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土族文学的发展轨迹
土族作为青海省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我国西北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以及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部分地区，甘肃省的天祝、永登、卓尼等地。作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土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兄弟民族携手并进，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大西北，创造出了引以自豪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本民族优秀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土族文学。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特别是1980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土族文学创作队伍逐渐发展壮大，一批反映本民族社会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相继问世。除辛存文和董思源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创作的作家继续耕耘在文学田地外，鲍义志、李占忠、桑吉仁谦、张英俊、解生才、祁进诚、祁建青、阿朝阳等一批中青年作家成长起来，出现了一批思想内容丰富、艺术风格多样的优秀作品。
进入新世纪之后，青海老一代土族作家依然坚持写作，中青年作家们在创作上更是活跃，加上一批新生力量的出现，土族文学也随着整个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有了欣欣向荣之势。这里仅举一些典型例证。
在这一时期，诗人祁建青转向散文创作，并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散文创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6年出版的散文集《玉树临风》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之后相隔十年，又出版了散文集《瓦蓝青稞》。如祁建青本人所言，“创作的持续伴随对故土的眷守”，“既出于一种乡土钟情，更出于一种文学自信”。祁建青的散文，最初更多地以他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为主突出了西北高原尤其是青海高原这个特殊地域上的大美，以对极地之美的渲染来展现个体生命的感悟，并对种种亲历进行充溢哲理的个性叙述，使读者在大而绵延的无限空间里感受个体生命的意义。在《黑黑的夜光杯》《敦煌》《极地玉树》《我所认识的两条河流和一条哈达》等作品中，作者依托极地高原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张扬了一种激情四溢、生命意志昂扬的高原之美。祁建青对生命的独特感悟、对生活的深入思考，使其散文创作在壮美的语言叙述中有了准确的生命意义的传导。近几年来，他积极倡导“青稞”书写，围绕这一高原独有的物象连续创作了多篇散文。
阿霞2000年出版诗集《我的河流》，这是我视野范围内见到的第一部土族诗人诗集。阿霞的诗歌以女性特有的委婉细腻，表达了对故土、对民族的审美认识，也表现出奔涌在诗人心底的诗情及其敏锐的艺术才情。她的《吐谷浑故园》《丹阳城写意》《哭嫁：遗失的泪水》《索卜滩的安昭》《白牡丹令》等诗作，不仅在想象的虚拟空间中对民族历史进行诗意的缅怀，还从家乡的古城、名胜中追寻着民族历史的遗留，触摸着民族信仰的脉搏，使自己的诗具有了很强的意韵美和艺术感染力。
师延智2006年出版了诗歌、散文集《玫瑰·家园》。师延智有着难以消解的赤诚情怀和人文精神，也有着坚定执著的诗歌观。土族家乡淳朴的民风和勤劳的人民在他脑海中刻下了不可剔除的烙印。因而，在他的笔下，他更多的是将自己作为一个民族诗人，对自己深深了解的那片土地与人民进行深情讴歌。在他赋注民族情感的想象中，我们看到了吐谷浑民族最初的崛起与鼎盛至而衰落，也看到了他作为现世的土族人，对今日铺满彩虹的家园的眷恋与热爱。
衣郎出版有诗集《夜晚是我最后的家园》和《蓝调的刀锋》。他的诗植根于本民族文化根系与传承，把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较好地融合起来，形成了开阔、厚重与极具个性的诗歌风格。衣郎书写故土的长诗成色十足，而且质量稳定。他仿佛在用长长的摘果竿择取高高在上的“往事”之果，书写故土上的人们对生命过往的记忆。评论界认为，其诗歌对生存状态和自然风物表现得形神俱备，诗歌语言生动，意象鲜明动人，情感的强度与思想的深度有机结合，呈现出令人欣喜的艺术才华。
进入2010年以后，之前已有一定创作积累的土族作家和一批新生力量共同活跃在创作舞台上，以全新的时代面貌和多样化的创作形式大大丰富了土族文学的发展。王发茂、向墨、那朝庆、李元录、祁进德、秦生春、张伟、李卓玛、鲁玉梅、陈慧遐、绿木、郭旭升等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在省内有影响的作品。
小说创作方面，张英俊、东永学和“80后”女作家李卓玛等都非常活跃。张英俊发表了《万家灯火》《日子》等小说。其小说主要以乡土叙述为主，但与那些“被想象的乡土小说”不一样，作家置身乡土生活现场，以真实的体验、诚实的态度和客观的叙述，塑造了形象饱满的人物。在其叙事伦理的客观呈现中，读者可以清晰感受到传统家庭结构与道德伦理、亲情观念与价值判断逐渐瓦解的过程。东永学在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10年以后，成果丰硕。他用自己的笔触描述土族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着力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形式描写土族人民生活，反映土族人的内心情感。他先后创作完成了3部介绍土族传统文化的随笔集，并于2017年出版了儿童小说集《天边的彩虹》。李卓玛的长篇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短短几年间，她先后出版了《吐谷浑王国》《瓦蓝青稞》《拉仁布与吉门索》等作品。在谈到《吐谷浑王国》的创作动机时，她说：“我想借这部小说为土族漫长的历史‘正名’，让世人了解这个民族曾经辉煌的过去和文化。”这部小说以其叙事之恢弘、史料之详实、想象之丰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将王国的艰难崛起、日渐衰落与个体的铮铮铁骨、命运无常融合起来，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粗粝而久远的土族史诗画卷。《拉仁布与吉门索》中穿插了民歌、花儿、俗语等大量土族民间的语言形式，相对于前两部，格调更为轻松，体现了作者更强的语言操控能力。
诗歌创作方面，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诗人，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诗歌写作者。
王发茂的散文诗主要表现家乡变化及民族风情，语言质朴浅易。女诗人向墨出版诗集《骨头里的焰火》，她的诗歌情感丰富，语言质朴，注重细微的刻画，有着灵活多样的手法，对身边的事物有着敏锐和独特的体验。李元录作为行走在高原上的土族人，立足本土意象，表达出自己对高原物象的独特理解。秦生春的作品植根于乡土，且以乡情作为主要题材，以独特的视角勾勒了自己的诗歌图谱，风格朴实、语言明快、情感饱满，洋溢着催人奋进的力量和激情。陈慧遐著有诗集《蓝色玛格丽特》《一湾清流》，青春活力的奔涌、创作激情的炽热，融化在她的字里行间。有评论者认为，“她的诗歌率真、洒脱、自由、随性，言语中透着洞察人生百态的智慧。”绿木曾获“第二届全国乡土诗歌大奖赛”新秀奖，著有诗集《小鸟之唱》《我在青海湖边等你》。其诗作擅长在日常琐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在生活体悟中寻找存在的意义，以现代汉语构建碎片化生活中的精神信仰，进而救赎日渐沉沦的灵魂。郭旭升的颂体诗用宏观的视角，将诗人某一瞬间的感动或者对生命、世界的认知，用排比句型，以“大的主题”呈现“深的思考”和“强烈的抒情”，在年轻诗人中具有一定的辨识度。
阿朝阳、祁进德、那朝庆、张伟、鲁玉梅等人的散文，也是土族文学中值得关注的一部分。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崭新而宽阔的发展空间。在我们的身边，新的英雄业绩正在展开，民族生活中改天换地的重大历史变革正在发生。因此，作家们对于社会的参与度明显增强，一些散文紧跟着时代步伐，描写着最新和最快的变化。阿朝阳和祁进德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书写了驻村日记，通过自己在精准扶贫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想，以日记体的形式，以叙述为主要表达方式，真实准确地反映贫困户致贫的主要原因，以及党和政府实施精准脱贫政策以后贫困户在“三不愁两保障”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而使读者身临其境一般了解了脱贫工作的艰辛与伟大。那朝庆的《村庄的记忆》《山那边》《奔丧》等多篇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着重反映西部农村劳动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以此揭示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懈的努力与抗争，热情讴歌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抒写了对人民顽强不屈的生活态度的赞美之情。张伟创作了《行走笔记》等多篇散文，比较诗意地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进行叙述，文字优美，语言流畅。他一些作品意象丰富、情感细腻，阅读体验上有很强的古典美。鲁玉梅也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创作了《花开乡村》《姐姐的新家》等散文，多以家乡的人和事为主，通过描述不一样的人和物，呈现不一样的审美价值。
长期以来，土族作家植根于本民族生活的土壤，通过对民族心理细微而准确的感受和把握，以土族特有的民风习俗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为底色，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散文等优秀文学作品。土族文学经历了整个当代文学发展史中的各个阶段直至今天的全新时代。我们看到，土族作家不再专注和局限于传统民族文化的抒情写作，而是积极容纳不同族群的交往经验与日常生活，对当下社会、新生活的变化进行全新的思考，并且对于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下民族乡村社会的变迁予以深情而冷峻地关注。可见，土族文学与新中国发展伟业同进步、共发展，已形成多向度、多样性和开放式的书写模式。土族作家与其他兄弟民族的作家一起，共同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学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