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仁顺

1

七个人，说同一件事：年轻的武士带着妻子，在林中遇到一个强盗，强盗垂涎那妻子的美色，把夫妻二人分别诱骗进入到一个竹丛杉树混杂的莽林中。故事的最后是武士死了，妻子不见了，强盗被抓住了。

小说的前半部分由四个人的证言组成：樵夫、行脚僧、捕手、老婆子（她是武士的岳母）。他们分别介绍和证实了武士、妻子、强盗的身份，以及他们的性情；后半部分，则由三个当事人——强盗多襄丸、武士妻子真砂、武士金泽武弘——分别说起了莽林中发生了什么。金泽已经身死，他的魂灵寄借巫婆之身，借用她的口诉说。

同一个莽林，三个主人公说法儿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逻辑和合理性。好色的强盗偶遇武士夫妻，一眼就相中了真砂，觉得“她的脸儿像菩萨”，他对武士金泽谎称自己掘坟时发现了镜子、刀等等很多好东西，想卖给他。金泽动了心，跟着多襄丸进了莽林中。因为马进不去，真砂暂时停留在外面。多襄丸在林中偷袭了金泽，把他捆在树上，用竹叶塞满了他的嘴。接着多襄丸又把真砂骗到林中，当着金泽的面强奸了她。

故事到此，没有异议。但接下来，三个人的叙述像林中小径，分三个方向各自散开了。多襄丸说，他本来只想渔色，没想杀人。但真砂在他要离开时，拉住了他，“你死，还是我丈夫死？管他谁，给我死一个！在两个男人面前丢丑，这比死还难受！喂，过一会儿，不管是谁，活下来的，我甘愿与他结为伴侣。”

真砂这么说了，多襄丸才对金泽起了杀心，但他做得堂堂正正，选择了男子汉之间的决斗，金泽跟他大战了23个回合，最后被他刺死。等他再想找真砂时，她已经没影儿了，于是他也仓皇逃走。

真砂的叙述是：自己当着丈夫的面被强奸，强盗还得意洋洋地跟丈夫示威。而当她望向丈夫时，看到是他对自己的蔑视和厌恶，他的目光甚至比强盗的行为更伤她。于是她说：“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再和您在一起了。我一心想死。不过……不过，请你也死罢！我的耻辱你已经看见，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金泽只说了一句：杀罢！真砂用自己维护贞操的小刀——之前她也曾试图自卫，但被多襄丸夺过去——杀死了丈夫。金泽死后，她试图自杀，割喉咙、跳水，但没死成。

金泽死不瞑目。他的幽灵借巫婆之口道出原委：多襄丸强奸了真砂之后，花言巧语地劝她：“哪怕只一次脏了身子，和丈夫的关系也很难言归于好。与其奉陪那样的丈夫，不知是否有意做我的妻子？正因为觉得你可爱，我才干出那种大胆的事儿。”

尽管金泽一直用眼神跟妻子示意，让她不要听强盗胡说八道，但她却仍被多襄丸打动了。她不光同意跟着他走，还要求他杀了自己的丈夫。而多襄丸听到这话，却一脚把她踢翻在地，很哥们儿地问金泽：“你打算怎么办？是杀了她？还是救她？回答只要点点头就行。杀了她?”

金泽犹豫的时候，真砂跑了。多襄丸把他从树上解开，去追那个女人，或者也逃走了，金泽不堪羞辱，拣起妻子丢下的那把小刀，捅进自己胸前。在他死去的时候，有人把刀拔出来，偷走了......

故事不复杂。如果平铺直叙，无非一个情杀故事。但芥川龙之介却在这样简单的故事里面，写出了复杂而深刻的人性、幽暗微妙的心理、细思极恐的真相。三个人谁都没有理由撒谎：一方面，事已发生，结果呈现，另一方面，多襄丸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真砂的命运沉到了谷底，再怎么挣扎诡辩也毫无意义；武士金泽颜面尽失，而且已经是个死人，借巫还魂难道只为说几句谎言?

都没有理由撒谎，但谎言又真实存在。某些事件、某些时刻，谎言比真实重要得多。真实是相似的，谎言则各有各的面目和微妙。真实在客观层面上铺盖，谎言却走向幽微而复杂的内心。《莽林中》的故事危险而迷人。芥川龙之介仅仅靠这一篇小说，也足以跻身于一流作家之列。日本导演黑泽明用这个故事拍摄了电影《罗生门》，和小说一样，电影放映后引起巨大轰动，拿下了奥斯卡奖，让这个故事再下一城，不只是文学经典，更是世界电影中的佳作。

2

“莽林”，是个很有意思的空间——这个小说也有译本译为《竹林中》，那片林子竹子最多，杂有其他树木和荆棘、野草——品种丰富的树木，多姿多彩的植物，昆虫、鸟、小动物，野兽，强盗，还有樵夫——小说和电影里都出现了这位樵夫，最先登场的是他，他发现和指证了案发现场；最后登场的也是他，他偷走了插在武士金泽胸口上的那把刀——莽林的附近，或许还有溪流、山涧、悬崖峭壁，清风流转，空气芬芳，各种声音起伏交错，既荒芜又繁荣，既坦荡寂寞，又杀机四伏。

恰如我们的日常生活。

每个人都有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片“莽林”。“莽林”里面盛产梦想、爱情、戏剧性，出产更多的怀疑、流言、八卦。有些人天生会利用这片“莽林”，为它添枝加叶，而有些人，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他们也知道有，但有就有了呗。

对于写作者而言，意识到自己的“莽林”，并有效利用其价值，是保持自己创作之井永不枯竭的好办法。有时候，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几乎是检验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的标准。

我曾经在一家文学杂志社做过10年的文学编辑。除了每天要看大量的自然来稿，还要接待一些登门的作者。这些人热爱创作，一心想写出精彩的故事，而他们却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故事。

一个农村女孩儿来找我，跟我诉说她的文学梦。家里很穷，吃饱穿暖都勉强的程度。她不在真正的田野里耕耘，却在文学梦里播种，每天读书、写作，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作家。她来城里亲戚家小住，怕人家厌烦，早出晚归，中午饿着肚子在图书馆里读书。这样困窘的生活，她却动辄花费几百块钱加入某个“协会”，还从包里拿出五、六个证书给我看，都是江湖骗子文学协会，上面印着萝卜章那种。

这个女孩子二十好几了，没有温饱的生活，没有工作，没有男朋友，眼下也看不到什么未来。她生活在自己的精神“莽林”里，为“不走寻常路”沾沾自喜，笃信自己会用文学改变命运。她主要写古体诗，那些华丽的字句里面，包裹着不切实际的名利心。刚写的一个短篇小说里面，也是神神鬼鬼的，跟她的现实和处境毫无关系。我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犹豫了半天才委婉地劝了一句，鲁迅在《伤逝》里面有一句话，“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我建议这个女孩子，“人必生活着，创作才有所附丽”。身为编辑，不能轻易打击作者的热情，虽然她现在拿出来的作品幼稚可笑，但这跟她所处的闭塞环境和缺失的教育有关，也许她的才华被贫困遮蔽了呢?谁敢说她的“莽林”价值寥寥，只能有麻雀和荒树杂草?

还有个女孩子，跑到编辑部来，我们是大办公室，所有的同事都在一起办公，女孩子进门的时候，主编还在犹豫着让谁来接待，结果她点名要跟我谈谈。其他编辑们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她坐在我对面，侃侃而谈。自诩才华横溢，但恨世人有眼不识金镶玉。她的写作是对中国文学的恩赐，或者加持。在她的身后，其他编辑偶尔扭头看她一眼，再冲我笑笑。她把一个短篇小说留给我，问我啥时候给她回音。我说一周吧，我会给你写信的。她说不用，一周后我再来找你。

她离开编辑部后，我对主编说，应该给编辑们增加工资，多发一份精神折磨费。

主编说不能，反而要跟你们要钱，要不是这份工作，你们能接触到这样形形色色的人吗?

她的小说和她的人一样，自说自话，既无逻辑，又无常识。我怕她再来，立刻写了封短信退稿。两天后她打电话到编辑部，说她的小说拿到哪哪哪，哪哪哪，立刻就能发表出来。我说好的啊，你给他们吧。最后她气恨恨地对我说，“你错过的是萧红和张爱玲”。

还有个大学男老师，也经常来编辑部找我。他写小说速度奇快，这一周的小说我才刚读完，还没来得及退，新的小说又摆在我桌上了。他写小说就像写日记：吃饭，吃的是什么饭；穿衣，穿的是什么衣；睡觉，几点睡的，是一下子睡着还是躺在床上想了会儿事儿然后才睡。他是不是做了梦，梦见了什么......

每次来送稿子，他都要坐一个多小时，给我讲他的人生经历：他小时候父母双亡，穷到吃不上饭，流浪街头，还要养活妹妹。后来他居然还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大学毕业留校。

这些听上去最扯的事情，后来经过他亲戚的验证，居然都是真的。

再后来，他突然不来了。我很庆幸，猜测他突然想通了，不再写作了，也或者他找到了别的杂志社，去折磨别的编辑了。但半年后听说，他过世了。癌症。从检查出来到过世，还不到三个月。

我一时有些回不过神儿来，再想起他小说里写的吃喝拉撒，以及他讲给我听的鸡毛蒜皮，这些寻常事组合在一起，不就是他的一生?他其实拉着我一直在他的“莽林”里转悠，那些在我眼里毫无价值的风景，对他而言，是他人世间的花园。他的愚痴忽然就有了深意。

3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一篇名叫《圣女》的散文中提到一个叫玛格里托·杜阿尔特的男人。他原本是个很普通的市民，18岁时，娶了一个美貌的姑娘结婚。没过多久，那姑娘就在生第一个女儿时撒手人寰。他们的女儿长得比母亲还要美丽，但是七岁时也患严重的热病死去了。11年后，由于一个迁移计划，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和其他居民一样，必须把亲人的遗骨挖出来迁到新墓地去。奇迹出现了，马格里托-杜阿尔特的妻子已成为黄土，但他女儿的尸体却完好无损，打开棺木时，人们居然闻到了随葬的鲜玫瑰花的香味儿，更令人惊异的是，那女孩子的尸体非常轻。这事儿引起了巨大轰动，连当地教区的主教也认为这样的奇迹应该提请罗马教廷裁决，于是，大家搞了一次募捐活动，资助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前往罗马为这桩神圣的事业去奋斗。

玛格里托·杜阿尔特上路了。他在接下来的22年里，带着装有女儿遗体的箱子在罗马四处奔走，五位教皇先后死去，他却仍然在等待。

有时候我会揣摩一下玛格里托·杜阿尔特的内心想法。一个平庸的男人，对生活没什么野心，娶了美貌妻子，走了桃花运。但桃花开得快，谢得也快。妻子女儿相继过世，他又回到了平庸生活中。他的生活会寂寞些，但未必不是他想要的。他还可以再娶个寻常的妻子，过安生的日子。但他的命运再次被迁棺事件逆转，他是个普通人，但注定要成为某种容器，盛载传奇。

22年的时间啊，他带着一个箱子，奔走在见教皇的路上。漫长的等待，历经了五任教皇。

玛格里托·杜阿尔特是多么适合当作家啊，他的美艳妻子可以写本小说，女儿又可以写本小说。但这两本都是热身之作，真正的作品应该从他提着箱子上路开始。他经历了多少事啊：五位教皇哪个都可以写，为什么他们不见他；他的行程、住的旅店也可以写，写一本“在路上”；他还有很多艳遇可以写写，去餐馆吃饭，去酒吧喝一杯，他的身边有形形色色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性格，一旦他的故事讲出来，会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啊，肯定会有很多女性，会被同情和猎奇捕获，跟他回房间去看那个“神迹”，顺便抚慰下他的寂寞。所有这些，他甚至不需要虚构和想象，原封不动地写出来，就能成为好作品。

但他没有——如果玛格里托·杜阿尔特这个人真实存在的话——他把他的故事讲给了一个作家听。马尔克斯从来不缺故事，南美大地的故事和草木一样丰茂，这么生动的故事在马尔克斯的作品里面只占一小页。

4

小学的时候，我上学的校园建在一个山坡上，校园后面是树林和荒野。有人说那个地方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有过一场很大的战役，死了不少人，就埋在荒野里。有些冬日的下午，天黑得早，下午三四点钟，教室里面开始变得昏暗。有人说能见到树林边有荧荧绿光，还有人说能看见鬼影在飘，满教室的孩子，外表强作镇定，内心慌成一团。但鬼故事和吃辣一样，越怕越想讲，越辣越要吃。

小学时候看的第一个恐怖片是《画皮》。这部电影是1969年拍好的，1979年在大陆公映，是大陆最早引进的香港电影之一。1979年，“文革”刚结束没多久，在习惯了样板戏的观众眼里，这部电影引起的震撼不亚于山崩海啸。没有几个人见过鬼，但我们都相信鬼是存在的，而且就是电影里的那副鬼样子。据统计，全国范围有20人左右在看这部电影时因为过于入戏而惊吓身亡。这部电影也因此提前结束了全国公映。

看完电影的当天夜里，我失眠了。我盯着窗帘，在夏日夜晚，随着风不时地摆动，我确定再下一分钟再下一秒钟，窗帘里就会闪出个鬼来。

又过了很多年，国人才渐渐习惯了鬼片。《聊斋志异》里面的很多故事被反复拍摄，《白蛇》之类的神话故事也被多重视角演绎，剧情越变越离奇，特技越来越花哨，但越来越不吓人，更别说吓死人了。

初一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同学，回回考试考第一。但上了初二，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长长的头发被剪短了，老师讲课的时候她不再是那个随着老师转动的向日葵了，她低头在本子上画画，画得极其疯狂。老师批评她的时候，她仰脸嘻嘻一笑。

再后来她连学也不上了。我们几个同学找了个星期天去看她，发现她的家离学校很远，要走一个多小时，其中很长一段是僻静的野路，几乎没有人影，冬天上学放学，天都是黑的，她一个小女生，是怎么独自走来走去的?

到了她的家里，我们几乎认不出她了，她的头发更短了，眼神迷乱，被绑在一棵树上——她妈妈跟我们解释：她疯了，如果不绑，不是打人就是砸东西。她妈妈一边叹息一边拿了些瓜果给我们吃。我们看着同学，既心疼又恐惧，不知道如何是好。她不再是那个学习成绩好，总被老师表扬的学霸了，变成了一只困兽，被捆绑着。

离开她家的时候，碰上她家邻居，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她爸爸是工程队的队长，带人在山里干活儿时打死了一只黄鼠狼。黄鼠狼来报仇，她爸爸阳气重，近不了身，就找到他女儿身上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全体沉默。山野丛林，荒芜和寂静都让我们敬畏，更别提那里面可能隐藏着的东西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度紧张，那段路在记忆里刻得特别深，路是土路，但压得很实，路面上有两道明显的车辙，路的一边是田野，草长疯了，比我们的身高矮不了多少，淡紫色的野菊花东一簇西一簇的，田野的那边是连绵的山，山不高，像奔跑的马群，一直向前延伸着；路的另外一侧是荒野，再过去是两条火车铁轨，像一个等号被拉成了无限长。铁路傍着一条河，河水有时候在铁轨的左边，有时在右边，有时从水泥桥下穿过，铁轨则从桥上铺过去。

我们的情感很复杂，有恐惧，对黄鼠狼、对原野、对所有我们看不到的我们不了解的事物，但抛除这些，还有一种新的、以前从未有过，或者说至少没有这么清晰过的情感出现在那个下午——忧愁。

5

为什么写作?

这是作家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

“莽林”是一个理由。主动走进“莽林”，或者被骗进来，其实没什么分别。一旦进入精神世界，追寻真相、意义、价值、阐释，就没人能再全身而退。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的英雄帖，任谁接了帖子，都是有去无回。大家惊恐异常，以为是什么巨大、了不起的势力让这些人回不来，后来才发现，是那个岛上的武功太迷人，所有见到的人，都流连忘返、不想回去。谁都渴望着能以自己的理解方式诠释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谁都可能成为武林霸主，世界的君王。

进入“莽林”，还有误打误撞误导的成分。手拎“箱子”的人，则是天选之子。是命中注定。他被从家里、从日常中赶出来，拎着“箱子”上路。他在路上奔走、漂泊的心是惶惑的，是忧愁的，但“箱子”里的使命让他持续走下去。他要完成的是“神迹”，他甚至不需要知道原因和理由。而最终——也是最好的——他会发现，他因为“神迹”而上路，在路上发生的那些故事，就是“神迹”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