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能给予我文学想象的城市，想必有些古老的气息，保留了旧时代的风貌，或者离繁华尚有距离，又或直接来自文学描述。例如：古希腊的城邦模型；卡夫卡《城堡》里可看作微缩城市阶层结构的城堡；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里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描述的那些不存在的城市；在博尔赫斯《永生》里，建造了城市却选择穴居生活的永生者，被他们空置的城市是无意义、徒劳和荒唐的象征；我曾居住在广州西关地区，那些温润古老的岭南风情给我带来阴郁的想象；而香港，则充满了忧郁的摩登感……

已经消失了的城市，虚构中的城市，我无法生活其中。但在城市的文学想象上，我是个复古的人，小说中的人物离科技都很远，在他们的世界里，手机和电脑更像尚未被发明出来的事物。即使是在我写过的三篇科幻小说里，故事背景也更接近是早期科幻电影，又或者是架空的。这样做，是为了获取一种陌异感，制造一种距离感。

我在广州生活了七年。在这个繁华与老旧共存的庞杂城市中，我没有把写作的重心放在现代城市的种种新潮上。车水马龙给我带来的焦灼，反而让我下意识地避免对此进行直接描绘，迫切地想遁入另一个时空喘口气，释放灵性中的想象。我在文学中所归返的，可能是一个乌托邦的城市，但这里的乌托邦，并非幸福和自由的代名词，那里充满精神恐怖和存在性恐慌。或者说，我其实没有放弃对所身处的城市进行文学表达，只是选择了一个反面，一条迂回的路线，也仿佛是有些徒劳地描绘了一个物体的影子。直接而锐利地描述现实，向来不是我追求艺术感的手段。我迷恋的那些徒劳、曲折、艰辛又隐藏着暗之光的写作，与我所目睹的现代城市的气质更为接近。在二十一世纪的城市，理想主义已是稀罕之物，必须承认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堕落元素，纯真的欲望之火夹杂着黑色的外焰。然而，重塑现代人的价值和信仰，却是城市比乡村更有能力做到的事。城市是一个枢纽，像一块海绵，吸收着来自乡村、市镇、县城的事物，语言、价值和信仰在此交汇，在此变迁，在此重构。城市必须历经某些黑暗混沌的阶段，才能如抹去浮沫般地露出清澈水面。

乡土文学在中国已走过多年。一些乡土文学中描写鸡零狗碎风俗事的手法，在城市文学的写作中得到延续：对都市人繁杂的生活进行碎片化的描摹，简单地捕捉人在新兴科技和潮流中的言行举止——这充其量换了一个大背景，并未使城市文学听起来就比乡土文学高级多少，又能反映多少新时代风貌，凸显多少写作价值。在谈论城市文学时，经典的乡土文学在如何抵达古老民族的精神领域的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说起发生在村庄里的文学，刘亮程的小说《凿空》总会以一种象征性的形象浮现我脑海。我不想简单地用乡土文学来概括他的小说。《凿空》中的新疆村庄，位于西部大开发的中心，被工业噪声萦绕的主人公，在自家土地上年复一年地坚持看似无意义的凿空行为，建造黑暗地下宫殿。这种悲剧性的形象，多少指向了生活在城市化大潮中却仍在耕作的人。这里的耕作不仅仅是指农业耕作，更多在暗示一种古老传统的归返。无论他们是渴望通过耕作最终融入城市，还是因为无望融入城市而只能耕作，在那些朴素的面孔下，其实暗含着中国人种种荒诞的欲望，在城市化的压迫下觉醒了似的，逐渐开始显露其形状，讲述人本身的故事。

《凿空》中的玉素甫当过包工头，是最早走出村庄的人，但很快被外面繁华的世界抛弃，不得不回到村庄，开始他的“凿空”。那些从城市归返乡村，带有城市印记的人，把城市的习惯和见识一并带了回去，却在故乡土地上显得格格不入。若描写这部分人的生活，那么，这样的文学作品能否归入城市文学的一个谱系？城市跟乡村原本是接壤的，发生在两者间过渡带、矛盾夹缝的文学，同样可以作为城市文学的一个分支，一种做反向观照的城市文学写作。

城市是一个核心，向外辐射它的过去，它的中间形态，以及它的未来。因此，城市文学可以着眼的书写范围，其实能超出目前所看到的形态界限。它的故事甚至可以发生在想象中的城市：“忽必烈想，也许帝国只是头脑里精神幻觉中的一幅黄道十二宫图。”后来，忽必烈汗反过来向马可·波罗描述他想象中的城市，让马可·波罗告诉他，这样的城市是否真的存在。《看不见的城市》把人的命运、精神与道德，象征性地跟一个城市的结构和进程相融合。即使那些城市并不存在，或只是根据某个真实的城市加以修饰而构造出来的，但以文学的形式，它能令人着迷，并相信城市这样一种居住形式影响了我们未来的生存方式。城市在大地疯狂蔓延、扩大和堆叠的奇迹，到底是人本身的意志还是神在推动？人类集体的意志在千年来达成的共识，便是那双看不见的神之手。城市的奇迹注定会在历史中出现，筑成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人口密集的城市，有一种天然形成的疏离感。公共交通系统里的人、街道上的人、餐饮店里的人，互不认识，无论离彼此有多近，都可以轻而易举并毫无负担地把对方当作一个符号，不必像乡村那样，碰面时总得打个招呼。《看不见的城市》在“城市与贸易之二”一节里，如此描述这种城市的偶遇：“……每次碰面时，他们都想象着关于对方的各种景况，可能发生在他们之间的相遇、对话、惊奇、爱抚、轻咬。可是，竟然谁也不和他人打招呼问候，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仅仅彼此对视一秒钟，然后转移视线，去寻求其他的目光，永远不会停留。”城市的景象如此陌生和多样，真实的交流看似毫无必要，仅仅是一次擦肩而过的对视，便能为头脑带来隐秘又安全的想象。有时，人远离故土，正是为了寻获这样的孤独感，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行走，自在又冷漠，乡村里热络的人情道德在此骤然失效。然而，一旦离开公共场合，进入谋生的工作场景，前面所述的孤独感、自在和冷漠，又被迫遣返心灵深处，不得不彼此协作，成为驱动城市运作的齿轮之一。城市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出现，在此产生了一定的因果联系。

城市给予人的心灵一半的自由，但作为平衡的代价，要同时割去心灵的另一半。城市人对于工作普遍产生的徒劳感，正源自这种几乎是等价抵消后归零的空白。城市这个矛盾重重的舞台，社会压迫与个人追求在此相互搏斗，这却也是一个文学产生的契机。残雪在《置身绝境的操练》里写道：“在我们这样具有古老深重文化传统的社会里，纯文学是一种极难产生的东西，它不但需要作家将一种逆反的个性坚持到底，也需要作家将我们文化中缺失的那种自省日日加以操练，绝不姑息自己。”城市既能吞噬心灵，也能在绝境和折磨的境况中，为心灵提供自省的镜子。它本身是中立的，心灵要在其中做出艰难的选择：是陷于庸俗的泥淖，还是在清醒的苦水中奋力渡河？

大学毕业后，我在广州西关地区住了三年。这段生活直接影响我期间写下的小说，它们的气质是一种人与环境的混合产物，最为标志性的是《西鸟》，一个发生在古老西关大屋里的阴郁故事。我跟表哥在珠江边的一个老旧小区里租房，那是一栋破败的国企单位分配房。在那栋楼里住的，很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几乎每隔一阵子就有一个老人去世。葬礼过后的楼道，落满暗黄纸钱，清晨的双脚只好蛇形走位，不敢触碰寄往异世的货币。还有艳丽的异装者从小区深处走出。曾经两次下班回家，上楼梯时，我看见一个憔悴沉默的中年男人，蹲在黑暗的楼梯平台处，一动也不动，宛若城市悲伤的游魂。我只能静静地经过他，仿佛没看见他，也不敢问他到底怎么了。

我当时在水荫路的建筑设计院里上班，负责水专业的工程设计。然而，在暴雨天，那里很快沦为黄色汪洋，所有街道在水中相互遥望，相互隔断。我经常把我们这些水专业的人比喻为大禹，大禹的灵魂从未消失，寄生在我们这些工程人员身上。然而，我不懂治水，只懂在暴雨中踏水而行，在办公室纸上谈兵。历史洪流给予城市时间，设计总监给予我学习的机会，而我依然只是一个平庸的技术人员，是大禹后裔中最羞耻的子孙。广府城市的管网图，是一座迷宫，我的意识之海将其淹没，又溢出。只要有人继续思考和生活，治水就是个漫长又徒劳的工作。城市化的意识，才是迄今为止最凶猛最持久的洪水，将全人类淹没在挣扎求存的黑夜，但我们也因此学会了闭眼游泳。

下班后，我们经常疲倦地穿过暮色中的骑楼，走进龙津东路的西关市场。那里是一个枢纽，南方人买葱花，北方人买花椒。市场做买卖，谋杀饥饿和喧嚣。饥饿感是工作日结束后的惯性，也是天然膨胀的口腹之欲。市场跟身体在做交换：蝎子护心，龙虱补肾，猪肚健脾，枸杞叶清肝明目，秋葵催乳滑肠。五脏六腑和倦怠的灵魂全然在列。我们流连烧腊店、菜摊、杀鱼档，用人民币公平地交易身体四肢，用出租屋里的小油锅逐一组装。龙津东到珠江隧道口，坐556路，有时公交车堵在纸扎铺门前，迟迟不至。下雨天，我们在雨中提着足足一个星期的菜，双手负重，苦苦等待。雨中的西关没有静止也没有流动，湿气蒙蒙的人们如在梦中踟蹰。我们是公交车中不多的拎菜的年轻人，动手烧火做饭比快餐更踏实，更能在这座大城市的永恒沉默中，维护那份不深不浅的、活着的尊严。

我们是这座城市的暂居者、孤客和游魂，前世、现世和来世共处一室，于火焰中相通。我在这间阴郁的房子里开始自己的文学营生，小说与诗歌、标点与脑中梦幻，是我与古老通灵的唯一的法术。我们也是这栋楼的最后一任租客，小区拆迁在即，不得不搬走。占地七千平方公里的广州，没有一处真正意义的废墟，它们早已登记在规划重建的花名册上。人体细胞每七年更新一次，城市千百年来一直在嬗变。人是那个人，城是那座城，那么，灵魂是否还是同一道电磁波呢？在城市居住，是一场拉锯战：塑造的与被塑造的，主体的和客体的，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清晰地被罗列在攻防地图上。在广州七年的日与夜，没有一滴珠江水愿意为我作答，我将以这份沉默，以人的姿态继续去构筑城市的庞大倒影。

离开那里三年后的某夜，我和表哥重游故地，所见之处已成暮色废墟。我望着空中某个虚无的位置，心想，自己曾在此歇息、写作和阅读。灵魂只安于特殊形体的保护，死去的人停留在原地，只有活着的人不断在城市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