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农民工》：关于“人”的坚守
曾以小说《藏獒》惊艳文坛的作家杨志军，出版了他的最新力作《最后的农民工》，从荒原藏地走向城市底层，在延续其一贯坚守的对于苦难与良知的表达的同时，关注到一个常常被忽视而又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群——农民工群体。杨志军把对农民工的书写，纳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语境之中，以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为其发声立传，重新高举“人”的精神与理想主义。
一、“人”的高举与理想主义
在杨志军的笔下，《最后的农民工》的主人公常发财是一个白雪无瑕的人，他生前的最后一首诗作《雪白》正描绘了他的人格：“他宣布自己通体雪白，终生无害，他说他从冰川奔腾而来，滋润着一切陆海。”常发财的一生致力于做一个“好人”，他说：“看一个人好不好，就看他藏了啥，有的人藏的是钱，有的人藏的是心，咱农民工进城，没有别的资格，就藏着一个好心。”虽然名为“发财”，却一次次因帮助他人与坚守底线而重归一文不名。常发财的出场源于搭救落难学生，不仅重伤住院，而且身上仅有的五十六块七毛八分钱也被顺走了，但他却不愿向同为农民工的打人者追讨；为帮翠莲找孩子，他辞去体面的工作，深入深山进出工地，几次险些丢失性命；在穷困之时他依然拾金不昧，却将功劳让给郝进青，助他成了一个“城里人”；为报答信任，他坚持做水泥搬运工，最终患上尘肺病，生命的最后仍然救下一个孩子。面对一次次挫折与选择，常发财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就算饿死，钱也不能是我爹，我不是钱生出来的，我是人。”如果说老舍笔下的祥子在三起三落的过程中，逐步走向了人性的沦落，常发财则在同样波折不断的路上宣告着人性的高洁，他让我们扪心自问：“人可不可以做一个好人？可不可以不顾一切地做一个好人？可不可以不思考好坏就自动变成一个好人？”
在小说《最后的农民工》中，杨志军还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人物，马离农的正直进取感染着身边的朋友，包爷为守护心中所爱献上了生命，罩子以自首完成了自我救赎，当然也有老段的贪婪背叛，齐乐年的自私懦弱。这构成了人性的方方面面，而借此杨志军也完成了他对于人性的探讨。借罩子之口，作者谈道：什么是人呢？人和动物有何不同呢？不仅在于有智慧有信仰，更在于克制与悔罪，能够以道德约束本能，“人还是要做人，不能做野兽”。人的本性不妨是多样的，有正面有负面，有“好人”有“坏人”，但这并不影响人应当去追求高洁而完美的人性。
不得不说，这样的描绘蕴含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杨志军说“理想主义是我永不放弃的标志”，他从不愿因现实的污脏而放弃对理想人性的追求，不愿为接地气而使人物品格有一丝一毫的瑕疵。而理想主义的背后，有着作者本人作为知识分子的坚守。
二、人文立场与底层写作
作家杨志军毫不讳言其写作的知识分子立场，《最后的农民工》正是其作为知识人代农民工立言之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是高高在上的，而更强调他们同出于底层。在访谈中他曾谈道：“居高临下的体验往往带着浅薄的怜悯和虚伪的屈尊，我不愿为之。我之于农民工，一是等同，二是不如。”杨志军表示他“跟农民工一样生活在底层，完全明白他们的甘苦和种种想法。” 正是这种谦虚而审慎的立场，使得他最终完成了《最后的农民工》这部著作。
20世纪末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的出现，重新接续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随之而来的，还有研究者们对于什么是底层写作，知识阶层能否表述底层的疑问。“底层写作”本身存在悖论，其核心究竟是“底层写”还是“写底层”至今仍有争议，底层人民的自我表达固然重要，但知识水平与省思能力决定了他们表达的限度，而知识分子代言作为一种必要补充的同时又难掩其必然的疏离。
杨志军用他的方式回应了这一问题，他将自己放置于底层，与常发财、马离农、罩子等农民工一同经历生活的磨难。在写作手法上，作者有意识地选择以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结合的方式完成小说的叙述，从马离农的第一视角呈现农民工丰富的内心，又从写作者的第三视角展现农民工坎坷的命运。在自我与他者的跳跃中，小说完成了对于农民工群体立体的描绘。
实际上，作者并不愿舍弃农民工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任何一方，而选择站在一种更阔大的人文立场展开他的叙述。他的小说的主人公们既保留着农民的淳朴与工人的踏实，又有着对于知识的渴求与诗意的追寻。常发财在生存都成困难的时候，仍然用一毛钱买了一本《成语词典》看得入迷，在逼仄的煤房中从报纸上抠下字来拼贴成他的第一首诗《立交桥》，之后更形成了整整七大本诗集。马离农则爱种象征着高雅的兰花，在他的认知里“农民是可以种兰花的”，像“贾府的焦大也可以爱上林妹妹”，而后他不仅帮助船生修建了敬惜城市文化的“记忆岛”，还以《一个农民工的自述》留下了他的文字与思考。如同作品各个篇章以诗歌起首所喻示的，树木从村头走向城市，也可以成为船帮、桅杆、橹桨扬帆远航，也可以成为书柜收藏智慧和思想。这种对于诗意生活的看重，与他们的辛劳生活并不矛盾，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不放弃灵魂的充实与满足，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他们的世界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不仅有物质的渴望，还有精神的追求。
诗与真的融合，正是杨志军这部小说的突出特色。《最后的农民工》落脚在实处，书写底层人民，但这群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农民工们，并不仅仅是通常人们所以为的疲于奔命者，而是一群有理想、有情怀、有思想的完整的“人”。
三、人文精神与主体找寻
《最后的农民工》所书写的时代背景跨度很大，从最早罩子作为“盲流”进城谋生开始的80年代，到翠莲和齐乐年所代表的大批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的90年代，再到第一代农民工辛勤浇灌的种子在城市各个地方开花结果的21世纪，几乎写尽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农民工进城的潮起又潮落与城市建设的勃兴与复归。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物质欲望与人文精神碰撞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农民及工人群体社会身份地位深刻转换的时期。《最后的农民工》这部作品，借描绘常发财等小人物的命运走向，反映的正是大时代的浪潮翻涌。
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既是80年代“人道主义”论争的某种延续，也是对全球化市场化等新形势冲击的一种回应，而这一问题实际延续到了今天。“人文精神”讨论的产生本身，代表了经济崛起下社会先觉者们对于人格缺失的焦虑与道德重建的企盼。但问题是这一讨论在其时更多限于知识精英之间的你来我往，在抽象的推演之外缺少了具体而实在的落点。面对利益时人格的萎缩，面对欲望时道德的退却，面对金钱时艺术的沦落，这不仅仅是饱食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惑，更是赤裸裸地摆在挣扎向前的底层人民面前的生存选择，又或者说这是一种共通的作为“人”所必然要面对的难题。
同一时间，农民工的产生，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有现象。他们在为城市化进程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迎来了特殊的群体身份定位问题。农民工既脱离了农业生产，又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工人，既远离家乡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更不拥有时代主人公的中心地位，这决定了其在生活上的漂泊与认同上的彷徨，从而也面临更多的现实困苦与人性挑战。杨志军正描述了这样一个群体，在他看来农民工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建设者，深入制造、建筑、服务等各行各业，实际上已然“占领”了城市，却又在很长时间内都没能成为城市的“主人”。但也正是这样一群人坚守了人性的底线，他们“在城与乡、工与农的巨大失衡带来的精神苦闷中挣扎着抓取救命的稻草——那一丝心灵的平衡”，保障了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和平安定，而由此他们也反身重新定义了自己，其中的一些人乃至成为了人性的标杆。
在《最后的农民工》中，常发财本是个“来历不明的人”，流浪到梅林渡，在村人的照顾下长大，最终进城成为一名农民工，而他对这一身份却无比认同，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同乡乃至素不相识的农民工，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面对诱惑也从无动摇；马离农则不仅从普通的农民工成长为城市的开拓者，带领一批农民工成功创业，更改变了如他之名所昭示的父辈们的最初愿望，最终选择回归农村建设家乡。如同小说结尾所描述的，他们是“最后的农民工”，通过他们的彷徨与找寻、觉醒与努力，身份不再是捆绑或困惑，道德不再是两难的选择，这一代或下一代的农民工已经或者正在努力成为完整的人性意义上的“人”。
《最后的农民工》这部作品中贯穿了作者对于完美人性的信仰与对理想主义的推崇，这在部分底层文学研究者看来或许是归结到了一种想象的虚空。但将这一认识放置于故事发生的核心背景即20世纪末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与人文精神呼唤中来看，就能够理解作者正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高扬人文精神，又为之补齐了最广大的底层人民这一主体，既贴近现实又饱含希冀，最终刻画了一种坚实而完整的“人”。这个“人”不是个体，如故事的主人公常发财与马离农都不是独善其身的孤胆英雄，而是以人格为吸引，在他们的周围环绕着罩子、包爷、陶三、船生等一帮同样赤诚的农民工朋友。这表现出作者跳出了前一个时代在反思历史基础上对于个人意义上的“人”的强调，而转向一种具有号召力的“人”或者说“人”的集合。同作者杨志军一起，坚信这一群体的“人”的存在，或许能够给予今天这个继续面临变革与挑战的时代以更多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