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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朱秀海对战争历史的思考与探寻屡有新突破，在长篇小说新作《远去的白马》中，成功塑造了赵秀英（大姐）这样一个在当代军旅文学人物谱系中堪称“新人”的形象。作家将特定个体和局部的革命故事转换为中国革命历史元叙事，并进一步表呈革命历史元叙事对现实语境中信仰缺失与传统断裂的有效弥合；在宏阔、连续且富于总体性的历史脉络中，描摹革命与初心的本质意涵；本文通过对个人—家庭、集体—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梳理，剖析革命历史叙事的现代性写作伦理，为军旅长篇小说研究开拓了新的视域。

关键词

朱秀海 《远去的白马》 “新人”形象 元叙事 “想象的共同体”

一

朱秀海是一位对战争有着深厚生活积淀和深度生命体验的作家，对宏阔战争进程中的个人处境、心灵创痛、命运遭际满怀同情、理解、悲悯与爱，倾力在小说中表达对生存的正视、对生命的敬畏。在《穿越死亡》（1995年）中，朱秀海对战争环境下人的心理空间作出了精准把握，对大学生排长上官峰怎样克服对战争的心理障碍、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最终成为合格军人甚至英雄的历程，进行了细腻的描摹和深刻的剖析。《音乐会》（2002年）则从朝鲜孤女金英子的视角切入东北抗联的战争历史，表现主人公如梦似幻的内心听觉与严重的心理创伤。《音乐会》之后，倏忽然，将近20年过去了。这期间，朱秀海笔耕不辍，在历史题材小说和影视剧创作方面收获颇丰。然而，对于他的军旅长篇小说新作，我始终满怀期待。

在新作《远去的白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2月版）中，朱秀海更加着力探索残酷的战争、严苛的环境与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空间的关联；在历史与现实两个时空中穿越跳荡，演绎人物命运；把历史作为一个巨大的人性试管，从中反复观测和试炼人性的光芒和晦暗。小说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女主人公赵秀英的传奇人生，是一部弘扬革命初心的英雄颂歌和壮丽史诗，也是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献礼之作。

“从哪儿说起呢？”

“从白马吧。”1

这是《远去的白马》正篇的引子。小说从白马开始，以白马收束。女主人公赵秀英几乎用尽一生，迎接一次浪漫的邂逅，完成一场长情的告别；纵然肉身早已千疮百孔，精神却依旧巍然挺立；情感的真相、生命的存在、英雄的传奇还有革命的意义，在执着的探寻、痛切的追问和深沉的思辨中渐渐清晰；战争、历史也进而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独特且新鲜的面相。

当梦中的白马转身走入密林，一场漫长的告别便拉开了序幕。残酷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奇崛激荡的历史日益模糊，曾经朝夕相伴的战友、亲人在时光的拉伸下变得陌生，每个人的心中都好像收藏着无数秘密。一张张关于白马的照片，印证了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叠加在一起，拼接成一道幽深的情感隧道；一头牵系着混沌的历史，一头勾连着乖谬的现实。悲剧，当然是悲剧，但又不止于忧伤、愤懑、悲悯；混着血泪与恨从隧道中爬出，被一束精神之光击中，迎向希望、坚韧、理解、宽容与爱；这是一种关乎无私、英雄、牺牲的崇高情感，是一种看似古老而又隐秘的德行；触手可及、感同身受间却又渐行渐远，令人唏嘘、喟叹、凝视、仰望。

白马是美的，在暗黑与血色的战争背景下，美得那样跳脱、俊逸、惊艳，击中灵魂，直抵内心，给人无限美好的希望与遐想；白马是一种别样的视角，黝黑深邃的眸子中映射出不同寻常的战争样貌，提示出个体生命的脆弱与顽强、心灵的试炼与煎熬、情感的忠诚与背叛、历史的偶然与必然；白马也似一种隐喻，指向一次次离别，给生命留下创痛，为历史留存标本，也为后来者铺展开历史的重重褶皱，建构起形而上的思辨空间。

战争的胜利、革命的果实自然有人分享，那么代价呢，也需要有人去承受。那么，谁来承受？怎样承受？这无疑是一道撼人心魄的设问，也是军旅文学必须直面的课题。小说的女主人公赵秀英执着寻觅、追求的不只是个人的幸福、情感的真相，她用几十年的隐忍、坚守与近乎修行般的自我牺牲，在坚实厚重的历史幕布上揭开了一角，透出了理想和思辨的光芒，照亮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与迷茫，也回应了前述那个“生命无法承受之重”般的哲学命题。

二

小说开篇的叙事是以刘抗敌的视角展开的，快速交代了前史、白马的来历和人物关系后，从第三节开始，叙事视角转换，从他变成了她（赵秀英）。这有点类乎电影中的正反打镜头，为即将发生的“入错洞房”的误会做好了铺垫。面对日军的偷袭，赵秀英掩护刘抗敌成功脱险，自己不但从第一波弹雨中逃脱，居然还在一身嫁衣的赵大秀配合下向鬼子打出了一发土炮。如此神勇的表现，也预示了她后面的传奇经历。到了第4节，叙事视角又转换成了战士千秋。攻打平度城的战斗进行到最困难的僵持阶段，千秋看到，赵秀英带领民工支前队闯入了战场，为战斗的胜利、平度城的解放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赵秀英，这个出身平凡的胶东农村女子，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屡屡扮演决定性的关键角色。随着情节的推进，这个人物显露出越发强烈的传奇色彩。

由于误会，赵秀英和她的支前队阴差阳错地乘船渡海，闯入了解放东北的战场。她独自一人和东北野战军第三十七团一起出生入死，经历了摩天岭、四保临江、抢占通化、塔山阻击等惊心动魄的浴血奋战。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战争进程中，作为团队中唯一的女性人物，赵秀英的几乎每一次行动都堪称壮举。男人们想不到、做不到的，她能想到，能做到。无论是在渡海过程中的拯救整船人的生命，还是带领打粮队一举“收复”安东城；无论是在敌人的追击下成功处理战俘与伤员难题，还是在战场上抢救无数伤员的生命。赵秀英奇迹般的壮举不胜枚举，一次次从绝境中爬出来，拯救他人，拯救团队。

赵秀英身上既有女人本能的敏感、柔弱，又有超越本能的坚毅果决、机智勇敢。她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扛着一个我军东北战场上战斗力最弱的团，历经艰难困苦，在一场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中，绝处逢生，快速成长，最终凤凰涅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可以说是这个团的真实写照。赵秀英擅长做人的工作，在部队无粮可打的情况下，还能创造性地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大姐将胶东老区的土改政策和经验率先运用到二道河子这一战争仍在进行的地区，给了军区首长很大启发，因为大姐靠这个几乎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办法，不仅有效地解决了三十七团长期没有解决的吃粮问题，还意外解决了一个更令人头疼的兵员补充问题。” 如此重要的历史功绩，让千秋由衷地发出了一声赞叹：“大姐呀……”这是千秋的感慨，也是作家的喟叹。

“英雄与凡人之所以不同，不在于英雄没有凡人的情感，而在于英雄总是能够克服凡人的情感。”2因为接二连三的误会，东北战场上的大姐陷入到了极度的窘境，进退维谷。最可怕的是，反复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大姐发现了这场情感误会中还存在着细思极恐的另一面。事实上，大姐的内心始终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悲凉、愤懑、委屈、失落。她无比渴念故乡、极度想念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然而种种身体和精神的痛苦并未将大姐击垮，更没有改变她善良包容的心性。在千秋的印象里，“那么久的时光叠加在一起，他都不记得大姐曾经对他说过赵大秀的一句坏话……”大姐好像是一个具有地母气质的人物，包容着别人的错误甚至背叛，承受着命运的多舛和现实的不堪，她的身上好像自带某种神性的光环。

背井离乡、思念幼儿之苦并没有动摇这位共产党员的初心。大姐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组织打粮队帮助三十七团度过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经受住了战场的洗礼，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卓越功勋。战争结束后，她回到家乡，深藏功与名，成为了普通的农民。她隐忍、承受着乡亲们的误解、埋怨，甚至是特殊年代的批斗迫害，继而从胶东老家搬进沂蒙深山，甘心做了一位烈士遗属，侍奉烈士的母亲。面对婆婆的百般挑剔，她任劳任怨，悉心照顾，为其养老送终，表现出崇高的品格与美好的德行。她参加了革命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承受了身体和心灵的巨大创伤，但到了享受革命胜利果实的时候，她却选择了放弃，用余生去处理、抚平战争留下的“后遗症”与创痛。

《远去的白马》对战争场面、战场细节的书写，对众多人物的情感与命运的描绘精准到位，从多重视角透视残酷的战争和乖谬的历史，成功塑造了赵秀英、姜团长、千秋、刘抗敌等个性鲜明的共产党人和英雄群像。尤其是赵秀英这个女英雄的形象独特而又新鲜，她的身上既有现代女性的独立和洒脱，又有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美德，既有浓重的地域性格，又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朱秀海对赵秀英（大姐）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无疑为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人物谱系贡献了一个“新人”形象。

三

作为女人，赵秀英的感情经历堪称传奇。组织上安排她和刘德文副团长结婚，结果刘抗敌团长却误入了她的洞房，由此还有了一个儿子。在渡海过程中，先是和千秋产生了感情。在营口登陆，补充淡水、干粮时，她让千秋抱她蹚水上岸。尽管是以开玩笑的形式，但这个细节显露出她青春、风情的一面，更增添了两个人之间的暧昧情愫。后来，从国民党军俘虏过来的老任喜欢上了她，并对她展开追求。因为这份奢念，老任一改过往懒散颓废的状态，逐渐完成改造，成了我军业务精湛的炮兵连长；再后来，延安来的欧阳政委，如同一阵春风般，重新唤醒了她对生活的热情。他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优雅、激情和明朗，让赵秀英产生了一辈子只可能有一次的那种爱的感觉，这是一种超越了战场艰苦生存环境的精神之爱。

千秋这个人物事实上担负着叙事视角的功能，在他眼中，赵秀英是大姐，因此，小说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对赵秀英的指称都是大姐。千秋成了一面镜子，映照出大姐的不同侧面，补充和完善着大姐的形象。他亲眼目睹她遭遇的苦难、承受的煎熬，也从一个青年的视角，写出了大姐作为一个年轻女性的美丽、风情、美好以及母性的光辉。

很长一段时间里，千秋都对大姐怀揣着特殊而暧昧的情感。然而，当最残酷的战斗告一段落，当整个团队和千秋本人都发生了质的成长和飞跃后，千秋才意识到他和大姐之间的情感不是爱情，而是特殊境遇里的亲情。最后的告别前，千秋残忍地拒绝了大姐，抢先堵住了大姐意料之中对他的告白。这份在极端困苦环境中支撑着青年千秋一路走来的特殊情感，终被一个男人成长成熟后的理性终结了，此后的千秋一路高升，最后官至军委领导。而大姐这样一个带有强烈母性甚至神性的女人，在成就了一个个男人的成长甚至一支部队的成长之后，自己却在战争胜利后几乎失去了所有，背负上了沉重的负担，甚至要用整个后半生去救赎。这就不仅仅是残酷二字可以衡量的了，简直就是灾难、悲剧。

眼看着大姐一步步陷入绝境，“千秋也开始将自己的角色变换成大姐，尽力让自己站到赵大秀的立场上想这件事情”。这时，千秋18岁了，想不出解决办法。事实上，大姐周围的男人们，包括各级领导，都曾向她提出过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无论是从情理上，还是从现实境遇上看，大姐面临的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走还是留？见还是不见？说破还是不说破？重新开始还是苦熬岁月？残酷艰难的战场环境下，当条件并不充分时，面临两难的选择，其实才是最困难的、最考验人性、人心、人情的，也是最令人感到煎熬的。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表面上看，大姐无疑是被损害者，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然而在精神层面，大姐又是道德、人格层面的胜利者，是一个纯粹而高尚的人。这一点，在此后漫长的人生中得到了越发有力的印证。

809高地之战后，受伤的千秋和大姐有了一次谈及革命信仰的对话。“大姐，你觉得我们共产党这回真能成事儿？”此时的大姐，心底还有犹疑，并不确定。“对于千秋来说，有过这样一次如沉入深水般的心灵对话和没有它完全不同。他更多地理解了大姐，也更多地理解了自己，尤其是更多地理解了他正在参与其中的中国革命。”塔山阻击战中，大姐和千秋手拉手接通电话线保障战场通信。在共同迎候死亡的时间里，大姐和千秋在“最后一次对话”中，探讨的依然是革命的信仰和信心这个终极问题——共产党是否一定能成事，战争能否最终胜利？原来这才是两个人最大的心事。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得失、生死的思维方式，这种崇高而忘我的情感结构，如今看来十分稀缺，甚至难以理解。大姐的一生更像是在进行一场修行，苦苦坚守着革命的初心。

四

和平年代的大姐依然堪称传奇。时间来到了1960年代后期，千秋在云南的秘密军事演习中偶遇大姐的儿子刘心存。小说的结构从19节后部开始变得不那么自然，出现大量交代性的段落。刘心存也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他的讲述更多的是为了填补情节的裂隙，交代大姐后半生的遭际和隐秘。因而，他和千秋说话的语气也显得不够自然，很多话不像他的经历和身份能说出来的。演习过程中，千秋得了疟疾，刘心存用中医的方式救了他一命。这样的情节安排，读来着实有些生硬。

小说结尾处，千秋质疑大姐为何要承受这些，为何要去做这些看似不应由她承担的事情，包括替文捷下葬。大姐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他，甚至也不是为他的老娘。我为我自己，为我参加革命时的初心。”“千秋的心再一次仿佛被一柄重锤猛地击中了……这是有力的一击，也是令他为之气壮的一击。”为了初心、信仰，而非个人荣辱得失、幸福。对大姐来说，战争从未结束，只是从外部转移到了内心。所以当夜，千秋梦中，泪流满面。他说：“我梦见我又回到了战场上……我梦见了白马。”随着千秋的觉悟，小说的正篇戛然而止。

从上述梳理中不难看出，大姐的悲剧命运虽然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可抗力的缘故，但也是基于自身思想性格和主动选择的结果。在阅读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情感张力，甚至会生出不可理喻之感，究其根源，乃因她的价值判断和现实语境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大姐内心深处想的不是从战争革命胜利中获得什么，收获什么果实，而是战争的代价由谁来承受？这个想法犹如一道闪电，在历史的天幕上划出一道缝隙，让我看到了一种重新理解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大姐执着于革命、组织、公家的事，考虑的是别人的感受，一辈子都是为了别人而活着，怀揣着这种无私的高贵情感与道德操守，坚持到了生命的终点。

小说的本质乃在于赋予“生活整体”以“形式”，按照卢卡奇的说法：“史诗赋予内部完美的生活总体以形式；小说通过赋予形式，试图揭露和构筑被隐藏的生活总体。”3小说中，大姐始终在思考和寻觅隐蔽在重重误解背后的真相，包括对历史的认知、价值判断等等。在后人撰写的三十七团历史中，炮兵连长老任因为在二道河子最后一战中，单手操作，一炮准确击毙敌团长潘人杰，而成为全团最著名的战斗英雄和传奇人物，没有之一，而大姐等人的功绩反而被淹没了。“二道河子战斗就这样留在历史上了，但它没能出现在今天出版的任何一部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史书上，即便是在后来编纂的三十七团团史上也不存在它的位置……”历史的混沌与乖谬，亟待澄清，价值观等方面的裂隙亟待弥合。因此，像千秋这样的高官在看到大姐如何一步步与多舛的命运妥协，进而清楚大姐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和情感逻辑后，所受到的震惊、震撼也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对一桩桩偶然事件与困难的解决和克服，通过对大姐漫长一生的整体呈现，《远去的白马》确证了革命历史的必然性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叙事过程也似一个提升和缝合的过程，即将特定个体和局部的革命故事，转换为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元叙事，在更高的视野和层面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沟通与整合，带有强烈的本质色彩和文学总体性。

大姐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不是知识分子，但却有着深刻的思想和高蹈的觉悟，有着宽阔的胸怀和坚忍的心性。“千秋，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除了那些死去的人，我们活下来的人也要承担一些代价，比如我……这也是我多少年来一直想一直想才想明白的一个道理。我可不是什么圣人，想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早就疯了……”大姐对千秋讲出的这番道理看似浅显却相当深刻，也是长久以来当代军旅小说叙事中的一个盲点。大姐既是当代军旅文学的“新人形象”，也是一个重新理解革命、战争的新颖视角。

个人所承受的苦难、悲剧，其实也折射出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充满了未知、矛盾、误会、偶然与抵牾。在超越了世俗、功利、利益、情感的情况下，一个纯粹的人能否将初心坚持到底？大姐用个人的牺牲和近乎苦行般的坚守，给出了极为深刻的思辨和超越时空的回答，有效弥合了现实语境中革命信仰的缺失和革命传统的断裂。

五

成家、寻家、回家，围绕着家的种种动作构成了《远去的白马》最为核心的叙事动力。大姐对“家”的渴望热烈而坚定，她也始终在寻找“家”。回胶东是寻找家，战场上打听寻觅丈夫的消息是寻找家；战争结束后，她主动搬到山里婆婆家，伺候名义上的婆婆，也是寻找家；尽管受到百般挑剔甚至“虐待”，她依然感恩婆婆给了她一个家；小说结尾处，她用自己苦心积攒的钱去替名义上的丈夫文捷将军处理后事，解决子女们的矛盾，也似是在处理自己的家事；到杭州参加儿子生父的葬礼，在灵堂里的反客为主，依然让人感觉到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大姐名义上的丈夫刘德文并没有在战争中牺牲，而是改名文捷，后来还当上了将军。对于刘德文母亲这个“恶婆婆”，也包括文捷本人，大姐最后还是选择了原谅。婆婆用尽心机欺骗大姐，耽误大姐的前途，让她失去了最后一次出来当官做事的机会。作为读者，看到这里心情十分郁闷，替大姐感觉不值。然而，看似被欺骗的大姐，实则早就知道真相，却不说破，而是选择默默承受，最终和命运妥协。到了小说的结尾部分，大姐开始和自己的几段情感作别，给刘抗敌、文捷处理后事。欧阳政委的家人是南洋华侨，欧阳政委的哥哥主张以未亡人的身份给大姐留一份遗产，大姐拒绝了。而千秋，之所以想知道大姐的秘密，仍是出于对大姐的同情和怜悯，这也显露出两人在思想境界上的差距。文捷将军的结局最为凄惨，大姐成为他婚姻中的魔咒。他的子女，已经全无半点革命信仰，连基本的家庭伦理都不再尊重，甚至起码的善良都没有了。小说对文捷及其子女的塑造采用了道德化的方式，虽有脸谱化之嫌，但也寄寓着作家对某种社会现实的省察与批判。

可以看到，大姐关爱的人并非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革命、阶级情感替代了实际的爱人和亲人。而到了自己的独生子刘心存这里，我们反而看到大姐基于血缘亲情的索取，这种索取基于强烈的道德感而显得理所当然。儿子放弃了在部队发展良好的前途，回到母亲身边尽孝，也算是对母亲一生坎坷命运的抚慰和补偿。如此的情感逻辑，在战争的极端经验中，尚显合乎情理，然而，一俟战争结束，转入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革命”与“家”的矛盾与冲突便又凸显出来，历史与现实、革命语境与世俗生活间的巨大裂隙，亟待弥合、缝补。

对家有如此执念的大姐，其实是一个孤儿。“十九岁，女方父母是胶东最早的一批党员，在天福山起义中双双牺牲，只留下了这一个女儿。”小说中，大姐一出场，就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孤身一人，可以说是没有家的。党组织就是她的家，事实上也可以当她的家（替她和从未谋面的丈夫订婚）。唯一的房子，还承担着洞房的功能，完成这一叙事功能后，随即便被日军偷袭的炮火炸毁了。有了一夜之亲的男人，其实是别人的丈夫，且从此再难相见。大姐彻底没有了家。此后，大姐阴差阳错间，渡过茫茫渤海来到辽东，离家越来越远，回家的可能性越发渺茫。小说对大姐孤儿、无亲人、无家的人物设定，着实意味深长。这样的“人设”切断了英雄人物与传统农民、土地、故乡的血缘联系，使得英雄人物能够彻底摆脱传统伦理关系的束缚，全身心地投身于革命与战争实践中去。也正因此，大姐孤独的心境、坚定的意志、崇高的信仰以及种种看似决绝的选择，便都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从始至终，大姐都是以“个人”面目存在的。“家”的缺失，使得赵大秀成为一个纯粹的政治上的“个人”，成为摆脱了自然血缘缠绕的政治符码，成了一位纯粹的阶级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英雄。也正因为是“个人”的缘故，大姐才得以与全部由男人组成的三十七团，建构起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关系。

大姐和三十七团的关系是极特殊而微妙的。从始至终，大姐都没有军人的身份，因为身份问题，部队连功都没法给她记。在战争胜利后，身份问题果然成了一个说不清楚的隐痛。也恰恰因为大姐的地方支前人员的身份，三十七团的历任领导对她的管理和关照都无法充分展开，既无法以军人的方式命令她，又不得不一次次接受、容忍她对团队的“拯救”和“改造”。事实上，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在大姐和三十七团之间是双向存在的。

起初，这种“认同”是建立在大姐特殊的命运遭际和现实处境之上的。为了回胶东老家、为了完成把支前队员带回家的使命，大姐被迫认同或依附于三十七团这支战斗力孱弱且缺乏后勤保障的部队。作为三十七团中唯一非军人身份的女性，大姐的身份显得太过独特，与周遭氛围格格不入，甚至不被理解，所以她也有着强烈的孤独感。然而，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不断深入，大姐和三十七团既有家人的亲情，又附加了其他的情感因素。大姐和千秋之间，认作姐弟，尽管怀有暧昧的情愫，但最终仍以姐弟相称。家人、恋人、战友、同志，种种关系使得这种以“家”的温情为基础，以革命信仰为旨归的“想象的共同体”内部逐渐变得暧昧、复杂、敏感。

事实上，小说的后半部分，和平时期，回到故乡、有了家的大姐，她所承受的情感、心理、精神的压力、冲突和折磨，也并不逊于战争状态的生死考验。然而，此时的大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孤儿、寡妇了，而是革命大家庭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的一员，是一个被革命重新组织、编码、形塑的，不同于传统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英雄了。

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大姐不仅活了下来，并且成为三十七团男人们的主心骨和精神支柱，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编外政委的作用。大姐带领战场救护队，抢救了数百战士，她的故事在三十七团那些被救官兵们的后人中成为传说。大姐不但是一名了不起的战士和英雄，更是他们全家的恩人；同样的，在和平时期，大姐面临的情感处境，宛若一种“虐恋”，她承受着命运的一次次重击和情感的严苛考验，依然甘于牺牲、奉献，凡此种种确证了大姐身上除了英雄性以外，还具有一种道德化的力量，甚至是一种美学化的精神，她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被“神化”和“圣化”了。

“把苦难看作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一条从‘此岸’到达‘彼岸’的必由之路，从而将苦难理想化圣洁化，把痛苦和磨难幻化成期待再生的‘炼狱’。而苦难之所以是‘炼狱’，是过程意义上的苦难，在于经由痛苦与忍从，能够达到对感性生活的‘超越’，进而实现英雄主义的理想。”4大姐对多舛命运与“虐恋”般情感遭际的承受与忍从，其实是一场自我革命。她的革命理想并非是政治理想，而是道德理想。她通过对真善美伦理道德的一生坚守，确立了自身的道德主体性。并经由对千秋、文捷、婆婆、赵大秀等他者的镜像书写，凸显了自身新英雄形象的本质。这一形象的现代性意义体现在，她并非是在传统伦理价值中获得个人的实现，而是在对“党”“国家”“革命”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自觉认同中实现对日常生活与个人生活的超越。也正因如此，大姐能够超越本能，克服生理、情感和精神的困难；而读者则可以通过体认那一代人的选择，展开对革命时代的想象，进而理解革命与初心的本质意涵。

六

近年来，军旅小说创作出现了明显的“雅化”潮流，军旅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趣向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军旅小说中职业军人、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形象越来越多。不仅是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小说中，人物身份的设定也越发地雅化、知识分子化，这与21世纪初年流行的那波以“农民军人”“大老粗”“匪气英雄”为主体的“俗化”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军旅小说普遍体现出更加强烈的“现代性”观念和立场，对个人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进行了更富反思性和超越性的重建。

《远去的白马》中的白马作为一种诗性的隐喻，关乎革命的初心。以白马为核心意象，小说从头至尾都弥漫着一种雅化的情趣，蕴含着淡淡的抒情意绪。事实上，这种抒情性并不局限于一段段以白马为主题的经典诗词的直接引用，也不依赖大段的情绪渲染或者景物描写。整部小说在大的叙述结构和叙事节奏上，存在着离去/归来的复沓及变奏形态，这成了小说在革命主题之下的重要而潜在的文本构成。白马这个象征之物，指涉着爱情、尊严、高贵、遗世独立等等精神性存在和种种美好德行，负载着小说主人公对世界基本意义和价值维度的理解，并成为其情感皈依的情绪依托物。

小说正篇的开头，刘抗敌第一次和白马分离时，作家做出了一段极富动感和诗意的描写。“树叶一般的小船摇摇晃晃载着他离开北岸，他一直站在船尾，望着那没有鞍子往回跑的白马，望着落日最后一抹余晖勾画出的太行山曲折冷硬暗黑的山脊线，高阔辽远的天穹仍是一片青涩，有一两条白云浮在空中，白云底部是从暗黑山脊线下向上反照的赭红色的晚霞。夜气升腾，白马在滹沱河和山间的河滩上一路奔跑，他以为它会回头再看自己一眼。没有，‘飘雪’一次也没有回头看他。开始它还只是均匀地跑着小步，慢慢地就快了，奔驰起来，迅速冲进昏暗之中，只有白色云带般的马尾梦幻般一闪就看不见了。”画面感如此强烈的景物描写和抒情段落在整部小说中并不多见，动静交替，如梦似幻。白马的高傲与孤绝，也预示着一段段分离的开始。白马的每一次出现，都惊艳得摄人心魄，但却无法跳脱离别的宿命。小说的结尾处，白马以照片和梦的形式反复出现，仍然预示着离别，大姐即将和老战友在彼岸相逢，却要和此在的亲人们告别。白马，无疑成为了象征之物。

《远去的白马》原本讲述的就是一个不断遭遇又不断离别的故事。战争进程中，回胶东，成了一个被悬置的命题，有点尴尬，有点虚妄。回不去的故乡，成了大姐内心深处最为痛苦的煎熬；而和平年代里，故乡又成了她走不出去的牢笼、精神和情感的羁绊。人物的困境，有点像西西弗的神话，处在炼狱中反复试炼，最终得到精神的拔擢和灵魂的升华。贯穿小说始终的白马意象，也便具有了丰富的象征性、时间性和历史纵深感。

白马在小说中发挥着串联情节的关键作用，直接与白马相关的情节也有很多。诸如：

刘有才负责照看，聂荣臻司令员交代给他的，几年下来，大白马老了，刘有才又为聂司令准备了一匹三岁口的白马，名叫“飘雪”，但很快，刘有才就要和“飘雪”分别。

摩天岭之战溃败之后，在林中，捡到一匹老马，白马快要死去，被大姐救活了。大姐一眼看到这匹马，就像是灵魂出了窍。

军区首长给三十七团奖励两匹马，一匹白马，一匹花马。大姐对白马有特殊的感情，“她像抱着亲人一样抱着白马的脖子不撒手，一张脸全部深深地埋在马的鬃毛里。”这匹白马很快就被师首长征调走了，大姐很伤心。

“我的白马呀。刘德文同志牺牲了，刘抗敌团长成了别人的丈夫，除了和我同甘共苦一起经历了这个苦难冬天的白马，谁还是我的亲人呢……”“白马就在我心里，永远都不可能离去。”

欧阳政委来了，如天使般重新点亮了大姐孤苦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他是个地道的知识分子，来自延安，精神明亮，有浪漫情调，会吹拉弹唱，常常在河边吹口琴。最关键的是，欧阳政委到任时骑了一匹日本蒙古混血种的白马。

欧阳政委到任头一天给全团的文盲战士，和大姐，朗诵曹植的《白马篇》，还有李白的《白马篇》，南北朝时期徐悱的《白马篇》，虽然略有点掉书袋的感觉，但还是将白马的重要性铺排到了极致。

姜团长用欧阳政委的白马，换回了一门山炮、20发炮弹。大姐没有说什么。

进入副篇后，小说以刘心存的视角又断断续续补充了一些情节。大姐终于有机会见到大秀，和大秀做了了断。吊唁刘抗敌，慰问了五万元钱。要来刘抗敌骑白马的照片——飘雪二郎。欧阳政委的家人，给大姐寄去了一张欧阳政委骑白马的照片。等于把这些情感纠葛都收集齐了。文捷的孙女，一个记者，将战争年代文捷单独为一匹白马照的相片，交给了作家，并发给了大姐。最后的结局，老战友都相继去世，大姐快活到一百岁了，担心老战友不等她，作家通过刘心存劝慰大姐，把那张白马照片发过去，“她的老战友们，是不会丢下她一个人离开的……因为他们，早就为她留下了一匹白马……”

当大姐选择放弃个人幸福时，她就放弃了自我，全身心地投身革命。她几乎没有自己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也寄托于对白马的超拔的爱。大姐通过对白马的审美和观照，凝视，而获得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提升。小说中，白马在关键的情节转换处反复出现，标示着大姐已经从肉身之爱移情于精神之爱。白马象征着完美的男性，象征着革命的道德，象征着一种历史的本质属性。

七

欧阳政委在开赴辽阳途中，曾和大姐有过一次非常私密的谈话：“虽然你的人生故事深深触动了我，让我想到了很多人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命运，它们是偶然发生的，但仔细想来，却是这个浩浩荡荡的大时代潮流中的细流……”朱秀海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始终对历史大河中的细小支流怀有浓厚兴趣。基于对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观念的认同，作家对诸如灵魂、信仰等精神性存在，亦保有一种超越性的哲学思辨。

《远去的白马》在故事层面其实并不复杂，围绕着误会和选择展开叙事。小说观照的其实是战争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命运，从局部事件、个人经验出发，进而折射宏阔的历史进程，并建构起一个总体性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与大历史同频共振却仍旧保持个人路径的想象空间。可以说，大姐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亦是连缀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一部精神史诗。

《远去的白马》按照时间顺序推进故事，重点在于写人物，而非单纯地写事件。小说中的战争叙事，其实是一个个的场景，并不大，篇幅也不长，却很精彩，画面感极强。那一场场战斗、一个个事件，都是在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以往的军旅文学也好，影视剧也罢，往往习惯于将我军部队塑造成神一般的存在，很少正面描写我军部队的失败。这当然是基于一种全知视角下，对整个历史态势的把握，然而，具体到某一阶段、局部战场、一支部队，以个体生命的低姿态视角感知到的战争，又是另外一种面相。尤其是对于一支本就战斗力低下而且缺乏后勤保障的部队来说，要打胜仗谈何容易。学习打仗、积累经验也非一蹴而就，而是要付出生命的惨痛代价。军旅长篇小说正面写这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过程，其实是很少见的。

进入东北战场后，曾经以配合主力作战为主的三十七团，从上到下都难以适应和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直接正面抗衡。关于打仗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东北战场的后期，三十七团也进入了一种战事频繁、疲于奔命的状态。除了打防御战和进攻战，又学会了打“运动战”。到了塔山阻击战前，三十七团成了东北战场上我军第一个拥有电话总机和一套完整电话网络的团队。此外它还成了我军第一个拥有成建制炮兵连的团队。塔山之战结束后，全团的精神气质发生了蜕变，不再是“最后一团”，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中最能打的团队。这种变化、成长，既是团队的，也是个人的，更折射出解放战争的宏阔进程和革命成功的重大变化。

“将个人经验、日常生活与大的时代变局交织缠绕在一起，使读者感到历史既是经由人对外在世界变化的自发反应而展开的，又是在一连串重大、公开的事件中呈现出来的。如此，历史将不再被局限于彼时彼地的特定时空，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当下通约和共享的情境，承载着作家对战争、对历史、对人的省察与思辨。军旅长篇小说对战争历史的虚构将不再单纯强调‘逼真’的幻觉和认知的功能，而人的命运和生命存在的诸种可能性会越发受到正视和尊重，进而生成另一重历史的意义。于是乎，军旅长篇小说便不再是单向度的叙事，‘个人’将被从历史中拯救、解放出来，重构与‘民族国家’的关联也便成为可能。”5

白马真的已经远去了吗？

并没有，只是变换了一种存在的形式。

白马就驻留在历史的深处，凝视着每一个试图亲近历史的来者……

注释：

1 朱秀梅：《远去的白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本文以下引文均引自该版本，不再一一注释。

2 4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6、186页

3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杨恒达编译，唐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5 傅逸尘：《“历史化”背影中的“个人化”想象——关于军旅长篇小说的随想》，《文学报》2021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