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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需求下的出版使命

《鲁迅全集》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一个里程碑，在编辑体例、文本校勘、题解注释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作家全集、文集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宝贵借鉴。1938年第一种《鲁迅全集》（20卷）出版后，又陆续有1956年版（10卷）、1981年版（16卷）和2005年版（18卷）问世。中国现代历史上享受如此待遇的，惟鲁迅一人。鲁迅逝世后不久，文化界人士组成《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设立了“鲁迅全集出版社”，规划鲁迅著作出版事宜。后因战事迫近，纪念委员会决定由“复社”设法组织出版全集。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20卷的《鲁迅全集》于1938年正式出版。除印行普及本外，还用预约征订募集资金的方式，印制了纪念本。全集前10卷收创作和杂文如《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坟》《热风》《南腔北调集》，学术专著与古籍辑校，如《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唐宋传奇集》等。后10卷收鲁迅译文，涉及俄苏、日、法、德等十几个国家近百位作者的作品。

由于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鲁迅的著译及古籍辑录，全集收录不少业已绝版多年的著译如《月界旅行》《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及《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等未刊稿，对保存和传播鲁迅遗著起到积极作用，为以后编纂的各种类型鲁迅著作（全集、译文集、选集、单行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卷全集在1946年、1948年沦陷区和解放区都有重印。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3年12月印行了该书的简化字重排本。直到近几年，仍有出版社重印这个版本。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鲁迅著作的整理和出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于1950年10月19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通告》，批准鲁迅著作编选、翻译和印行事宜。随后，鲁迅著作编刊社成立，冯雪峰担任社长兼总编辑，该机构后来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称鲁迅著作编辑室。此后，10卷注释本《鲁迅全集》于1956年面世。随后一个时期，虽然《鲁迅全集》进展缓慢，但鲁迅自编文集单本出版却达到一个高潮。鲁迅是广大人民崇敬的文化英雄，需要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和接受能力。因此，出版普及本、注释本成为一种趋势。

1975年，经毛主席批准，成立了鲁迅研究室，制定了新的鲁迅著作编辑出版计划。随后，中央决定派胡乔木等主持成立了“《鲁迅全集》领导小组”，由胡乔木对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做终审。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及从各地借调来的专家学者30多人，齐心协力，终于在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前夕，将16卷本《鲁迅全集》出齐。16卷全集在10卷本基础上，补充了书信，增加了日记，新编了《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但仍不收译文。至此，《鲁迅全集》的体例和规模基本确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形态及国际形势变化，《鲁迅全集》中对很多人物和事件需要作客观、公正的评价，而鲁迅研究取得的很多新的成果也需要加以反映。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在1981年版本的基础上，编辑成18卷本《鲁迅全集》，于2005年发行。新版全集收创作和杂文9卷、学术专著1卷、书信4卷、日记3卷，另有附集（含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1卷。总字数为750万。

收录体例多番斟酌

从《鲁迅全集》编辑体例前后的变化，可以约略认识中国现代作家文集的编纂特点。鲁迅自己为《三十年集》所拟类目有三部分：“人海杂言”“荆天丛草”和“说林偶得”。“说林偶得”是学术研究著作和古籍校勘成果。1938年版的全集基本参照这个类目，将其作为主体部分。但实际上，当时全集发刊缘起所订出版计划更为庞大：“此外还有日记、书简、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碑帖、汉画像等，因影印工程浩大，一时不易问世。”

《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设定的体例显然过于宽泛，不一定合鲁迅的本意。鲁迅生前对其译文如何处理并没有明确交代，也未曾提及书信和日记。他也许有另行编辑译文集的计划。书信和日记本来不是正式发表文字，当时几乎没有或很少有读者，自然不能算是创作。至于编校古籍，例如《嵇康集》，或可以“嵇康著、鲁迅校注”的名目出版，因为虽然鲁迅对该书花了很大功夫，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原创作品。1938年的《鲁迅全集》将收录范围定得很大。1956年的10卷本全集则有意向鲁迅的本意回归，“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以及部分书信，并计划将译文和古籍辑校另行编辑成书，即后来的10卷本《鲁迅译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和4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这次编辑在著与译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这个全集版本开始收入书信，却没有考虑日记。鲁迅的书信当然很难收集完全，而且如编者所说，有些信札仅见于报刊，却无原件可以核对，因而不足征信，不能收录，那么书信更难称全集之名。最终，10卷本中所收书信数量反不如以前发行之《鲁迅书简》数量多。尽管截至彼时，“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已有约1100多封，但10卷本全集第9、10两卷书信只收了几百封。究其原因，一者出版过程中发生了反右斗争，主持全集工作的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二者书信涉及的很多人物还健在而且当政，有些书信发表出来，会使人难堪，或引起新的争论。

从1981年的《鲁迅全集》开始，日记、书信以作家自己的文字收入全集的体例最终确定下来了。这个版本，不仅新增收2卷日记，书信也增至1456封（另有断简12则），篇幅从10卷本的253万字增至近400万字。该全集不单纯是鲁迅“文集”或“作品集”，但也不是鲁迅全部文字的总集，因此体例上显出一些混乱。如2005年版全集删去了旧版第8卷的《生理实验术要略》。根据出版说明，编委会将来要把《生理实验术要略》与鲁迅其他有关科学著述如《中国矿产志》《人生象》《地质学残稿》等，一同编入《鲁迅自然科学论著》。实际上，上列几部虽然是鲁迅早期著作，却是原创作品，不能因为与文学关系不大就不收录。

梳理《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也能看到时代变迁带来的观念变化。1938年版全集，前有蔡元培的序言，后有许寿裳编的“鲁迅年谱”“鲁迅译著书目续编”“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录”及许广平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集体工程中打上了个人印记，乃当时风尚使然。后来编辑全集，国家观念加强，个人印记完全消失。最近若干年，知识得到尊重，版权意识觉醒，个人的名字又出现在版权页上。如2005年版，就说明封面的鲁迅浮雕像的作者是张松鹤、书名题字者是沈尹默，还有责任编辑、校对等，均得署名。不过，对于注释者，却还只是笼统地提了一笔：“总编注：《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

未来有必要全面修订

《鲁迅全集》在校勘和注释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38年版全集因为时间仓促，在校勘方面有欠精审，误植与错讹较多。解放后，孙用曾逐篇重校，于1950年3月出版了《鲁迅全集校读记》与《鲁迅全集正误表》（上海作家书屋）。10卷注释本《鲁迅全集》采用了孙用的校勘成果，又依据鲁迅手稿或各篇最初发表时的报刊进行细心校勘，纠正了1938年版许多误植、脱漏与印错的文字、标点。1981年16卷本编委会中专门设置了校勘小组，定出统一的原则与体例，并据初版本，参照鲁迅手稿和原始发表报刊，又一次进行认真系统的校勘。单是前6卷，尽管以前校勘过多次，但仍有千余处错讹。2005年版的修订者参照鲁迅亲自校阅过的版本、相关手稿、初版本、报刊原载文字，再次细心核校。仅第一卷就校出各种差异、错讹、更动文字及重要标点近130处，全集共校勘改动了1000余处。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涉及大量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考虑到时代的久远，读者阅读有一定障碍，如果一一加以注释疏证，工程浩大，自不待言。单是新版发行至今约5年中，《鲁迅研究月刊》等专业刊物，又发表了一些质疑补正的文章。可见文本校勘是一项十分繁难、需要万分谨慎的工作。

对于要否注释鲁迅著作，学术界并非没有争论。反对的意见，自然不是说注释全然要不得，而是除了不赞成烦琐的注释外，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如果加注，则最好出单行本，并且标出注者之名，以文责自负。因为释文及前言、后记，表达了注释者本人对原著的理解，是对是错，容或争论。现在《鲁迅全集》中的注释，出自多人之手，却未一一标明。读者茫然不知，只好理解为国家舆论机关的意见。

但不管怎么说，10卷本全集对鲁迅著作注释有开创之功。特别是对鲁迅杂文的近6000条、50多万字注释，对读者了解鲁迅起到良好的作用。1981年版全集编辑过程中，编委会确定以“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为对象”，注释的详尽程度就可以想见了。1981年版对原来没有来得及注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也作了详尽的注释。而更令人感佩的是，鲁迅日记涉及的人物2000多位，鲁迅所购书籍5000余种，也都详加注释。这样，加上对原有注释条目的删改、修订与增补，注释扩充为2万余条、近240万字。

21世纪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对《鲁迅全集》作了全面修订，对近240万字的原有注释逐条进行审核，根据新成果补充了很多词条，对以往注释烦琐的加以删略。新版对不少带有“左”的时代印记的简单化政治结论及轻蔑性词语作了修改。如尽量避免使用“反动文人”“官僚政客”“资产阶级”“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等论断，代之较为客观的史实性的评价。新版全集对原注作了重要或较大修改的千余条，单是补改中外人物生卒年一项就有900余条。鲁迅著作注释的逐步完善，一方面推动了鲁迅研究的深入，一方面也对普及近现代文化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虽然经过了近70年的努力，学术界和出版界尝试了多种编辑思路，现行的《鲁迅全集》还是留下一些缺憾和不足。如，有人提出鲁迅的创作、翻译、古籍整理、科学研究乃至未完成的金石拓本整理成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全部列入出版；有人提出书信卷应将鲁迅亲自附录的信件收入，甚至还有人提出将《两地书》中的许广平书信收入，便于读者将两人通信对读。这些意见都值得进一步研讨。其中，《鲁迅译文集》的出版已经刻不容缓。鲁迅一生翻译的字数几乎与创作的字数相当，其从事文艺工作之初，是以翻译者现身，终其一生，译笔不辍，在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甚至美术理论和作品的翻译介绍方面均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心得。目前，学术界对于鲁迅译文研究还不充分，广大读者对鲁迅译文认识还不足，甚至还没有获得一种亲近感。笔者建议学术界和出版界联合起来，按照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体例，进行《鲁迅译文集》的编辑，为读者提供注释和题解，使鲁迅的翻译成果在当今中外文化交流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