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两年前，我跟迟子建老师表达自己想要出版她的作品的愿望。当时的想法是出版一部中篇的单行本，要小而美（受不了丑书，我属于“外貌协会”），因此要精装，要小开本，要让人见了就得拿起、拿起就放不下。因为“顾虑重复出版太多”，迟老师委婉地拒绝了我。

“顾虑重复太多”的名作家当然不止迟老师一个，那段时间我被这个理由拒绝过很多次，以致我想了很多“重复出版”的问题。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在三里屯（因为公司在附近，我午饭后常在三里屯商区散步），这里是全中国时尚潮流的尖端之地，路上行人永远如织，你偶或能见到十分新奇的装扮，仿佛穿越古今，时空感完全混乱。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脸上的表情，都像是有所求的——我知道这就是所谓“时代的烙印”，是汉服或外太空服也掩盖不了的当下的印迹。这就让我想到，“经典”固然永流传，但不同时期的“经典”自会有（也必要有）时代特色、时代烙印。如果身为作家，却不能理解当下的时代，那么必然也会失去影响当下读者的创作力，那样的写作其实也纯属无效写作。

而能理解当下时代，又能成为经典的作家，真的不多。

我从事图书编辑职业的时间并不长，但关于“文学经典”的事情我却想得很多。我就职所在是作家出版社经典文库编辑部，从这个称谓就看得出来，它的创立便是为“经典”存在的，而它也确实如此，至今以出版文学史上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见长。换句话说，我们编辑部已经出版的、想要出版的，只能是已经成为经典的、即将成为文学史经典的作家作品——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来自我个人：我总以为既然当了编辑，之前又读了那么多年书、受益于如此众多的文学作品，那些影响过自己的作家作品，总归有一天要做成书的。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自己也当过一遭编辑的人生。

那天在三里屯，被迟老师（以及其他名作家）拒绝的我，想到的是关于时间的问题。我想，我依然在做书，经典也依然会留存……总之，我能做的，不过是让自己——不改初心，以及，继续等待。

提到初心，当然又会提及让编辑们丧气的话题了。近年来图书市场不断萎缩，以及资本市场对几家民营出版巨头的加持，使得留给作家出版社这类传统的文艺类出版社的空间不是太多了。但我们依然在尽己所能，想在有限的资源和条件下，把图书出版的各个环节都做得好一些，更好一些，尽力在线上线下拓展更多一些的空间——这一切，也不过是源于编辑们的初心。

巧合的是，三里屯“顿悟”后不久，迟老师忽然电话问我：“打算干图书编辑干多久？”

“我会一直干下去啊！”我回答。

但我内心已经了悟，问的是“初心”。出版编辑这份枯索无趣的职业，若不是有强大的热爱，确实不值得留恋，这是迟老师问话所指。当然，也鉴于我是从“机关身份”到出版社做编辑的，迟老师才会有这样的疑问。

得到答复之后，迟老师说：“我以前的责编没有一名是作家的，因为你是写小说的同行，我期待着，要不交给你试试？”

之后跟迟老师沟通编辑思路。没有想到的是，她交给我的是她全部的中篇小说作品。而她想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面貌呈现，身为编辑，这当然需要我先熟读全部作品。尽管这些年陆陆续续读过不少，但想到以编辑身份来面对它们，我依然觉得自己底气不足。

于是我们编辑部（两名编辑）开始四处寻觅迟子建中篇小说。首先是网购，而她的许多作品已经断货多年，电商平台上搜索，一屏都是让人灰心的“缺货”字样（当然对我们来说，多年缺货其实是好事）。间或有些二手书商家以高价售卖，我们就一本一本地买来。这样搜集，终究也没能齐全。好在我是北京市内几家图书馆的常客，每周六必去，朝阳区图书馆的借阅书架和期刊阅览室帮了我一部分忙，我在那里的旧期刊上找到了部分早期作品。只是迟老师的中篇小说数量多，创作跨越时间长，最后几部遍寻不得的作品，我只好向她求助。她早期一直是纸笔写作，她坦言用电脑写作比较晚，因此早期许多作品都没有电子稿留存。但她把手上仅有的一些书寄给了我。

这时是2019年岁末，深冬。

随后疫情突如其来。春节后居家办公，日子先担忧，后无聊，逐渐却也风平浪静了。我们编辑部今年出版的几个“大部头”，都是在去年疫情最严重期间完成编校工作的，包括一千多页的《堂吉诃德》，六百多页的《巴黎圣母院》等。回想那段时光，看一会儿《巴黎圣母院》，再看一会儿迟子建作品，倒是有一种时空穿越般的深邃的宁静。人是宁静了，但时间却悄悄加快着步伐，读完迟子建所有中篇小说，不过瘾，又读了她所有短篇小说。倏忽已是盛夏，复工复产，希望这东西，终于像乌云后的日光一样，渐次显出踪迹。这期间，她从未催促过我的进度，每次说起，都是“不着急”。

我花了几天时间写这套书的编辑方案，也许是有太多阅读感受累积在心里，写完才意识到邮件已达三四千字——如今浓缩起来，不过两句话，一是按主题编排，二是要好看！

当然要好看，这么好的小说，值得最漂亮的封面。

封面装帧设计，也是花了我们编辑部最多心思精力的。作家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余华作品”书系广受好评，从设计到发行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余华是男作家，风格与迟子建大相径庭，显然不合适。于是我们把编辑部近年已出版的名著的封面发给迟老师挑选，想知道她的喜好。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经典”两个字在蛊惑着我，我不想要转瞬即逝的流行，我想要的是永不过时的“经典”。于是我发给她的，是莎士比亚、契诃夫、鲁迅和四大名著……

我们编辑部一直合作的设计师，在读过迟子建作品之后，设计出了几套初稿，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设计师的用心让我特别感动的地方在于，他找到了作家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北极村童话》扉页，将那张扉页上的大眼睛小姑娘做了全新的设计。

随后我们发动了数十位设计师，开始了编辑部历史上最大规模、气势恢宏的“比稿”。其间过程一度让数位设计师灰心，当然也让我们灰心，但编辑们在这时候能做的，不过是加油鼓劲，提供思路。于是我们每天轮番在期待和沮丧中度过，期待着惊喜，也在沮丧中振作。

给出我们惊喜的是设计师好言好羽老师，他才华横溢，又敏感认真，必然为这套书“锱铢必较”，从始至终与我们编辑相爱相杀、折磨与被折磨。这当然是编辑与设计师最好的合作模式。

最终等到了好的结果。一切都为这个“好的结果”。

按主题编排，我觉得是对作家的尊重。对小说作者而言，永葆创作力十分不易，而其实大部分杰出的作家写了一生的题材，归纳起来也不过三四。对迟子建这样能一直写下去的作家来说，将她不同时期书写同一题材的作品并列，才能更显出时光的印迹，更凸显作家不被时光消磨反而越发光亮的创造力。

从我跟迟子建老师联系，第一次表达自己想要出版她的作品的愿望以来，两年了，十本“迟子建作品”已经摆在我们编辑部办公室的显眼位置，时光仿佛把很多记忆都运载到未知的黑暗中去隐匿了，然而总有书这样的看似过时的东西会留下来，替作者、读者，也许还有编者，保存着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