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好归》是一篇我向兄辈们致敬的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是家乡第一批来深圳搵食打拼的人，几十年过去了，他们遭遇各自的命运变迁，有飞黄腾达者，有黯然回乡者，自然更多的是在城乡之间游走，渐渐模糊了哪里才是家乡的无根之人。

我身边不乏这些日渐老矣的兄长，他们大多还生活在深圳，小有成就，有房有车，至少也有一职半业，做点不大不小的生意，也有举家搬回县城的，专职为儿女带孩子，或者干脆回到村里，起厝建屋，顺便搞点养殖，准备安度晚年的……他们年轻时被生活和社会的洪流裹挟着，远离家乡，异地搵食，孜孜矻矻半辈子，有点钱财和声望自然值得庆幸，更多所谓的“失败者”其实更像是人生常态，只不过在旁人看来，出走有多悲壮，回归就有多落寞。

他们中有我的自家兄长，也有村里的堂兄、族兄。这些年，我跟他们多有接触，从他们身上口中得到很多鲜为人知的深圳故事。看似在历史的罅隙里，这是被遮蔽和掩埋的一代人，因为他们的父辈在壮阔的社会背景下至少还被整体性关注和归纳过，而他们却丧失了所有“背板”，像是被打散的蜂窝，加上本身就是沉默者，如果没人肯为他们书写，就注定是社会变局和历史夹缝里的炮灰，永远消弭于天地间。

有了这些观察和想法，我决定为他们写一批小说。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具体的人，也只有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才能激起我的写作热情。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写作者，在如今这样的生存环境里，我还是坚信现实写作的意义要远超其他。原谅我的固执和愚钝，文学作品如果不能观照和反映现实，那我会对它存在的意义产生质疑。

这些小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打工文学”。“打工文学”局限于场域和职业类型，让它们的生长有了致命的“自限性”——当然，这是题外话。我更多是以宏观的姿态来聚焦人们的命运遭际，无论打工还是创业，都只是他们的生活历程，而促使他们出走和迁徙的背后力量以及命运感，在他们一生中产生的寓意和象征，才是我最感兴趣并力图挖掘和呈现的宝藏。

《好归》是其中完成得较早的一篇。“好归”是老家汕尾一带的说法，老人最后的归逝如果毫无痛苦，就是好归，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于是老家人对一个人一生的概括无非就是两句话，一是出生的时候“手脚快”，二是死的时候“好归”，这中间或漫长或短暂的过程，几乎都被有意忽略了。然而小说中的王日出对父亲的所谓“好归”却充满质疑，或者说，他作为一个亲历者和当局者，比外人更为清楚父亲的“真面目”。王日出对父亲的消解、质疑，乃至批判，不少读者可能会理解为俄狄浦斯式的“弑父”情结，或像帕慕克写《红发女人》那样，“父亲”仅仅是一种书写的隐喻（道具）。事实上，我并没有更多超乎人物和故事的思考，这算是我的短板，也是我一直坚持的理念：如果人物和故事本身足够丰富和多义，作者便无须站出来旁白（包括写创作谈阐述）。

有时候好的人物和故事可遇不可求，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也好，自己通过想象构建出来的也好，一旦成型，便自带血肉，很快就有了生命力，在被书写的过程中，也有了自我生长的意图。细心的读者大概早就发现，父亲的一生，以及他的两个儿子的经历，是作为两条明线在小说里交错铺陈的，意图极为明显，但是父亲与叔叔的关系，和两个儿子之间的恩怨，却是我没有充分想过的，它们竟然也生长得那么“得意”，让我感觉惊喜。进一步讲，通过人物关系其实也能看出人物的宿命，如果王日出和王日生也像父亲和叔叔那样在村里生活一辈子，那他们之间是不是也像清澈的湖水，一眼就能看到底？

当然，从情感上，我会对王日出这个人物更为爱护，他做出的妥协和忍让很符合我们对一个中国男人的想象。他的“出走”和“断指”其实都饱含深意，尤其是他不顾族人的反对，坚持要在深圳为父亲举办葬礼，拒绝父亲回归故土，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他内心深处的自我映射。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个分崩离析的家庭看作一个缩影，甚至当作一个人——他年少时出走，年老了，死在了流浪的路上……

2021年11月7日，深圳西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