你一个人回来的吗，你的孩子呢？

他在国外上学呢，这是你儿子吧？我假装才刚刚发现这一点。

是啊是啊，五岁。小瑞都出国了吧？他的口气里有着掩饰不住的羡慕，以及更加复杂的情绪。他说话的时候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我装着没听出异样，轻描淡写地说，小瑞成绩不好，在国内上不了好高中。

可是那要好多钱。他还是直愣愣地看着我。他小时候就喜欢那样直愣愣地看人。我假装看不见那辆奔驰旧得跟什么似的，反而提高嗓音很惊喜似的说，你买车了呀？

是啊，耀祖买车了。耀祖妈妈正等着我提起车的事呢。她喜滋滋地责备说，人家十年前就买车了，耀祖到现在才买车，还这么旧。

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说，反正都有车了。

以后回来方便了。他妈妈说，他妈妈真的欢喜，去年她还在责备他没有开车回来，如今，因为车，似乎和城市、和儿子的距离更近了，她的面色很舒展。耀祖没有说话。

耀祖的儿子在叫爸爸，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家，毕竟门外太冷了，我们都只穿着件毛衣。

但是，等我吃过饭站到门口，门口那辆破旧的奔驰车不见了，耀祖也不见了。

临时有事，老板让他马上回去。他妈妈告诉邻居们，一并也告诉我。他过几天还回来，他的老婆儿子还在这儿呢。

耀祖母亲脸上的光还在。光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昨天她脸上还没有这种光，前天，以及之前的许多天，我们大家过年相见打招呼的时候，都没有，但是，在耀祖回来的这半个钟头，光来到她脸上。她已经很老了，大约七十七八岁，但她脸上的光让她神采奕奕，看上去精力旺盛。

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耀祖也没有回来。他的五岁的儿子独自看着江面，他的脸上隐隐约约有一种耀祖小时候的模样，如果不算冒犯的话，就是那种傻呵呵、直愣愣的神情。这个东西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

4

关于耀祖妈妈脸上的光，我一路都在回味。我本人，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时刻，作为家里的长女，我的成长是无波无澜的，没有创造过什么奇迹，也没有遭遇过重大挫折。我不记得妈妈因为我而充满了光，并且，我也没有从儿子身上感受到什么光荣的时刻。承认这一点很难为情，但并不妨碍我相信，即使一百岁的人，也渴望看到妈妈脸上的光以及为儿女而感到光荣。

我儿子长到十八岁，我只有在他出生后前七年享受了一个做母亲的快乐，后来十多年，基本上就是不愉快和烦心事居多了。不，这里面还有许多快乐的东西，但那些东西藏得很深，被其他东西覆盖了。

在他七岁之前，我相信我们都是真正快乐的。那时，我的想法开放，不拘泥于那些粗糙的成功学经验，信奉快乐高于一切，希望儿子在自然中锤炼出坚强的性格，我还希望他有爱的能力，懂得给予、分享，总之，我有自己的一套。我把房子买在近郊，虽然上班有点不方便，但近郊有更多的绿化、科技馆和露天公园。别的孩子小小年纪去学钢琴、跆拳道，我则教我儿子快乐和玩耍。他每天骑脚踏车在公园里快乐游戏，并且结识了一个叫陈逸的童年玩伴。陈逸的父母在教育方面与我们不谋而合，大人小孩都非常投缘。我们两家都没有刻意选择重点小学，两个孩子同一年上了小区附近的一所普通学校。

一进小学，王嘉瑞就显示出跟别人的差距。他成绩不佳，显然不属于那种有着惊人记忆力和学习兴趣的孩子，但这没有引起我特别大的警惕。有一次，我看到儿子考了83分的试卷右上角画了一个圆，里面是一个“40”。这是什么？我问儿子。

这是我的学号。儿子声音响亮地回答我。

但是，下一张考了79分的试卷上赫然画了一个44。你的学号会变吗？

不会呀。儿子歪着头打量着试卷。我意识到这不是学号，可能是排名。班上总共45个学生，这意味着我儿子的成绩是全班垫底。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第二天下午放学，我试着走到教室门口接孩子，主动和他的语文老师聊了几句。她证实了我的猜测：那的确是排名而不是学号。她很高兴我终于来找她谈话了。她告诉我，别的孩子都在上小学之前完成了拼音和百位数之内的加减，王嘉瑞这方面基础的确很差。但是，她接着说，可以通过周末上补习班的形式让他追赶上学校的进度。

他不是笨，他只是基础差，只要家长用点心就可以了。

见我一副不是特别在意的样子，老师面露不悦：高考制度摆在这里，成功或者失败，一目了然。上重点中学，成为一个有用的、体面的、成功的人，表面上成年才能决定，事实上决定因素在起步线上，在小学、在每一天、在家长的观念里。她说得很有哲学意味。这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年轻老师，她的脸上写满了世故和阅历。她的神情里有一种“非此不可”“别无选择”的意思。她脸上还有另一层意思：你，和你的孩子已经滑在了某种危险的边缘。我一阵心慌。

直到第一次参加家长会，我更真切意识到一个成绩不好的孩子在学校里的处境。我儿子应该还是懵懂无知的，看到妈妈坐在他的位置上，兴奋地咧嘴一笑，把书包往我身边一丢就逃开了。他在操场上做游戏，等我开完家长会带他一起回家。

数年之后想起那个家长会，我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似乎上一秒还有和我一样的家长们，他们轻松愉快地交流，像我一样坚定地沉浸在给孩子一个“快乐自然健康”成长的理想中，决心当与众不同的家长。但是，班主任开口的一瞬间，就给乱糟糟兴奋着的家长们一个下马威。她简洁地问了声好，就步入正题。她列举了这个班同学的毛病和问题，说到自己承受的压力和劳累，她特别说到有些孩子，给班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家长们停止交头接耳，端正坐姿。班主任说话的时候不与我们的目光对视，无法断定她在说谁的孩子。气氛很快变得相当沉闷，甚至令人心慌。紧接着，她开始表扬起几个孩子。她指着在一旁帮忙的孩子，列数他们的优点。她一再提到这几个孩子的名字，说他们有很高的学习自觉性，不让人操心，起到了带头作用。这些孩子被挑选出来在黑板上写欢迎致辞，他们穿梭在坐满了家长的学生位置上，把老师提到的注意事项发到每位家长手上。他们表现得相当自信，有点儿像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很明显的，这几个孩子家长的表情松弛了。总之，令她稍感安慰的是，在这个糟糕的班级，仍然被打捞出五六个近乎完美的孩子，多少让她轻松了一些。不得不承认，这世上是有天赋异禀的孩子，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用突出的表现征服了老师，赢得了关注。

我渐渐发现，老师所有的批评和担忧里，都有针对我儿子的部分。但王嘉瑞根本感觉不到他就是老师嘴里那一类“粗枝大叶，上课容易分心，态度不端正，喜欢交头接耳”的亟待家长重视和修理的差生。家长会刚结束，他就窜过来喜滋滋地牵起我的手。他的手热乎乎的，额头上有残留的汗珠。他不知道我的心情已经跌到了谷底。老师说了，孩子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学习的问题就是命运的问题。上升到这个高度，让我觉得胸闷。我的儿子是个笨蛋，这个念头开始蹦出来，我的快乐教育的理论这会儿也不那么笃定了。我妥协地想，我也不想做一个天才的妈妈，我只想做个普通孩子的妈妈，至少不会让老师觉得我的孩子是个麻烦，在其他的妈妈听到我的自我介绍时，不会“嗯嗯”地打着哈哈，而那些明星学生的妈妈周围全是赞叹的声音，这个场面太伤人了。

这算是我们人生的新篇章。我隐约感到王嘉瑞不是我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活泼、机灵、乐观，有主见、有好胜心。他不是。他调皮、爱玩，特别爱热闹的场合，可是见到大人却不会主动礼貌地打招呼，也似乎对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不感兴趣，不敢看恐怖片，也没有拆卸电视机的好奇心。四岁之前他只有两个创举：一次是把他爸爸的新手机放到装满水的茶杯里；另一次是剪碎了一床被子。关于被子，我逼问过他。他用有限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很想知道剪刀能不能把被子剪碎。他一解释我就原谅他了，不，甚至更爱他了。

但他是个笨蛋。这很让人沮丧，这似乎是个事实，有各种试卷上的排名为证。

这样的情绪随着学期的深入越来越深。我对这个小学产生了一种恶感。我和陈逸的母亲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她儿子的问题跟王嘉瑞一样，她本人压抑和受辱的感觉也和我一样，即使她面对的是另外一个班级、另一个班主任和另一群优秀的学生。

我和他爸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年年拿奖学金，对我们来说，学习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想到我儿子从一年级就被认为是差生，在班上连个小组长都当不上。她的声音明显不够淡定了。

你本来就不稀罕什么组长……

我不稀罕是一回事，当不上是另一回事。

看得出，她的教育理念已经在转变。她的话让我对学校的恶感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快乐童年带来的后果没有因为我的重视而消逝，仿佛我不止让我的儿子享受了学龄前快乐无拘的时光，而是透支了人生的信用卡，要连本带息地加倍偿还一样。老师把班上的家长组成一个QQ群，每天从这里布置作业。一开始还只是布置作业。到后来，除了布置作业，就是班主任老师的训诫。班主任老师说，家长们想一想，我们这个学校本来排名就不靠前，升好中学的几率就不大，如果再成不了尖子生，这样一路下去，连个普通的三本都上不了。这些都是用数据说话的，不是我们凭空捏造。这些话隔三岔五就重复一回。许多家长点头称是，也有些无动于衷，我则被说得心灰意冷。数学老师好像长了千里眼，看到我不是滋味的样子，她在群里补充说，其实并不难，教育，任何时候行动起来都不晚。她们就这样前后矛盾又配合默契地夹攻我。基于自己是如此的容易受人干扰，我决定打起精神，试着准备按照老师的意愿来教导孩子。负责任地说，这也是违背我自己的意愿的。每天晚上我逼迫他弹琴——既然他的同学都各有特长，这一点他似乎也应该跟上去。其余时间，我督促他写作业。我坐在他对面，算是寸步不离，直挺挺地看着他的手，间或用些空洞的话来鼓励他。一旦他的笔尖在纸上绕来绕去，不落下去，我就意识到他在开小差。那时我们尚可称为朋友。我常用感情来诱导他。我告诉他，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他，我也不会。但是，越来越多的冲突则无可避免，一旦他拿回来一张排名倒数的试卷，一旦他的老师在我跟前讲他又犯了什么错误，一旦我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如此多的一旦，对我的耐心和爱心是致命的摧毁。

而且，毫无悬念的，情况没有改善，他没有变成我和老师期待的那样的小孩，仅有的几次好的表现，数学考了满分。体育测试得了“优”，我们全家就出门庆祝，就是为了强化他对此事的记忆和愉悦感和追求成就的决心。遗憾的是，这样的时候非常少，少得可怜。无论我用了多少心思，他回报我的是更差的成绩。试卷上出现他没有学过的东西，但别人同样能得到高分。毫无疑问，他的同学们不仅在学龄前就开始学习，现在仍在加速度进步。这使我无法去跟老师理论、辩解。我知道她们有一大套现成的理论在等着修正我，她们期待的是我狼狈不堪地点头称是。就算我如丧家之犬，她们也不会满足、不会原谅，最后还是放弃不管。儿子的成绩变成了我的弱点，我有时像他的同谋，是学校的破坏者和后腿，我开始躲躲藏藏。遇到他们班长的妈妈，我也装着没有看见。那些意气风发的家长让我自惭形秽。到后来，我每天像贼一样猫在学校围墙后面，等他出来，带他回家。最折磨人的是每天傍晚，孩子们在校门口和老师们告别，但在那些欢声笑语背后，藏着很难体会的残忍。另外就是陪伴做作业的时刻，我明显能感觉到孩子的疲倦。他不勤于思考，对明明白白的答案也不知情，有时明显是想装糊涂逃过去。仿佛他觉得，只要他做得够快，妈妈会布置更多的作业。别的家长的确是这么做的：如果孩子在学校把作业做完，他们晚上会拿出来更多的练习题。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再三向王嘉瑞保证，早做完早休息。他不抵抗，只是消极地摆弄着作业本，这样磨蹭到夜色已深，我们彼此都疲倦不堪为止。这个交涉过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我心里明白，比起一个快乐的童年，我更希望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有出息的人。而他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可能朝相反的地方去。我常常忍着忍着，很想一跃而起，一巴掌糊过去，打到他目瞪口呆为止。

……

试读结束，全文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