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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2021年第10期|张仲全:铸剑戈壁滩——“两弹结合”参试官兵的那些事(节选)
来源:《北京文学》2021年第10期 | 张仲全  2021年10月19日08:13

张仲全,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报告文学作家班)学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常务委员,重庆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50多万字。

编者说

这是一段埋藏多年的英雄史,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的成功只是一瞬,背后却有无数鲜为人知的离奇故事与惊心动魄。“做惊天动地事,当隐姓埋名人”,这是对当年从事核导弹事业众多科学家和基地官兵人生的真实写照。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和物质条件优越的我们,能否真正体悟当时那些科学家和官兵神圣而又孤寂的心境?

铸剑戈壁滩

——“两弹结合”参试官兵的那些事

文 / 张仲全

在祖国西北大漠中的某综合试验靶场,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是伟大的科学家,也不是运筹帷幄的军中大员。他们虽是普通一兵,但依然鏖战大漠,驰骋戈壁,并亲手将我国第一枚导弹原子弹成功发射。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一路走来,留下串串感人故事……

干部子弟当上垦荒兵

徐虹和他的1000多名同乡,穿着崭新的军服,带着当地兵役机关发给的简单被装,跟着几名接兵干部在那密不透风的闷罐车里一直晃荡着,随着车轮与铁轨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单调碰撞,前几天那种穿上军装的喜悦和对军营生活的憧憬荡然全无。此时,他和他的战友们,压根儿不知道他们究竟要走向何方,目的地在哪里。凭感觉,只知道火车离开中原某城市后,就一直在驶向西北。因为随着列车的远行,他们不但经过了西安、兰州等几个知名大站,而周边也变得越来越荒凉,铁轨两旁的树木越来越稀少。接兵干部也不告诉他们要去往哪里,目的地在什么地方。

当他后来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导弹发射操纵员、在经历了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那段改变世界格局和共和国命运的难忘岁月后,才真正理解他们行程保密的重要性,也明白了父亲确实不知道他当兵去往何处的真正原因。

徐虹的父亲当时是一名现役军官。按理说,驻军部队和当地兵役机关交往都是十分密切的,是应该知道入伍去向的。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徐虹听父亲多次说过,接兵的同志当时着重对应征入伍人员的政治审查提出了特别要求,至于服役兵种驻守地点是严格保密的。

徐虹能成为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发射操纵员,不知是命中注定还是纯属巧合。早在头一年,空军在家乡招收飞行员,整个地区只有两人身体合格,徐虹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年龄较小,当时还不到16岁,于是就没有参加身体复查,继续他的高中学业。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应征入伍,和许多同学一道坐火车参军。

那时的火车都是蒸汽机车,兰州到新疆的铁路是单线单轨,前方一有来车就得避让。铁路线路也不像现在这样笔直,时常出现“Z”字形,车头能够看到车尾。西行的列车还经常爬坡,由于机车动力偏小,经常是前面一个机车拉着,后面一个帮着推。就这样,列车一路“哐当”“哐当”地喘着粗气,走走停停,经过七天七夜才到达了目的地。

能坐闷罐列车抵达驻地,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比他早一年来到此地的副中队长李西川和其他先头部队到来时,由于铁路没有修好,只坐了两天的火车,后来的路程全靠汽车在沙漠中颠簸。

入伍途中,让徐虹记忆犹新的是,在整个列车上,除了接兵干部外,所有人都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列车越往西行,天气越冷,接兵的几个干部突然间都穿上了羊皮大衣,而随行的1000多名新兵只有硬扛着。当时接兵干部也没说要带御寒衣物,也许是保密需要吧。让人费解的还不止这些,列车经过七天七夜的爬行,快到驻地时,还要在广阔的沙漠里转个大弯,并且是在深夜,把人们的头都转晕了。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行进路线也是专门设计的,就是要让每一进入基地的人失去方位感。并且都是晚上进出,让你搞不清东南西北。

天亮后,他们下车一看,才知道此时已经来到了茫茫大漠之中,而当时的基地荒无人烟,还在建设中……

这帮从内地来的年轻人,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乡村,确实有些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毕竟这儿和他们想象中的军营有着天壤之别。

还好,到达基地的当天,他们就知道了这支部队的性质和任务。大家都十分庆幸能够成为试验部队的一员,那种幸福突然来到的感觉,让他们能够理解暂时的艰苦,内心激荡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纷纷憧憬着激动人心的美好未来。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普遍短缺。不少人是抱着“吃饱饭”的目的来到部队的。可是这支新组建的导弹试验部队,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加之周围地区十分贫困,他们所面临的吃饭问题比许多部队都要艰难。一趟送粮的列车到达基地,沿途有时会遭遇好几次饥民的哄抢。时任基地发射中队副中队长的李西川,他说他在1963年之前很少吃过饱饭,他和许多战友一样,因营养不良出现了身体浮肿。

试验部队从一开始组建就走上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之路。这批新兵的到来正好赶上如火如荼的开荒种地搞生产。

徐虹和战友们休息了两三天后,在头昏脑涨、生物钟都还没完全适应的情况下,就被安排去工地修水库,成了戈壁大漠里一个地地道道的垦荒兵。

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如此艰苦,吃的没保证,心想住的地方总得有一个遮风挡雨的窝吧。没想到,工地上真还是“窝”都没有一个。等着他们的就是一片乱石遍布的戈壁滩。连队干部带着他们到老兵“驻地”转了一圈回来后,就展开了建造地窝棚的工作。这个工程很简单,就是在沙漠里挖一个土坑,然后在头顶上架上几根木杆子,再用草帘子盖在上面抹上泥巴,居住的“窝”就建好了。没有床,怎么办呢?用土坯堆砌成床沿的形状,再往里面填满沙土,战士们又用干草编织了简易粗糙的草席垫在上面,有的干脆就抱来枯草简单地往上一摊,“床”就铺好了。即使是这样的“床,”也不是一个人能够独享的,那至少是供一个班的共用通铺。

现在说说水吧。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水才要修建大坝。可在水坝修好之前,也就是施工期间,工作生活都得用到水,汽车团专门派出几台水车到几十公里外去拉,拉来的水比油还珍贵,主要是用来做饭和官兵们洗漱的。每人每天能分到半盆水,也就是早晚各两缸子。读者朋友可以充分发挥想象,这点水能够干什么?战士们每次洗脸时,只能轻轻地把嘴巴鼻子眼睛周围洗一下,也仅仅是能够让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嘴巴能说话能吃饭,鼻孔能出气就行了。

你肯定要问,如果没有来水,修水库来干什么用哟?有来水干吗不充分利用呢?

基地的南边,就是连绵的祁连山。祁连山的雪一到夏天便融化了,顺流而下。雪山下来的水冰凉、不能饮用。他们刚到时是8月份,还能用这从雪山奔腾而来的水洗一洗、搓一搓;但是这种幸福的时光很短暂,到了9月份就不行了;10月份更不用说,已经结冰了,根本就没有水流下来。他们在工地上这几个月,没有在此洗过一次澡,要洗澡只能集中到生活点去,可是生活点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因为距离相当的远。

那时,生火煮饭还得要靠煤。然而,煤炭又有限。于是,他们还不时被安排到戈壁滩上去寻找枯枝烂叶来烧火做饭。

刚到基地的时候,他们还能吃上一点儿蔬菜。随着气候的转冷,运输越发困难,蔬菜运输不可能用专列,汽车运输需要十天半月是很正常的事儿,如果是那样,新鲜的蔬菜早在途中就烂成了农家肥。所以,在冬天要想吃上新鲜的果蔬简直是异想天开。

生活条件如此艰苦,每天要干的活儿可不轻松。当时,一个火车皮装载的土石有60吨,一个班负责一个车皮,平均每人要装运5—6吨。他们首先要给火车装泥土石料,当火车到达大坝后,还得把泥土石料从车上卸下来。也就是说这几十吨的泥土石料要倒腾好几轮:首先要挖,然后要搬运上车,到了堤坝上还要把它卸下来。那时,老兵们都很照顾新战友,尽量让新兵多装筐、少抬土。两人抬土时,力气大的战友主动把那受力绳子拉近一点,尽量让体弱的战友减轻负荷少受力。

就这样,经过他们4—5个月的奋战,水库修好了。尽管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水库水源仅靠冰雪融化而来,其蓄水深度也有十来米。

粮食最困难时期,这支部队的伙食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还有过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亲自向各大军区帮他们化缘的窘境。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水库刚一修完,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又受领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垦荒地、种庄稼。

为什么说开荒种地的任务更为艰巨呢?因为,修水库,战士们尽管出力就行,而种庄稼还关系到收成,关系到今后还饿不饿肚子的生存问题,那可不仅仅是个体力活的问题。

经历了风餐露宿和肩挑背磨,修完了水库,本以为可以歇歇脚、喘喘气的,有的官兵们虽然心里很不情愿,但一想到种地能让他们吃饱饭,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官兵们看着慢慢积水的新修水库,希望水库的水能在戈壁滩上浇灌出一片片水草丰美、五谷丰登的肥田沃土,憧憬丰衣足食的美好未来。

地广人稀的戈壁滩要多大就有多大。各单位跑马圈地的负责人,乘着汽车在戈壁滩上跑一圈,面对车轮碾出的一道道痕迹,然后就对着脚下这片土地宣布,这块地是我们的啦。随后由各基层单位进行垦荒。

向戈壁滩要粮食,可得坚持长期作战的思想。上级派人运来了帐篷。虽然有了帐篷,但战士们的工作生活环境没有根本的改变。就说说这个帐篷吧,一个帐篷正常情况下睡个7—8个人就不错了,可是由于数量有限,硬要把全排几十号人塞在里面,这么多人怎么睡呢?只能人挨人侧着身子睡。战士们经常开玩笑地说,睡觉不能翻身,要想翻身也要喊“一、二、三”大家一起翻。如果谁个半夜三更要出去撒个尿、拉个屎,回来没有位子了,也找不到睡处了。要么你得左推右翻,好不容易才能找出一个睡觉的地儿。

那时的单帐篷,防寒效果差。零下二三十度,里面空间狭小不敢生火,一旦出现火灾或者缺氧中毒那可不是小事。战士们睡的都是地铺,下面仅铺了点沙土,然后在沙子上面垫了一点枯草,每个战士也就依赖那一床很薄的棉被,外加一件羊皮大衣,被窝根本就不暖和。大冬天,官兵们一个个在那里全身蜷缩当“团长”。有的被冻得实在受不了,索性到帐篷外的火堆旁烤火度时。有的战士排到站下半夜的岗哨,交岗后也不进去重新睡觉了,便在火堆旁就地打盹或者躺下。

官兵冷得实在没有办法,就用草帘子在帐篷外面围了围,然后在草帘外面堆上一道防风墙。这些做法其实也起不到什么防寒作用,大部分战士的手、脚和耳朵都长了冻疮,时常红肿得流水。

在这种条件下,部队有时候还搞紧急集合。在如此拥挤的帐篷内根本没办法整理被装,大家只有抱着被子跑出帐篷,在黑夜里打背包。

然而,现实生活对徐虹这帮新兵的考验不仅仅是这些。最让人恼火的是,入冬后当时穿的也就是一件单衬衣、单裤头,外加一套棉衣棉裤和袜子。当时没有衬裤,更没有绒衣绒裤,经常是冷风一来,顺着空心棉衣和宽大裤脚刮个透心凉,初来乍到的战士只好把双腿夹紧。一些战士也顾不上英姿飒爽,找来两段绳子将裤腿扎上以防止透风。

后来冻得实在不行了,部队到上海求援了一批绒衣绒裤,由于是计划经济,需要凭票供应,故数量也十分有限,每个班只有两套,没法分。连队党支部就开会决定:每个班的两套绒衣绒裤分开发放,这样两套衣服可以解决4个人。可是每个班有十多号人,这样还是没法满足要求。最后决定干部排长班长,都不允许买,党员也不允许买,全部让给身体弱小的战士和新兵。

戈壁滩的地表是一层包裹着鹅卵石的黏土层。黏土层是因地壳运动和环境变化形成,有四五十厘米厚,下面是沙子。当地有种说法,“戈壁滩的风,三天刮一次,一次刮三天”。狂风刮走了地表的细沙,剩下的就是黏土裹着的鹅卵石。

要在戈壁滩开荒种地,首先要把地表上面的石头挖掘出去,到了下面的泥土层,然后才能修成水渠。没有牛,也没有马和任何牲口,所有的开荒种地和破土修渠都得依靠战士的那双手。

可是一到了冬天,戈壁沙漠很快变成了冻土。水都结成坚冰,开荒时用水更困难,基本不洗脸、不洗衣服,吃水就把沟渠里面的冰块敲打破碎,然后扔到铁锅里面,用柴火一烧,待其融化使用。经常是坚冰融化后铁锅上面漂浮的全是羊粪和树叶,炊事班长便用漏勺一捞,剩下的水便用来做饭。那时的水都是从雪山流下来的,盐碱大,虽然水是烧开了,但是一喝下去,肚子就“咕噜咕噜”直响,一会儿老放屁(后来到了生活区后,采用打深井的方式才解决了用水的问题)。

垦荒时没有食堂,吃饭都在戈壁野外,天寒地冻,馒头分到战士碗里早就成了冰疙瘩,根本没办法吃。为了干活有力气,战士们就将馒头穿在一根木棍上,放到帐篷外面的火堆上烤着硬咽下去。

记得是入伍后第一个元旦,炊事班多做了两个菜,分到战士手中早就凉了,好不容易过个节,战士们只能把菜碗放在火堆上进行二次加热。虽然是热菜下肚,但由于长时间没进油水,很多战士吃进去没多久全都拉了出来。

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如此恶劣,一些吃不消的战士都希望活儿轻松一点,可是他们总有干不完的活。在很多老兵的记忆里,跑马圈地的事儿每天都有,一直干到大年三十。

新年到了,按理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那个闭塞的地方和沟通方式原始的年代,应该是人们写信最勤的时候。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写信了。原因是钢笔墨水早就被冻成了冰坨坨。那个时候生产基地里面没有电,点的全是煤油灯。接受作者采访的老兵说,你千万不要相信电影、电视剧里面的大马灯——假的。如果不是导演不知情,就是为了拍摄方便而已,因为马灯在拍摄现场不容易熄灭,也可避免火灾。

说到了电影,搞生产的官兵们平均每月还是能够看到一两场的。但是要在那样寒冷的地方看完一两个小时的露天电影可不是容易的事儿。

每当电影开演前,部队都以连队为单位,早早地集结完毕。零下30度的夜晚,整个人冻得受不了。不管电影是如何精彩、引人入胜,战士们时常都不由自主地抖动起双脚,一瞬间,咚咚响声伴随着漫漫尘土,根本就看不清屏幕上演的啥,广播里说的啥。

戈壁大漠,广阔无垠。部队要开荒种地,居住十分分散,战士们看电影自然要走很远的路,看完电影同样要赶很远的路才能回到驻扎点。可要安全返回驻地,就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个时候什么建筑都没有,戈壁滩上找不到什么大树,当然也谈不上参照物什么的,更何况是晚上。电影完了过后如果走慢了一点,或者遇到什么事给耽误了一下,稍不留意就会跟错队伍。茫茫戈壁东南西北都差不多,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记,每次看电影总有人走丢。走丢了怎么办?生火堆。每一个连队各有各的联络暗号和方式。比如一连生一个火堆,二连生两个火堆,三连就生三个火堆。有的连队或者用火把,让走丢的战士看到自己的组织,向组织靠拢。

读者朋友一定认为看场电影是如此辛苦,那么平时收听收音机应该是方便的吧?其实不然,在这里,曾经发生过有人为了听到清晰的收音机声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年,那个地方几乎是听不到任何外界的声音。那时,半导体收音机还不普及。普通电子管收音机功率小,根本收不到信号,许多人的收音机基本就是摆设。有时,莫斯科电台的短波勉强听,但是噪声非常大,反而西藏台还清楚一点,但又经常是藏语广播,如同听天书。一些不怕麻烦的人在屋外架起高高的天线,有时能够收到一点短波信号。遥测中队的一个技术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找来一段铜线,就将收音机的天线连接到电灯泡的灯头卡口上,这样一来收音机的声音效果就好多了。可能是收听的日子多了,产生了麻痹大意。一天夜里,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无意中触碰到了收音机天线,这个技术干部竟给电死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被发现。

这个听收音机被电死的事故还是基地组建数年后发生的,其实,此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已经好了不少。

在戈壁滩种地和内地不是一回事,刚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弄,于是有的连队就先挖了水渠。单说这个水渠吧,战士们好不容易把它修成,可是等到灌溉时,流水顺着这个刚修的沟渠一涌,没料到水渠边缘遇水一泡就垮塌了,水根本到不了地里去。在西北有一种说法,用沙子筑的渠远比泥巴管用。因为沙粒一层一层地结冰冻筑起来以后,遇水不容易渗透,所以也不容易坍塌。但是泥土会出现很多缝,遇水一泡就垮。为了种好粮,部队专门请来新疆建设兵团的专家技术员和西北农业大学教授现场指导,才使这一状况得到好转。

这里的庄稼一年也只能够种一季。4月底5月初开始播种,到8月底收获。开始是种小麦,因为当地原来也是只种小麦,不种玉米的。后来得知新疆建设兵团种玉米,于是又跟着种玉米。

种庄稼自然要耕地,当时耕地除了用铁锹翻耙,更多的是用人力拉犁。一架犁铧往往需要几个人才能拉动,战士们的肩膀没有一块好皮肉。

尽管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劳作,可是第一茬青苗出土不久大多枯死了,好多战士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失声痛哭。经过分析,主要原因是盐碱地把小苗给烧死了。当地有句俗语“秋压碱,春返碱”。虽然在年前用水浇过耕地,但开春又返碱了。

后来他们发现在低洼处,沙土沉淀多的地方幼苗成活率很高。于是部队官兵又很快行动起来,专门寻找沙土地进行开荒补种。

刚开始时,由于水库刚修好,主水渠还到不了所有的庄稼地,为了解决灌溉问题,官兵们就向附近的农民学打井,也就是挖池塘。没几天,生产基地到处都是直径10~20米的水塘池子。时值5月,冰雪消融,地下水位较高,一般挖个7~8米都能见水了,所以也容易蓄水。刚开始,不知如何挖,一个分队挖一个,到处是战场,但是水不深,机器一抽很快就见底了。于是又改成打井式的,也就是集中挖井,直径只有7~8米,专往深处挖,经常是挖个十几二十米深,这样抽水机也能相对吃得饱一些。在这里说明一下,当时的抽水机不是用燃油的,而是烧柴火的蒸汽机。

第二年,大家都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种,什么地方不能种,把能种的地都种上。西北地区有个优势就是日照时间长,粮食生长比内地好,收获也颇丰。

部队鼓励技术革新和科学种地,官兵们干劲蛮大,时常跑到几十公里外去寻找羊粪,那个时候的庄家长势良好,抽棵也很整齐,小麦亩产达到了300多斤(当地的很多农民亩产也就100来斤)。后来,他们还种了玉米,产量更高。

自从地里有了收成,官兵们慢慢地能够吃上饱饭了。后来,各个连队还先后种上了白菜、萝卜、西红柿、胡萝卜等新鲜蔬菜,试种的哈密瓜、西瓜也获得了好收成。官兵的餐桌也变得丰盛了。连队还饲养了生猪,战士们偶尔也可以开荤打牙祭。

……

(试读结束,全文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