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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批评到批评史、当代文学批评史及其学科建设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绪言节选
来源:当代文坛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 吴俊  2021年11月17日09:29

一 文学批评、批评史和文学史及文学理论

在一般的、宏观的理解中,文学批评史可以或应该从属于文学史的整体范畴。但文学史的惯常或历来的内容构成,包括文学史的体例写法,主体显然都是文学作品及作家,文学史主要就是文学作品(构成的)历史。这并不意外,历史描述总有目标侧重或范围局限。批评史的脉络和逻辑在文学史中的欠缺、模糊,大多应该说既非无意的轻视和忽视,也非刻意的歧视和贬低。文学史书写的惯性路径和经验认知一向如此而已。只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观察,或者从理论建构的学术需求考虑,甚至更深地由此联系文学史的基本观念形成、审美评价标准等展开探究和反思,就会发现批评史及其对于文学史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几乎就是文学史构成的前提和条件。在学科观念和学术实践中,都有理由、也有必要充分评估批评史的独特性及其地位。

这首先和文学批评的基本特性与主要功能直接相关。何谓文学批评?我想用广狭两义范畴予以基本界定,再进行延伸演绎的释义。这是我近十年间主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研究、已经多次在几篇文章里表达过的看法。首先是一个最为简约扼要的狭义观点,文学批评是指对于具体作品、或以具体作品为关联对象的文学现象的评论和评价。这是把文学批评相对区别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范畴。文学批评突出的是以具体作品为主要对象,对作品个案的意义和价值予以论述和阐发。其中当然不排除否定性或负面评价的可能。但这种狭义的界定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也许并不能完全含括所有可能的现象,人文领域中往往会发生这种边界暧昧模糊的问题,因此需要有一种广义、宽泛的更加显出包容度的范畴界定,这种广义界定可以表述为:主旨不在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论述、关联具体作品的文学现象研究,一般可以归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这种广义界定的方法是从反面立论,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狭义的文学批评概念的正面界定。主要是针对文学实践中的复杂性而采取的权宜从宽的策略预设。事实上,国内外各家学者不乏成说,各有侧重或发明,但仍很难有严格范畴的文学批评概念定义。正无须一成不变,胶柱鼓瑟。

由此可以对文学批评的专业特征进行进一步的具体概括或描述,这种特征的概括或描述也主要是针对或区别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我对此可以大致地扼要概括为四点,即学术规范上的经验性(有别于学术刚性规范)、对象范畴论域上的个案性或特殊性(并不直接或主要诉诸理论普适性)、传播和生产过程上的特殊再生产性即资源再生性和价值导向上的不确定性。

从学术规范上看,文学批评是一种经验性的审美阐释和判断。反言之,文学批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理论概念和逻辑论述,也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评估。即文学批评是按照或出于文学审美的经验基础、具有直觉或感性动因的针对具体作品的直接判断。文学批评有可能、甚至常见为理论套用的模式,许多批评家同时身为专业理论学者,但免不了沦为削足适履之嫌。换言之,理论的直接介入往往导致文学批评的机械化、僵硬化。从文学审美的活跃性、表现形态来看,文学批评更显出非理论化的随机性,也就是非规范性。文学批评见证和考验的是批评家的审美经验、审美判断或境界、思想高度、精神向度,甚至包括了一点文学想象力的涵义,而并非主要或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理论水平。后者是文学专业的理论家和学者的验证标志。从经验性方面延伸,能够最多见出文学批评在情感、心理、精神以及思想层次的丰富内容与人文向度,其中的深广性和复杂性并不能用理论和逻辑的方式足以清晰表达和描述。在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教学教材中,但凡试图用理论模式规范文学批评(方法)的结果,主要可以归结为文学理论而非文学批评。两者存在着经验性或者说规范性的基本界限。批评的理论化(反之同样,即理论化的批评),严格说常常就是批评的陷阱。教条和僵化会剥夺鲜活、直感的文学经验,束缚、窒息批评的活力和生命。

从对象范畴或论域上看,文学批评始于或主要体现为针对具体对象(作品、人物形象之类)的判断,它的意义和价值范畴具有个案性的鲜明特点,即文学批评呈现和揭示的是特殊性的审美经验判断。文学批评的个案特征和特殊性都是源于具体对象、能够得到经验倾向确认的认知和判断。因此,文学批评的有限性或可阐释性、甚至过度阐释,往往在于或受制于对批评对象的认知程度或释义面向。同时可以认为这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文学批评因个案特殊性而获得了表达的自由,形同获得了最大合法性的自由裁量权。很大程度上这也就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具体的哈姆雷特当然重要、也是前提,但无碍于文学批评仍是自由的。从中最能体会立足于个案而获得的普遍性自由可能,正是文学批评突破自身有限性的天赋审美权利。通俗而言,文学批评勘破的是具体个案的案情秘密并因此拥有了自由引申的话语权。但并不能因此可以认为文学批评以诉诸理论普适性为目标。文学批评的实践方式和路径决定了自身结果和具体目标的限度或限制性。

在此基础上,从传播和生产过程上对于文学批评的再生产性特点的理解就更加顺理成章了。一切文学研究的基本资料(素材、原始材料)归根究底就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学理论、文学史等学术生产活动所必须(依赖)的生产原料。可以认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都是一种基于文学作品资源(或广义文学现象)的再生产活动。但和文学批评有所不同、甚至性质不同的是,文学理论再生产的方式、路径、形态和结果,主要是概念和逻辑,是抽象思维的理性认知和判断的过程,是诉诸一般原理的系统结构和体系建构,走向和归属于文学的通则和普遍性;文学理论与自身的原始起点(作品原料)早已没有了直接关系,不再具有感性、直观的现象具体性或对应性。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是指使用概念和逻辑而构成的文学基本原理体系。如果说文学理论建立的是抽象观念形态的通则和原理体系,文学史最突出的要素和形式就是作品及评价的系谱。文学史主要是以具体作品(现象)为核心、主干而建构、呈现的文学演变及系谱的历史再生产。文学史的功能主要是为文学作品(现象)建立具体的秩序和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同时进行作品评价。文学史再生产的呈现形态(著作)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客观记录编排为主,如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学现象资料编辑集成,二是价值评价为主,如依据特定文学观和历史观撰述的文学作品(现象)价值阐释和判断系统。两类文学史倾向各有其可以区分的著作体例(学术文体)的结构形式。理想的文学史著当然应该兼有这两类的优长,实际却是难得。所以,文学史再生产的要义是在作品系谱和价值评估。至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最简单的一层应该是前者为后者提供现象系谱的知识系统支持,后者为前者提供有关系谱和评价的专业认知及价值判断的理论支持。可见两者及其再生产性质和方式的殊途异趣,又互联相依。针对自身根本利益上的价值实现,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再生产性毕竟各有具体目标追求。概言之,两者属于不同专业领域体系的学术再生产,包括资源价值、方法论、评估标准、专业内涵和边界等,各有认知、使用、功能和目标方面的系统性,或彼此的系统差异性。由此构建关于文学现象范畴的价值判断依据,独立而稳固的学科知识领域及专业地位,基于技术理论视阈的宏观认知、世界观及其相对可靠的实践路径。总之,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独立主体的完善而有效的学科学术体系。相比之下,因为缺乏历史(系谱)和理论(观念)的刚性规范,文学批评的整体形象和内在逻辑就显得十分的模糊而暧昧,随机而不确定。

文学批评的再生产性特点体现为资源再生性。文学批评虽说是对文学原始资源、原始资料(具体作品现象)的阐释,具有文学(再)生产的程序功能,但自身并不因此成就独立、稳固、明确的知识系统、逻辑体系、概念范畴,无法具备历史学科学术或理论学科学术的必要条件与充分资格,缺乏历史化或理论化的高度学术性再生产程序。因此相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文学批评只能是一种具体的文学审美经验表现、一种案例解析、一种特殊话语方式。换言之,文学批评只能成为支持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方式与力量。在学术生产的意义上,文学批评既是一种文学再生产形式,同时仍然没有改变自身作为文学生产基本资源的身份、地位、作用和价值。文学批评的再生产性实际体现为文学资源的再生性——但有别于文学的原始资源即作品现象。再生性资源区别于原始资源的特殊地位及功能在于,文学批评是对文学宏观原始生态的一种特殊资源补充,有助于或共同构成一体化、机制性的文学整体生态,保障文学资本、文学生产、文学场域的专业流程和权利运行,对文学利益共同体起到基础性支撑的主体结构型态的塑形作用。强调文学批评是文学(学术)生产中的再生性资源、甚至加工型资源的特殊属性,当然也就不妨说,文学批评仍然是、不失为文学及文学学术生产过程中的新创、拓展资源,仍然是、不失为文学的一种创造性方式。文学批评扩大、丰富了文学的生产资料、学术资源和表现方式,在文学生产、学术生产意义上,贯通、联结了文学的资源、资本、机制、传播、权利的生产全过程,也贯通、联结了一般或广义的文学实践、文学思维对于对象世界认知或思维方式(包括所谓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等)的感性、知性、理性各阶段、各层面的全过程。

以上有关文学批评的审美经验性(学术规范范畴)、个案特殊性(对象或论域范畴)、资源再生性(文学生产范畴)的基本分析和扼要阐释,可以统观归结为文学批评的整体(系统)不确定性以及在不确定性中阐释和实现文学价值的人文涵义及意识形态可能性。尤其是从文学价值阐释的意识形态博弈现象和过程的不确定性来看,文学批评的特殊性作用、特别是其权利和价值导向作用难以替代。此中的关键和根源就在于,文学批评是一种权利或话语权的表述与诉求,甚至是一种以专业性为支持手段的权威性话语宣示方式。作为一种自觉意义上的文学作为,文学批评充满了文学政治的内涵和导向,最终一定会形成或产生政治文学的功能。但是文学批评自身的不确定性性格特征决定了其所代表的权利、权威地位缺乏足够或完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文学批评的有限性、动态性、随机性、多元性等不确定性,纠结、形成一种自身内在的力量博弈,很难、几乎不可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言论一致”“全体通过”的结论或价值评价。所以文学批评一般会被视为“准理论形态”——区别于(完全)规范意义上的理论形态。文学批评的刚性规范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可以有学术性,但并不能进入或成为学术范畴。在学术属性及价值层级上,文学批评无疑相对较低。当然,从积极面向、文学生产方面看,文学批评的不确定性恰是文学原始\第一现场向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过渡、提升的一种状态。如果说文学批评有别于文学原始素材,那么它就更像是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引子或预演。文学批评实际上已经“侵入”了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领域,它常常会把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作为批评的依据,虽然其行为也常常只是功利性的为我所用,并不恪守系统规范。这其实正是文学批评不确定性的典型表现方式。而且,不仅是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侵入”,文学批评的不确定性从方法和视阈、学术倾向和理论资源多方面综合来看,跨界(破界)跨域、融学科或学科交融的特征极其突出而鲜明。一如相对特定所指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资源。

那么,从规范、对象论域、生产过程、价值评估几方面论,文学批评都可谓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生产中介;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只能经过文学批评的再生产程序(中介),才能形成自身的逻辑和概念体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并不能直接抵达文学(创作)的原始现场。这也就是历史、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天然、必然的距离。文学批评在文学生态链、学术共同体中的枢纽地位和承启作用正在于此。文学批评史的建构意义和学术价值就此呼之欲出。

文学批评史的意义和价值可以针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而言,同时也是针对文学批评而言的。文学批评可以经由概念和逻辑的方法抽象提升为文学理论,两者的界限也随之明确。文学批评也可以经由系谱化的方式进入文学史领域,但相对于文学作品的系谱,文学批评不能不屈居于文学史的次要、陪衬位置。这就使得文学批评在文学史中总是遭遇到不公平的“歧视性”待遇。实际上,文学批评的特点、作用和贡献,不仅在使文学理论获得提升,而且更在于直接促使、帮助了文学史的系谱得以成立和完成。在文学史(系谱)建构中,文学批评显然起到了文学现场的资源开掘、价值发现、地位确认的文学品质的甄别和鉴定作用。文学批评由此成为文学史的程序首选并构成文学史的内容。没有文学批评的前置介入和基础贡献,文学史至少在技术上将无所适从。但是在文学史的一般书写和呈现方式上,文学批评的价值和贡献却总是无形中被双重轻视或忽视,文学批评的资源几乎一概都被直接“攫取”或“掠夺”了。撇开了文学批评,形同失落了、忘记了学术初心,虽然无碍于文学史自成一种学术体系,但也需要正本清源,爬梳剔抉,文学批评有必要、也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系谱——文学批评史将描述、阐释、评价和定位文学批评的面貌和生态、意义和内涵、价值和贡献以及文学史地位。只有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确立,才能真正确立文学批评的实际地位。只有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独立,才能真正确立自身的学术主体地位——明确自身在知识系统、方法论、价值范畴的论域界限和独特内涵。文学创作为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提供了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和原始素材(作品),批评、理论、文学史三者需要发明自己的专业工具系统(方法论)进行并完成各自的生产实践、获得文学和学术的价值实现。三者的互联关系基础是文学批评,且只有通过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确立和独立才有可能实现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学术目标:批评史建立了有关文学作品的判断经验系统,文学史才能将之形成规范可靠、可检验的历史系谱;文学理论将批评史的经验系统逻辑化抽象提升至概念和观念高度,也赋予了文学史价值判断系谱的通则和灵魂;文学史包容也宏观化了批评史,并将文学理论具体化、历史化为相对感性认知的系谱。可见文学批评史应该是、实际上也是文学生态链、学术生产链中的当然之义、必需环节。这是本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对于文学批评、批评史和文学史、文学理论的关联性论述的基点。

概括地说,文学批评和批评史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成立的实际条件或途径。从文学研究的学术逻辑及依据上考察,如何贯通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如何贯通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关系?回应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方法,就是回到文学批评的发生现场。文学批评是以作品现象为具体对象的一种审美感性、经验性、准理论表达方式,是感性和经验到达概念、纯粹理论的途径或津梁。文学批评的发生现场既是指具体批评的历史现场,也包括文学批评所构成的作品与批评的历史逻辑场域,是对具体文学批评关系的历史描述和逻辑概括。文学批评发生和历史现场的研究就是批评史研究。可以把批评史视为文学审美感性、审美经验、审美心理甚至关联广义文学审美文化表现的逻辑演绎或系谱,也是有关审美的准理论形态的历史逻辑研究及观念表达。直白简明的说法,批评史就是作品、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文学理论之间关联性现象和问题的一种历史系谱研究。

同样基于文学批评、批评史特点的描述和释义,接着具体引申论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以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的批评史概况问题。

二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及相关学科建设概述

本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聚焦、核心论题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论题既属学术(理论),也关学科(制度),且两者相互纠结,相合分离并不一致。在理论和实践的推进发展方面又各有参差。合而观之最能见出其中关联脉络和大致道理及问题所在。

从当代学术研究的宏观生态来看,可能当代人文研究、当代文学史和批评史,尤其是后者,都要相较滞后或欠发达,学术水平当然也就比较有限。这有多方面原因,比如学术传统、学术条件、现实需求等,还有一个就是学科地位问题。而且,其中也都会有政治的干预因素及程度。政治导向干预又因时代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在长时段历史中可被视为一种关键变量;在特定时期,关键变量的作用和后果则可以是决定性的。

从学术传统而论,古典研究显然最为悠久而深厚。现代学术和现代大学滥觞之初,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古典研究就最为大宗和主流。抱持传统观念立场的旧学者不论,西风东渐、浸淫和出身于东西洋学风思想的新学者,也是用新法(西方现代学术)治授古典、古代学问,如胡适(哲学史)、鲁迅(小说史)辈在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教学课程,还不存在所谓当代文学的学术或学科(课程)专门概念。稍后,文学批评史倒是有了,但也只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主干范畴还是在古典文论的论域中。古典学术的强大和厚实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专门研究和大学课程,即便是在批评史学科被正式取消(20世纪90年代)后,世纪之交至今,仍然在延续、发展、壮大着,未见有断裂、衰微、颓丧之迹。与批评史的生命力可有一比的还有民间文学的复兴势头。它们都有着历史积淀的强大传统力量的支撑和支持,主力资源的持续充实包括人力资源投放的力度都毫无消歇或逊色。近年古典学术学科依旧是中国高水平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标志性主流学科,正统地位不可撼动。这是后起之秀的新兴现当代学术学科(如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堪相比、难以并论的,遑论一向等而下之、退而其次仍未见其位的当代文学批评史。

除了传统观念和历史地位使然,必需的学术条件也并不充分具备。现当代人文学术自身历时短暂,学术发育尚不成熟,专业方向未见确定,学术学科的内涵和边界常有变迁位移。举一显例,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学批评三者的关系,其实目前仍有暧昧,学术范畴和规范比较模糊甚至淆杂,学科设置和专业课程等多显随意权宜或沿袭惯性;现代文学史下限何在?更勿论当代文学史了;或者现当代文学统而观之、合为一体?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区分又何在?如何解决或面对当代文学史的无限延长的时间挑战?诸如此类显而易见的困难问题,其实都有待解决、有待完善。或者说,当代人文学术如现当代文学史之类的学术基础、理论规范、学科制度等宏观体系,有待于相对成熟和高水平的整体性建设。也只有到进入新世纪后的近年间,这些困难问题才渐渐有了一些较为显著的、实质性的解决步骤和成效,而且目前的推进动态和提升发展的趋势非常看好。

从现实需求、其实主要就是学科发展需求上看,当代人文学术与社会、时代、学科制度建设方面发生的供求关系,多以后者的现实需求所决定。近年最突出的例证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迅速而普遍的发展,同时各高校也一律配置了相应的学院行政建制。当然在这一案例中,政治导向干预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制度建设作用。也因此可以更为鲜明、直观地见出学术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内涵及机制作用所在。在文学领域,百余年新文学、现代文学的大多数时期,即便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看起来相当繁荣,甚至一度可谓显学,但是,当代文学史的学术和学科地位并无共识认同,也并没有规范建立的急迫刚性需求。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更多是作为一种“泡沫”学术的可疑身份附庸在了广义的现代文学或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更甚只是寄生在了现代文学或文学理论的关联视阈或论域中,并没有自身的稳定明确身份归属或学术辨识标记。这直接使得当代文学史及相比更次一级的当代文学批评史完全不可能进入学术学科可行性建设的自觉思考范围。只有在当代文学史学术学科基本成势成形之后,当代文学批评史才有可能借势而出,异军突起。当代文学批评史是从当代文学史的时代大势潮流中获得自身的学科专业觉悟而有了自立门户的需求。宽泛地说,这只是进入21世纪后才发生的事。因此也就不难解释,在史著现象上,各种当代文学史已经日见其多,但当代文学批评史仍是鲜见。即使从一般功利上判断,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现实需求也就因之必然发生。

从学科地位上看,崇古薄今是普遍性常态,确有学术学科的常道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晚近新兴学科的成熟度相对不足,在既定学科体系和生态格局中处于较为低水平的状态,基本形象和话语权地位尚未充分建立,各方面的资源和支持都还比较有限。历来传统高水平大学中文系(文学院)所设二级、三级学科以下的“鄙视链”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最高端是两古(古代文学、古代文献)和语言学(多以汉语言文字学、现代汉语为重,一般理论语言学在近年才有普遍崛起态势,也难居主流地位);略次是文学理论(文艺学)或现代文学,实力或势力可能很大,仍无法抗衡两古的地位;垫底的是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之类;还没完,底线下还有大学写作等。但近年创意写作正在勃兴,势头之猛大有进入正式学科体制的前景。从这条学科基本“鄙视链”可以看出,学科地位与其历史长短有关,与学科历史传统有关,与学科整体结构中的位置有关(一级学科中总有历史形成的主流二级学科乃至三级学科,其他就只能是分枝、旁枝、弱枝)。这是就学科本身的一般情况而论,不考虑特殊变量因素的居间作用。那么,当代文学在学术学科上先天不足,无可奈何。但时过境迁,兴衰倚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逾70年,狭义的当代文学史时段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两倍。当代文学不可阻挡地累积了历史体量、化身为历史对象、成就了历史地位。完全称得上是后来居上、人文显学,虽然在学术和学科的建设历史、发展水平上相比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仍无基本或显著优势可言。当代文学的现状大势对于学科发展的导向和支持作用十分重要而深刻,可以说当代文学批评史就是因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大势应运而起的;在学科规范、学科建设上直接上承了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特别是现代文学批评史,更远溯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学脉遗产。正是有此时势、借鉴、沿用、创制才抓住了学科建设的时代机遇,附骥于文学批评史的强大传统之上,顺势而为完成了弱势学科的逆袭上位,助成新兴学科的学术增长方向。

强弱和顺逆之势有历史过程、历史原因,现状则大有利于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学科建设。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一级学科)的整体系统看,学科方向(三级学科专业及以下方向)中相对独立且完善的传统方向历来都包括了批评史——以前仅专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1990年代前后以来加入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所缺的只有当代文学批评史方向。在学术学科建设的历史逻辑和一般惯例上,当代文学批评史须随着当代文学史的学术学科合法化之后才能跟进得到正名并获得正式成立。这一进程已经在世纪之交以后开始逐步展开,且进展和成效显著。从学科建设的主要支持即学术研究基础和水平来看,除了规范体系和理论提升外,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史是最近十几年来形成的堪称现象级的历史化即“史料学转向”的直接和最大的学科专业领域方向。一方面是学科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建设,另一方面也是学科建设在具体学术研究水平提升方面的自觉努力。史料学转向意味着学术规范基础和学术系统建设的自觉获得了实际的成效和收获,证明了广义范畴的当代文学史(包括批评史)在学科专业上的成立已经不再是个有必要质疑的问题,即学科合法性再次得到了确立和夯实。

再从近年复兴、新兴的学科专业比较现状来看,前述民间文学之所以被取消了学科建制身份后逾20年仍屹立不倒,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仍顽强保留了民间文学相关部门的设置,该学科的延续和复兴在基础资源上相对少有障碍,甚至还有所保障,最大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学术共同体自身内部的坚持和支持。学术共同体的坚持和支持当然也是源于对该学科特性和重要性的清晰认知认同和共识判断,由此在观念和实践中都自觉保存甚至适时加强维护了学科延续和复兴的发展力量,学科和学术的学脉一直没有中断。一言以蔽之,学术共同体的力量维护了民间文学的实际学科地位、进而有能力产生学科复兴的权威影响效果。与民间文学较为接近、类似的学科应该还有儿童文学,且不论了。

新兴的“创意写作”情况有所不同。该学科专业(姑名之,未确认)没有民间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学科的深厚传统基础和历史承传,学术水平和实践水平相对较低,学科制度建设当然缺乏充分经验,而且人力资源或也难有稳定保障,总之在学术学科的整体发展程度上毕竟有欠成熟。不过,创意写作的发展成长仍有其独特而明显的优势条件,学科建制的现实可行性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可能的学科。在强烈而迫切的社会需求、人才和职场的实际需求形势下,借鉴国外大学尤其是世界名校的创意写作经验、规范和实践,结合跨学科、近年又加上新文科(同样也是对国外大学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方式、课程改革实践的借鉴)的新潮推进,创意写作的教学实践和学科设置已经在中国高校内部达成了广泛认同共识,并且,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学科制度建设已经实际起步,客观上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产生了辐射性影响,正显示出方兴未艾、欣欣向荣的整体快速发展态势。可以乐观预见学科制度的正式身份确立应该水到渠成,目前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最后关键时刻。

至于批评史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发展状况又有不同,可能兼有上述两种学科建设情形的部分特点或优势,同时也有自身的弱项。以古代文学批评史为主的作为二级学科专业的批评史,恐怕一时无望正式重建(也并不必然影响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治理和专业发展),但应该不会因此成为一个学术学科制度问题。因为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古代文学和文艺学(文学理论)学科可以承担甚至涵盖一般意义上的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论域,而且,批评史自身的传统及其学术发展也还有明显的生命力,看不出关系生死存亡的挑战或考验。当代文学批评史的情形就很不同了。首先是学科合法性问题,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合法性还刚建立未久,后续崭露头角的当代文学批评史则可以说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建立——尤其是新学科的合法性特别需要得到相应学术成果及水平的强力支持,以此才能真正达成学术学科共同体的广泛认可。其次就是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水平问题。近年的当代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大致可以概括为:学科基础的文献系统、知识系统建设已经开始成形,能够支撑批评史研究的学术展开;学术规范、学术范畴、学术逻辑、学术方法等体现和代表学术独立主体地位的理论建设趋于自觉和完备;最重要的是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资源相对最为充分,发达的文学批评可谓批评史的基础资源和学术生产资料,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文艺学等学科则能提供“无限”的理论资源,包括世界文学资源的利用和借鉴,还有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综合资源的直接支持。因此从学科发展的生态资源条件上看,当代文学批评史正在进入一个自由新创的学术时代。这在主观上都是对当代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一种巨大鼓励。期待产生和出现的就是真正成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成果,包括各种形式体例的高水平批评史著的撰述。第三应该就是有关学科制度上的实际设计问题了。以高等院校为主的当代文学学科的设置和发展,直接带动、助推了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协同发展和学术提升。这不仅体现为学术学科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因素的制度保障,根本上也是学科制度建设自身在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的完善和提升。从教学、科研、项目和评价多方面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反过来又作用于学科建设再生产性的整体增值效果。这是一种学术学科间互动双赢的机制运作循环过程。可以预言作为学科(或专业方向)的当代文学批评史,将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高校科研领域和教学课程体系。

综上所述,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提升和学科建设正在脚踏实地、协同推进的不懈努力过程中。本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将为这一现在进行时态贡献绵薄的加持之力。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