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惠雯的创作在回应人类现实处境时的独到之处，她用的并不是直面当下的方式，而是借着记忆的特质而将当下处理成一个“异质”的时间形态。即，比起记忆，以及记忆中所包含的情感价值，当下反而变成了一个“例外”。

读张惠雯的作品，给人带来的直观感受是平衡的。她的叙事并不那么先锋，也不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奇崛。但，你仍然可以在阅读中觉察到她的文本与传统的叙事类文本之间的差别。独特的叙事节奏和个人化的视角选择，不但使短篇小说成为了作家创作最为适宜的体裁，也帮助她更迅速地找到自己的语言。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表面上看只是篇幅、字数上的差别，实际上却发端于两个不同的源头。长篇小说强调的是时间，是在一定的故事时间内，以一定的时序来完成叙事；短篇小说则突出空间，淡化时间，强调故事的某一个切面，为的是营造某种典型的状态，或一次剧烈的冲突。长篇小说可溯源至史诗，短篇小说则是由古典戏剧发展而来，故而在形式和表现效果上都有着极大的不同。张惠雯对短篇小说的执着，意味着那些独属于她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与短篇的诸种特征能够高度契合，这也就水到渠成地形成了她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在南方》到《飞鸟和池鱼》，虽然小说所涉及的现实背景由作者的现居地美国转回到了家乡那个凋敝的小城，但总体来说，这些作品的风格是有高度的一致性的。关注人物的内心风景，并善于开掘这些风景自身的画面感及音乐性，使小说呈现出一种诗意的美感。

一

张惠雯善于把对人物的关注放置于其心理感受的层面，她耐心地剖解他们的各种情绪，不自觉的内心变化，以及微妙的各种感受。但无论如何，这些心理活动并不是封闭的，它们显然渴望被体会和理解，也渴望进入到自身以外的那个更广大的世界中，与具体的人和事件，乃至环境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作者所关注的心理，是伦理化的心理，她所着重处理的人物情绪，是一种渴求被召唤与认同的情绪。以此为立足点，作者试图联结人的过去与现在，并在离去和归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也因此，这部小说集中的大部分篇目其实都是在处理记忆的问题，或者说，是建立在作者记忆基础之上的创作。关于记忆，以及记忆的悖论，已经成为文学作品无法绕开的一个主题，普鲁斯特式的现代叙事与其说是在追溯那些记忆指向的往事，倒不如说是在思考记忆本身。也许没有什么会比记忆更单纯，它将所有的物质实体转变为纯粹的意识材料；也没有什么会比记忆更真实，一切的记忆都需要建立在真实之上，谎言很容易被遗忘，因为人并不愿意记住它，除非它造成了什么可怕的后果。然而，当我们在分析那些具体的记忆内容时，却不得不承认它们多半来自于记忆者本人的选择和立场，是极其主观，也极为有限的。人往往愿意记住什么，就记住什么，愿意相信哪些记忆，就相信哪些记忆，在这个层面上，记忆，或者说启动了记忆这一功能的人性虽然向往某种简单而自然的善，实际上却落入到自身的复杂与混沌当中。《飞鸟和池鱼》和《昨天》中的主人公，便是陷在这样的记忆漩涡里。他们并不愿意去追究那个被称为是“事实”的东西，但真与假的问题却如同经久不散的亡灵逼问着他们的内心。在这里，记忆成为了一个承载情感的容器，肯定记忆，就是肯定情感，也就是肯定了过往某些人生片段的真实性。反之，如果记忆中的某一部分内容被颠覆，被反驳甚至只是被篡改了，那么情感所指向的整个价值体系就面临着崩塌的危险。母亲失去了记忆，这是否意味着她与“我”之间的情感纽带也会被斩断？而少红的存在与否，则决定了“我”二爷全部人生价值的判断。总之，面对记忆我们不得不遭遇的那个悖论是，过去已经不复存在，于是也就无从修改，它变成了一个既定事实；但借着记忆去保存的那个往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又渐渐陷入到一场信任危机之中。如果过去的一切是真的，那么我们将无法面对全然变了面目的当下；而如果相信并且接受当下，那么往事的终结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记忆在这里充当着一个尴尬的角色，人们既想肯定它，也想否定它。既依靠它，又想放弃它。它似乎掌握着一些秘密，或本身就是一个秘密，当我们不得不凝视和理解它时，它向我们展开的，是一个个突如其来的，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的生命片段，就像一道道还没有被解开的难题。

二

也许，记忆之所以常常表现得鲜活而顽强，恰是因为它与现实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巨大落差。这个落差甚至能够成为一切记忆形成的前提。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激情驱使着人去回望，回忆，乃至产生回归的冲动？小说《昨天》和《良夜》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因着某一些巨大的原因与他们过去的生活整个儿地割裂了。除了时间和距离，还有各种人生的境遇，比如变故，比如疾病。如果说，希望来自于未来的不可知，那么能够引发回忆的，往往是过去的不可及。因为一些无法改变的事实，或者不可弥补的遗憾，回忆不但成为一个必要的行为，同时也构成了人在面对自己生命流逝这一确定事实时的必然姿态。作家假设了她的主人公们在面对这些回忆时的不同反应。但无论如何，回忆的内容并没有带来现实的改变，作者固执地希望它们在时间的隧道深处保持着某种“本色”，从而呈现出一种封闭的状态。这让人想起作者另外的一篇小说《十年》（收于小说集《在南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我”始终没能对当年的离婚释怀，十年后，他渴望与前妻延续之前破裂的情感，但这种希望落空了。发生过的一切仿佛被作家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了一个密闭的盒子里，变得沉重而坚硬。也因此，男女主人公都没能绕开这个“盒子”，与当下和谐相处的唯一方式就是埋葬过去，但对过去的埋葬越是完整，越是彻底，记忆的坚硬度和沉重感便会愈发刺激着人的感受神经，它让时间不再如人们想当然的那样去静静流淌，事实上，时间从来就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流淌，仿佛不会留下任何印迹。

这就是张惠雯的创作在回应人类现实处境时的独到之处，她用的并不是直面当下的方式，而是借着记忆的特质而将当下处理成一个“异质”的时间形态。即，比起记忆，以及记忆中所包含的情感价值，当下反而变成了一个“例外”，人若要将这种“例外”扭转为“常态”，或要怀着一颗所谓的平常心接受正常时序的生活，就必须先面对和处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记忆。现实的真确性来自于记忆的真确性，因着记忆的被接纳，被理解而被接纳和理解。在面对因记忆的强势而造成的这种落差，这种巨大断裂时，当下生活在作者笔下无一例外地变得无奈或者空虚，虽然最后它还是被渐渐接受了，但这种接受是带着巨大的遗憾，带着过去的伤痕，带着逃避和沮丧的心态的，这是小说中普遍弥漫着的悲剧性所在。

三

《涟漪》和《天使》都可以被认为是与欲望有关的故事，前者通过空间的置换释放欲望，后者则通过时间的跨越来表现欲望的虚无本质。空间是稳定的，《涟漪》中的“我”与女主人公在赶赴外地的一次笔会中邂逅，从此“我”多次以公务为借口，来到爱人所在的小城与之偷情。然而当事情过去了很多年，当这样的风流韵事总是照着它本该有的结局被吹散湮没，“我”却又一次选择来到这个小城，追抚那曾经的欲望留下的痕迹。小说并没有进行什么道德追问，而是将重点放在“我”对过去的怀恋上。但“我”怀恋的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我”能够记得的又是哪些内容呢？作者写道：“一个人在故地重游时内心那一波波的涟漪、他被一个细微事物突然牵动而产生的痛楚、那种面对苍茫的时间却感到生命空空如也的怀旧和孤独……这一切，对所有别的人别的事物都没有任何影响，都毫无意义。”如果说，女人，和与女人有关的一切曾经的风景，是他记忆的内容，那么他记下这些的目的，其实指向了一种更本质，但也更抽象的东西，那就是“价值感”。记忆让他成功地摆脱了置身于茫茫人海中的孤独，即便没有摆脱，他至少仍有机会在人海中独自回味这孤独。那么，这孤独便成了有意味的孤独。“意味”，或者说“意义”，似乎是作者真正在意的东西。“家是我的牵挂、责任和休憩地，却没有成为我的‘内在’。我的生命和我的家庭，它们亲昵地并行，却永远不可能交融。”面对悖德所造成的危险和亏负感，“我”以“内在的我”作为理由回避了这个矛盾。是的，这个“内在的我”正是记忆的主体，它通过记忆这一面镜子将自我的内在作为一个不断窥视和回顾的对象。

但也因此，以“镜像”面目出现的欲望，其本身就是瞬时的，戏剧性的，也是无始无终的。作为对《涟漪》中所遗留下来的伦理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天使》所展现的娴熟技巧和思想深度让人赞叹。小说中“天使”这个意象，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女人，也可以是一种幻觉，一种冲动，正如但丁笔下贝雅特丽齐的化身。《浮士德》中的那句经典叹喟“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这里的“女性”到底是否仍然是一个拥有肉身的女人呢？即便她是以肉身的形象出现，甚至用肉身点燃了一个男人的激情。就如那个欢爱过后便果决离去的女同学，以“天使”的形象永远停留在“我”的记忆里，但就在同时，“我”要面对的还有父亲的故去，他的死亡，老宅的衰败，是另外一副记忆的面孔。这分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维度：一个是带着虚幻色彩的希望，另一个则是对某些既成事实的无望；一个立足于被裁剪下来的，时间的片段，另一个则相当完整地构成了人一生中的部分事实。

在一次次处理记忆的过程中，作家探知到了记忆的边界，它无法触及的、处理的那一些东西，具体说，那是她的主人公们不得不一次次面对的“此在”。在如此的存在事实面前，借由记忆所构建起来的一切残留的美丽，隐约的期待，乃至深刻的悔恨，都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变形”。其实记忆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就如飞鸟与池鱼的距离，当它们被放置在同一个环境里的时候，其差异性和丰富性才会被强烈地表现出来。但也因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是无法自存，也是无法自足的。正因为与人所处的现实紧密相依，与人对现实的感受息息相关，记忆才完全属于人，属于文学的书写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