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中，收藏有一部1962年11月30日周作人在北京苦雨斋创作完成的名为《知堂回想录》（又名《周作人回忆录》）手稿档案。《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回顾自己一生重要经历的档案,其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部重要资料。在该稿的创作中，周作人极为细致，其修改的地方并不多。但其中有一页周作人则做了明显删除。在《知堂回想录》手稿的第四九页（第一卷 二二 “县考的杂碎 续”），周作人将最后一句“现今写《十二金钱镖》的天津宫白羽先生，在他还是姓宫竹心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见过，回忆起来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全部毛笔划去。

为什么周作人要划去此句？文中所谈的宫白羽又是何人？出于好奇，笔者进行了相关资料查阅，结果发现宫白羽与周作人及鲁迅先生有一段甚是有趣的交往。

宫白羽（1899—1966）,原名万选，改名竹心，活跃于20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誉为“中国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其传世作品有《十二金钱镖》、《武林争雄记》、《偷拳》等。

1913年，宫白羽随家人移居北京，他先后在朝阳大学附中、京兆一中求学。他从小就嗜读评话、公案、侠义小说，15岁即开始尝试文艺创作，给北京各报刊投稿，评点社会时事。191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堂。那时的宫白羽非常喜好文学，尤其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作品爱不释手。年青的宫白羽有志于文学事业，并初步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兴趣也由翻译小说转移到白话文上来，他立志要做一个“新文艺家”。后因父病故，家道中落，他被迫辍学。他具有一定的中英文根底，后来一边工作，一边从事新文学创作。常写些小品文，投登各报。因买不起书，他就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偷偷读书，或者借书来读。那时的宫白羽非常喜欢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

1921年初夏，宫白羽正在北平邮局工作。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著名作家周作人的通讯地址。他随后悄悄地给周作人写去了一封信。在致周作人先生的书信中，宫白羽谈到了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并希望能够借阅周作人翻译的《欧洲文学史》和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最后他还委婉地请周作人先生能否给他介绍熟悉的报社和杂志社投稿。

1921年7月29日，宫白羽收到一封属名周树人的回信。这封信是鲁迅代二弟周作人写的，因为当时，周作人正在西山养病。

竹心先生：

周作人因为生了多日的病，现在住在西山碧云寺，来信昨天才带给他看，现在便由我替他奉答几句。

《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都有多余之本，现在各奉赠一册，请不必寄还。此外我们全没有。只是杜威博士的讲演，却有从《教育公报》拆出的散叶，内容大约较《五大讲演》更多，现出寄上，请看后寄还，但不拘多少时日。

借书处本是好事，但一时恐怕不易成立。宣武门内通俗图书馆，新出版书大抵尚备，星期日不停阅（星期一停），然不能外借，倘先生星期日也休息，便很便利了。

周树人 七月二十九日

在信中，周树人还将《杜威讲演集》也借给了宫白羽。另嘱“宣武门内通俗图书馆的新书大抵尚备”，建议宫白羽去那里看书会很方便。

1921年8月6日，宫白羽回信请见周树人，这时的宫白羽并不知道周树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鲁迅。

8月16日，周树人再次回信宫白羽：

“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

鲁迅回信表示愿意相见，还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和电话号码，同时请宫白羽将前信提到创作的小说寄给他，他是“极愿意看的”。很快，宫白羽将自己创作的小说《厘捐局》、《哑妇》、《两个铜元》寄给了鲁迅，其中《两个铜元》是宫白羽妹妹宫时荷所写。这之后，宫白羽与鲁迅之间常有书信往来，他在信中告诉鲁迅他准备辞去邮局工作、计划报考高等师范、从此要以文艺创作为今后事业。8月25日下午，宫白羽前往鲁迅住所拜谒，不巧鲁迅不在家。但26日他便收到了鲁迅的致歉信：

竹心先生：

昨日蒙访，适值我出去看朋友去了，以致不能面谈，非常抱歉。此后如见访，先行以信告知为要。

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看中国现在的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在不可知之数。但事情已经过去，也不必再说，只能看情形进行了。

小说已经拜读了，恕我直说，这只是一种SKETCH(可译作“随笔”)，还未达到结构较大的小说。但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与表现法也并不坏，做下去一定还可以发展。其实各人只一篇，也很难于批评，可否多借我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誊正的。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如只是简短的短篇，便介绍到日报上去。

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前信所举的各处上当（指投稿不用、不退稿、不答复、用后不给稿费、不给刊物等）这种苦难我们也都受过。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便是，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之所谓“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两位所做的小说，如用在报上，不知用什么名字？再先生报考师范，未知用何名字，请示知…… 不知先生能否译英文或德文，请见告。

周树人 八月二十六日

在这封信里鲁迅明确表示，先行辞职是失策，以文立足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因为鲁迅深知靠“爬格子”养家糊口不是件容易的事。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一个立志从事文艺创作的青年人的鼓励、帮助与提携，尽管这个青年人的作品还欠成熟，尽管这个未曾谋面的青年人有些许的莽撞。鲁迅甚至主动询问宫白羽英文与德文的翻译水平，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在以后他们的交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宫白羽回复鲁迅“英文可以勉强译述”，还“批评了新小说”，告诉鲁迅“我最爱的作家是鲁迅和冰心，冰心的小说很雅逸”。这时鲁迅才意识到这位请求自己推荐投稿，还大谈心得的年轻人并不知道周树人就是自己，于是在9月9日的回信中坦承自己就是鲁迅。并说“冰心的文章虽雅逸，恐流于惨绿愁红；认为叶绍钧和落花生（许地山的笔名）的作品不错”。宫白羽后来在他的自传《话柄》中有这样的描述：

“……鲁迅就是和我通讯的周树人，却令我失惊而且狂喜，唠叨的写了一堆惊奇的话。所以鲁迅9月5日回信有‘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正如今日的白羽姓白名羽一样，然而‘不算甚奇’一句话，我和我妹披函都有点赧然了。”

鲁迅为宫白羽修改作品《厘捐局》，将“可怜这个老人，两手空空的回去了”中“可怜”二字改为“只是”，还特意写信告诉宫白羽小说不可夹叙夹议；并告诉宫白羽他的不苟精神；“世故老人”是长虹攻击他的恶谥；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孔乙己》，“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鲁迅认为修改文章不可“改窜”，这样“便失去了作者的自性，很不相宜，但倘觉得有不妥字句，删改几字，自然是可以的”。想来这对以后宫白羽在报刊杂志社做编校工作也是极有帮助的。

1921年9月28日，宫白羽终于在苦雨斋见到了鲁迅和周作人。“鲁迅透视刺人的眼和辛辣的对话，作人先生的温柔敦厚的面容和谈吐”给宫白羽留下深刻的印象。周作人还把契诃夫的小说英译本借给宫白羽，他翻译后二位先生改译，再由鲁迅介绍刊载于《晨报》，并获得相当的稿酬，《戏园归后》、《绅士的朋友》便是其中的作品，署名均是宫万选。在以后的多次拜访中，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小说的创作，题材的选择等。鲁迅认为，同样的题材可以反复创作，但取决于作者个人的体验与手法。

与鲁迅、周作人的交往，对宫白羽的世界观、道德观及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以后宫白羽在文坛大获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信中，鲁迅对宫白羽所言“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后来不幸言中。宫竹心以小说换柴米碰到了大难题，其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顿不堪，在苦苦挣扎了七八年之后，他终于舍弃了纯文学，而选择了比较畅销、可以养家糊口的武侠小说。

1937年，抗战爆发，天津沦陷。为顾及生计，宫白羽不久与另一名武侠小说作家郑证因合写了《十二金钱镖》(卷一)上半部，自己独立完成了这本书的下半部，在天津《庸报》连载发表。作为安慰人生的主要工具，武侠小说在沦陷区尚属空白。《十二金钱镖》在当时很受读者欢迎。从此开始，宫白羽开始了自己的武侠创作。不久他的稿酬也从每万字1元一下涨了一倍多。接着宫白羽就继续撰写了许多和《十二金钱镖》故事有关联的作品，形成了"钱镖四部稿"。

然而，这也给成功的宫白羽带来了巨大痛苦，他后来曾说：

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

他还曾写过一副自嘲性的对联：

武侠之作终落下乘，章回旧体实羞创作。

可见宫氏是用十分严格的新文艺观点看待武侠小说以及一切新的“章回旧体”小说的。而这种严格的新文艺观点，正是从鲁迅、周作人那里得来的。换言之，正是同鲁迅、周作人的交往才促进宫白羽这样做的。

宫白羽创作的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15年后，常被两个名叫陈文统与查良镛的年轻人在香港谈论。1952 年，香港《新晚报》副刊有两个年轻编辑（陈文统与查良镛）非常要好。他们常在一起“煮酒论英雄”，谈论最多的就是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朱贞木的《七杀碑》、到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他们在很多观点上非常合拍。他们认为，《蜀山剑仙传》内容恣肆汪洋，作者异想天开。而这之中，宫白羽的文笔最好，《十二金钱镖》干净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言如其人。谁曾想，不久，因一个偶然机会，他们都亲自提笔上阵开始创作自己的武侠小说。自此以后，他们以梁羽生和金庸为名联手开创了中国武侠小说的一个全新流派——香港新派武侠小说。该流派以梁羽生为开端，金庸为高潮。梁羽生对此曾有评价：“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该流派摒弃了旧派武侠小说一味复仇与嗜杀的倾向，将“侠行”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提出“以侠胜武”的理念,并对武侠中的“侠”进行了全新阐释：“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多属统治阶级的鹰犬，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梁羽生语）

由此可见，鲁迅、周作人对于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