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把城市文学看作一种文学的题材，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它的发端是很早的。中国的《诗经》中就涉及对城市爱情题材的描写，西方古老的神话中也有围绕城市展开的各类故事。如果将其看作一种文学的“概念”，其起源则有点晚。有的学人认为它起源于十至十一世纪的欧洲，有的学人认为它是一个属于“当代文学”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大家各有各的论证，也都能自圆其说。我们不拟在这样颇费纠缠的问题上下功夫。本文所讨论的“新城市”是一个相对时间而言的概念，或者直接说它是一个特指，是一座当代以来在边陲渔村的基础上迅速成长起来的现代大都市。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角度而言，对于当代中国，它的意义都不言而喻。从某种程度上说，谈论“新城市文学”只是谈论深圳这一座城市的文学，我们似乎偏狭了些，然而不得不说，这座城市的文学实在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它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什么？我觉得是一种精神。

一

新城市文学中有理想建立又很快破灭式的题材写作。早期的人们对深圳这座新城市的崛起必然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就像早期小说家喊出的：“奋斗吧，这里是一片乐土！”（高艳茹《这里是一片乐土》）然而城市建设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因此，不久之后，理想破灭的预言也随之而来。《特区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发表的梁大平的中篇小说《大路上的理想者》即一反那种积极颂歌式的文学建构，明确以“理想者”的视野来观察这座短时间内拔地而起的新城，对特殊时代背景之下深圳不可能作为“乐土”提出了警告式的预言。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能带着一种“理想”的视角洞察一座城市的现实，还原某种原始的认知，这样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一九八五年朦胧诗派代表诗人徐敬亚来到深圳。也许跟很多人不一样，他来到深圳是迫于无奈的选择，但估计也抱着某种幻想。不过，我们且抛弃这种猜测，来想象一下他来到这座城市时这里的文学吧。我的想象是：他刚刚来到这里，这座城市的文学就被一种现代的气息笼罩了。徐敬亚是支持“朦胧诗”的代表理论家之一，“三个崛起论”在中国诗坛影响巨大。作为 “三个崛起”理论提出者中最年轻的理论家，再加上朦胧诗人的身份，徐敬亚在深圳的影响不容小觑。朦胧诗论争后，徐敬亚从中国几近最北方的城市移居到几近最南端，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他的身上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果然，一年后的一九八六年，以深圳和合肥为策源地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便轰轰烈烈地席卷了全国。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叫响全国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一样，同样有冲击力，带着一种先锋和前卫的气质。一九八八年，徐敬亚在《历史将收割一切》中总结道：“作为一种历史的集结，1986年中国诗坛现代诗群体大展尽量体现了它的青年性、前卫性、民间性。”一九八六年，徐敬亚三十七岁。青年、前卫，甚至民间，这些关键词与他的气质若合符契。一九八五年，他写下诗歌《一代》:“我是慈善如火的人/我是无法预测的人／在我放声大笑前／被突然雕塑／奔向何方∥春天，连铜都绿啦／树走进血管／让头发作我巨大的睫毛吧∥以前额注视死亡／从火里走向水／多么令人诱惑呀／还没有来得及死／就诞生了／影子回到我的身体里来吧／太阳升起时／白纸上的字迹也无影无踪／我心柔似女／风，一阵哭一阵笑／大丈夫，多么富有魅力／第一朵花就掩埋了春天/苦难挽留我！／唯有你能够把我支撑／就在这里／钉下一颗钉子／我是无法再生无法死去的男人”。这应该是徐敬亚刚到深圳时写下的诗篇，一方面写命运被改变，人生转向的迷茫；另一方面，内心的坚贞与坚忍也隐藏其中。这个“无法再生无法死去的男人”注定要成为深圳新城市文学里被前置并且无法被忽视的那一页。尽管深圳是他那幅“由4个粗大黑点组成的抽象画”（徐敬亚《我一生的脚印》）中的最黑的两个点中的一个，然而在深圳，他毕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脚印”。即以“86大展”来看，当时深圳的诗人得以以群体的形式在全国呈现，不能不说与徐敬亚有莫大关系。“两报大展”中，最早出现的深圳群体是以贝岭为代表的“游离主义者”。一九八八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除了“朦胧诗派”的徐敬亚，深圳群体仍有以贝岭为代表的“游离者”（即原来的“游离主义者”，但人员有变化）和以客人、胡冈为代表的“边缘诗群”。就流派名称而言，“游离”“边缘”都有非中心之谓，二者“先锋”的姿态很明显。当然，有人会说，更多的情形下，这是一个“事件”而非“文学”。正如徐敬亚二〇一八年所说：“三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的意义与价值，早已超出‘诗界’。”但即使如此，这个影响了后来中国诗歌发展走向的“事件”仍值得我们放在“新城市文学”的开篇中进行叙述。

新城市文学的先锋性，当然还有另外的面貌。一九八六年，年仅二十五岁的刘西鸿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你不可改变我”这一话语，后来成为新城市年轻一代精神上的“座右铭”。近年来，一些新城市文学的研究者，多将一九八六年作为深圳现代文学时间上的原点，除了与“86大展”等文学事件有关，恐怕与“你不可改变我”这样的话语意识表述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个人意识的觉醒。相对于物质的欲望而言，人的独立意识的觉醒，更能代表新城市的精神风范。这与后来许多作家作品中流露出的深圳人身份意识的觉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许多从异地迁居或暂时定居深圳这座新城的人都没有归属感，尤其是那些为了生存而来的打工者，尽管这座城市做了很多努力去体现它的包容和开放。在文学的天空里，感受和想象着这座城市的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文本，比如谢湘南早期的诗作，安石榴的随笔集《我的深圳地理》，诗人郭金牛、许立志、邬霞等的诗篇。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许多作家仍然在反思“深圳人”的身份意识。二〇〇九年，作家邓一光从武汉迁居深圳。在其后来大量的“深圳写作”中，“深圳人”的身份意识一直是其作品被关注的焦点。在小说《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他明确提出了这个带有先锋性的重要问题。尽管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出于反叛和激进的姿态，却在新城市文学“怎么写”的问题上给出了尖锐的答案。

一九八八年，徐敬亚就曾断言：“这一时期，诗的重心自北向南转移。”（《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前言一《历史将收割一切》）后来，深圳的一大批诗人都写出了在思想上觉醒的诗篇，诗人孟浪在《鸟瞰的晕眩》中总结道：“语言作为至上的存在，光芒四射：诗人说出了自己，说出了他人，说出了人类，无一遗漏，无一幸免。”（《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孟浪这段话中的“诗人”群体已经自然地得到扩编，有更多的作家加入了这个以“语言作为至上的存在”并且“说出了自己，说出了他人，说出了人类，无一遗漏，无一幸免”的队伍中来。这即是新城市文学四十年来的重要变化。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当然，即使是新秩序也一直处于被打破的动态中。

二

文学除了“先锋”的使命担当为人推崇之外，慰藉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在这方面，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的散文集《哲学的慰藉》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德波顿说，哲学可以为我们带来六种慰藉：对与世不合的慰藉，对缺少钱财的慰藉，对受挫折的慰藉，对缺陷的慰藉，对伤心的慰藉和困难中的慰藉。其实除了“对与世不合的慰藉”大抵属于精神层面，其他更多地都是面对现实。这证明哲学绝对有其现实意义。而文学在这方面的作用，并不亚于哲学。相对于哲学的艰深，文学或许更贴近平常人的精神空间。

在“对与世不合的慰藉”中，德波顿以雅克-路易·大卫的名画带我们走近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因雅典公民的讼诉被送上刑场，在信仰与生命之间，他最终放弃生命，选择了信仰。这让我想起徐敬亚当年的人生。在某一领域，一个人能够以一件事引起关注已属万幸，而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徐敬亚至少留下两笔重彩。一是一九八三年《崛起的诗群》的发表，二是“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的举办。尽管自此之后，徐敬亚基本上在诗坛销声匿迹，然而这两个事件的影响毋庸赘言。德波顿在总结苏格拉底思想的独立性给其带来的启迪和激励时说：“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总感觉这句话放在徐敬亚的身上也非常合适。苏格拉底召唤我们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徐敬亚召唤我们通过诗歌求得独立精神。在其后来写就的散文《不原谅历史》中，他曾振聋发聩地指出：“神圣的、高超的、昂贵的、稀有的、洁净的精神，是你灵魂中一天也不能切断的电流！”当然，我们都看得见，这种电流在徐敬亚身上一直跃动着。他一生都在崇尚文学及其功用的内在独立性。他在一九八九年所作长诗《纪元》的题记中说：“文学不死。它的尖刻恶毒不死，它的圣洁崇高不死……世上最悲壮的，也许是文学的缄默和缄默中的不屈之光。”这不正是他自己的精神写照吗？对于我们而言，获得文学“不屈之光”的照耀，不也正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慰藉吗？

诗人吕贵品原来也被看作中国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实，他的诗歌并不“朦胧”。这在他本人和研究者那里都有辩证的论述。吕贵品之于这座新城市的意义，也许有很多方面，但是在诗歌方面，不得不说，他的诗歌因“下海”荒废多年。这个曾经以“天生的直觉和感觉”驰骋诗歌疆场的诗人，再次以巨大的能量回到诗歌现场，居然是因为身体的疼痛。生命跟他开了玩笑，而他以诗歌接纳之。近几年来，吕贵品因为患病而诗作喷涌。在每天与病魔抗争的历程中，他为这个世界献上了一个又一个有关生命的灼热文本，让人们感觉到肉体的痛苦不仅仅没有击倒他，反而让他以诗歌的方式更加接近灵魂。二〇一八年深圳作家协会“读诗特区”授予吕贵品“深圳诗歌特殊贡献奖”以向他致敬，授奖词中说：“整个二〇一七年的每一天，一个无忧无虑的、自由的幽灵，像每周三次到医院探视另一个透析者那样——吕贵品带着他的诗准时出现在每一个朋友的手机屏幕上。在疾病与死亡的步步逼迫面前，吕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怯懦与哀伤。灵魂的自救与情怀的放飞，使他的诗反而获得了一种生命意义上的大解脱、大超越、大自由。古往今来人类无法渡过的那一片苦海，在这个罹病者的笔下成为生命的劲舞与词语的狂欢。他的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随性，越来越无所谓，透析的诗人进入了一个随心所欲、随欲生诗、随诗起舞的全息表现境地。正是这种视病为友、视死如家的生死观，以及自娱自乐、自生自灭的诗学观，使吕贵品的诗歌写作进入了最自我、最自然、最松弛的状态，从而完美地实践了他所主张的‘生命诗观’的高峰体验。”我不自主地引用了这篇授奖词，因为这里对吕贵品及其生命诗歌的概述，已经精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周国平在为《哲学的慰藉》所作的推荐序中说：“哲学不只是慰藉”。其实到了这里，我想说的是，经由诗人吕贵品及其诗歌的洗礼，我们得到的也只是“慰藉”吗？

当然，作为一座新城市，深圳天然有其不足。比如人们常说的，文化的底蕴不够，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深圳作家和诗人并不多。虽然我们爱这座城市，但是确有一些事实不容反驳。深圳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有些现实因素如房价飞涨等也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生存压力，或者说让一些欲定居于此的作家、诗人望而却步，甚至已经“逼”走了很多的作家与诗人。相对于前述新城市的一些作家给我们带来“慰藉”，给这座新城市带来“慰藉”的作家和诗人也值得我们做一些论述。

著名作家邓一光于二〇〇九年被“引进”深圳。邓一光来到深圳的时间不长，但是短短的五六年内，写出了大量以“深圳”为题材的作品，代表性著作是被研究者称为“深圳三部曲”的《深圳在北纬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海天出版社，2014年）和《深圳蓝》（花城出版社，2016年）。当然，还有二〇二一年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邓一光的这些作品，在反思新城市的现代性方面有其普遍深刻性，因为一直以来他都瞄准这座新城市以及生存其中的人，将城市与寄居其中的人的那种不即不离但又若即若离的关系描述得淋漓尽致。他反思城市的贸然生长，指出“城市会发达，城市的夙愿就是发达。城市才不管别的，不管谁能不能进入，谁能不能回来……”（《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并对其发展背后所产生的大量“熵化”效应——对人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戕害，进行了极其细腻的剖析。邓一光的深圳题材小说都是围绕着新城市中人的各种困境而展开的，其小说正因为让人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同情心或同理心，而显得意义独特，慰藉的力量也更加明显。

著名诗人孙文波于二〇一〇年蛰居深圳，著名翻译家兼诗人黄灿然于二〇一三年隐居深圳。相对于邓一光的被“引进”，孙、黄二人在深圳颇有点“退隐”的味道。如今，二人“穴居”于深圳大鹏新区马峦山半山腰处的洞背村，吟诗作诗译诗，颇得山水田园之乐。大多数时间，他们隐居山中，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偶尔在市内的某个诗歌活动上现身一下。前几年，我有幸请到诗人孙文波出山，受当时某电影的影响，我兴奋地称孙老这一次出山为“诗人下山”，感觉颇有诗意。孙文波蛰居深圳，虽然大多闲居深山，但着实也没闲着。近年来他出版了好几部著作，有诗集《马峦山望》《新山水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等，另有一部谈论现代汉诗的长篇随笔集《洞背笔记》。从书的取题尤其是“马峦山望”和“洞背笔记”来看，这无疑是新城市深圳的一种殊荣。蛰居深圳的这些年，孙文波思考了许多与文化传统有勾连的诗学问题，诸如现代新诗与传统山水诗的关系，尝试写作了“新山水诗”；还思考了现代新诗与传统山水诗、咏物诗、咏怀诗、怀古诗、咏史诗等各种题材的诗歌可否融合，尝试写作了集大成型杂合体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十一首）。从形式上看，这些诗作与传统有一定联系，但更多的还是在现代诗的形制之内融合人文传统，既有传统的人文纪游体式，又有典型的现代诗思辨色彩，超越一般的写作，为新城市文学树立了新的范本。

黄灿然从香港退居深圳之后，主要从事他所擅长的翻译工作，翻译（或参与翻译）了大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众多欧美重量级诗人或理论家的诗集、随笔集和论著，如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诗集《开垦地：诗选1966—1996》及其文论精选《希尼三十年文选》，波兰诗人米沃什的散文选集《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以及演说集《诗的见证》，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理论著作《如何读，为什么读》，美国理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全集中的论文集《重点所在》《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等，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散文随笔集《小于一》，德国诗人保罗·策兰的诗精选《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诗集《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卡瓦菲斯诗集》，德国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诗选《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不过请注意，我们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其近几年翻译出版（含修订再版）的作品中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黄灿然是把他的生命献给了文学的翻译事业。当然，也正因其翻译都是带有生命温度的工作，因此他也为文学的翻译事业树立了典范。在翻译界，黄灿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口碑。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画家纪伯伦说，工作是眼能看见的爱。黄灿然的翻译工作，除了是能眼见的爱，更是一种心能感受到的爱。对翻译工作大量的时间投入，或许牺牲掉了他同时热爱的诗歌创作。这得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呀！能够使自己的生命与职业共生长。感慨至此，笔者不得不荡开一笔，做一些延续性的言说。我们常言的“文学”，一直习惯以四大体裁来进行概括，殊不知“翻译”也是“文学”重要的一部分。优秀的翻译文学进入一个人的生命，或许更能延长他的精神生命。由此，新城市文学不能不为黄灿然的莅临而有所改变。当然，黄灿然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喜爱的诗歌写作，如二〇一四年由飞地书局出版的《发现集》，不过这部诗集收录的是诗人二〇〇九至二〇一三这五年间的作品，基本上与新城市的关系不大；二〇一八年，又再版了多年前的《奇迹集》，增加了四十首新的诗作。最近几年，黄灿然还一直在写作“洞背集”系列，俨然有构思另一部新诗集的打算。黄灿然近年来的诗歌创作，相比早年有了很大变化，开始大量关注、发现和采掘“灵魂生长”的痕迹。也许隐居能使一个人的思想变得更加深刻，更加澄明，其诗中关乎生命、关乎信仰、关乎灵魂的作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清晰。这与很多研究者提出的“晚年写作”命题似有某种程度上的吻合。优秀的诗人总会有其集大成阶段的来临，就像唐代大诗人杜甫一样，黄灿然和孙文波未来可期。这不能不说又是慰藉新城市心灵的一件事。

新城市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近年来已被频然提及。许多研究者或从理论入手，或从现象入手，均对这一学术话语进行了不同层次的阐释。然而无论如何，城市对于文学来说到底只是一个“载体”，其背后的人才是最应该关注的对象。如果兼及爱屋及乌的理论，城市里的作家本身也是城市人的一部分。他们如何在这座城市中写作？如何在这座城市中表达人与这座城市的关系？这座城市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什么？他们的写作又如何造就了这座城市？这些都不是通过简单的文本罗列就可以回答的问题。我们透过这座新城市里一些作家、诗人、翻译家的写作或工作给出了零星的答案，但是并不完备，或者说一点也不完备。然而“新城市写作”即是这样，它永远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姿态当中。尤其是对于深圳这座新城而言，新的想象力和新的审美，瞬息万变。作家和诗人们捕捉到的，或许也仅仅是水中一月。新城市文学的前景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