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初，我应《求是》杂志之约，去写人民英雄麦贤得。

十年来，我的报告文学创作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型，从当初写人物写事件转而写思辨写历史，一直在从事一系列报告文学的创作，一共写了四本书：《大国商帮》《中山路》《横琴》和《家园》，构成了“追寻中国现代化脚印”的四部曲。

我现在的创作和当初相比，无论从题材到体裁都发生了变化，创作的核心已经从人物的内心到了宏观世界，这个跨度是巨大的，这种变化，使我无论从采访到资料的收集，到最后主题的确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今我又要回归到写一个人物，而且是一位英雄。写一个人物，和去写一个事件，进而去写一段历史的进程，采访工作，资料收集，思考维度，结构编排，文字表述都是不同的。写人物需要感性，写思辨则需要理性，这是两种创作方法。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是因为我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思维的艺术活动，你要有所追求，你就不能不断地重复自己，否则你极易变成不断地制造文字，而慢慢地失去激情失去思考。没有激情，没有思考，没有追求的写作，那是作文，不是作品，那是文字，不是文学。

这次写麦贤得，写一位英雄人物，使我感到自己的创作有一种回归，又回到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上来。我应该要怎样写好他呢？

这些年来，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建党100周年，我们有不少作家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作品。但真正的文学是一门艺术，艺术最大的忌讳就是雷同，而麦贤得从1965年开始，就一直在被宣传，曾经被宣传成家喻户晓的人物，今天，我要怎样才能把作品写得不一样？

麦贤得是一位接受过共和国所有主要领导人接见的英雄，从毛泽东主席到习近平总书记，这在中国所有的英雄模范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几十年来，他也被宣传得十分充分，渐渐地变成一个让人仰慕，但却不好学习的英雄。

英雄也是人，而人是千人千面的，文学是一门描写人的艺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所描述的人，一定是有着其独特的一面，这才是文学去描写他的价值。而我们当下的一些报告文学创作，慢慢地把文学的基本宗旨丢了，变成了只有报告，没有文学。

我怎样做得不一样？

我们常说，报告文学七分采访三分写作，这是这类非虚构文学的一个特点。但采访并非一问一答就能完成的，在一问一答外下的功夫，往往是把作品写厚实的作家追求。对麦贤得本人及妻子的采访，实际上只能停留在他个人的经历上。但我认为，麦贤得这样的英雄是时代的产物，把产生麦贤得这个英雄的时代背景分析清楚，这是需要作家在采访外下功夫的。

为此，我做了四个方面的努力：一是，研究了成就麦贤得成为英雄的那场“八六”海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然后在作品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还原了这场海战的来龙去脉，细致地刻画了麦贤得在战斗中的英雄行为；二是，查阅了大量医学资料和请教医学专家，来详细说明一块弹片打入脑子以后，抢救手术的难度和生命的毫厘之间，并记述了麦贤得几次脑部手术的过程，让人们明白英雄不仅仅在是战场上；三是，这样的脑伤会有怎样的后遗症，它又是怎样折磨着活过来的麦贤得的一生，今天的麦贤得为什么还是英雄；四是，麦贤得能活到今天，又是得到了多少人的扶助，尤其是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李玉枝，用充满着感情的文字，刻画这位英雄背后的英雄。

在创作主旨上，我采取把英雄还原成一个人，然后告诉读者：麦贤得在一个炮弹的爆炸中成了英雄，却用一生的努力来维护这个英雄的称号，使他在50多年后，仍然是一个英雄。

我努力地把在采访中，不断地因为感动而泪水涌出的感受，文学化地表现在我的作品中，努力地把麦贤得塑造成一个可亲可敬可学习的人。

思考成熟以后，我给《求是》杂志写了一篇一万字的短篇报告文学《人民英雄麦贤得》。然后又写了一部三万字的中篇《英雄和他背后的英雄》，发在《北京文学》上，两部作品都获得较好的评价，还获得了《北京文学》当年的“优秀作品奖”。

之后，广东省作协和花城出版社，又鼓励我再写一部长篇，他们认为麦贤得的故事，在当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是，我又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脚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