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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63万字的长篇，读者阅读下去的动能来自哪里？

罗伟章的《谁在敲门》从父亲生日的前一天写起，亲友陆续归来，写到父亲出殡，亲友散去，前后不到一个月。再写自己回到省城后故土的变迁，前后两三年。整部小说厚如砖头，在今天这个“速度就是效率”的时代，显然有些逆向而动与读者为难了。尤其前一个月，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体量，笔力集中于兄弟姊妹之间的那点小心思，小势利，小自私，都是一地鸡毛，情节破碎，少有起伏和跌宕。但读者兴致不减，这动能究竟从哪里来？

首先来自思辨性。小说通过叙述者“我”、大姐夫和瑞松之口，对人性、对历史、对官场等有精辟的表述，尤其是叙述者“我”对生活的感悟和反省，让小说充满智性，充分展示了小说的认识功能。按理说，小说是忌讳“议论”的，但倘若你有超拔的认知，又能让它在小说内部生长，那就另当别论了。

比如，“乡村人做事，仰仗的不是协议，是意会”；“她怕一报警就把脸丢大了……女人的脸是秋天的犁，被马蜂叮了，不过是多几个硬橛子，愿意吃的，也能绕着牙花子啃几嘴，姑娘的脸是花蒂未脱的青杏，经不起叮，一叮就干死在枝头，甚至离了枝头，落进泥里”……这些都是叙述者“我”对现实的精辟体察。“我”是一个巧妙的设置，生自乡土，通过读书去了省城，做画报编辑，写点诗，自然就有了其他人物所不具备的说“漂亮话”的便利，可以在乡村的“土气”和城里的雅致之间自由出入，而读者全然不以为怪。

再如，“人死三十五天，才知自己死了……于是长叹一声，说：‘我死了。’这声长叹，有哀叹在里面，但主要是兴庆。对一个死人来说，认识到自己死了，与一个活人认识到自己活着，具有同等意义”；“二哥的意思是，懦弱比暴虐更坏”；“每一个词语都需要别的词语去解释，词语成就了世界的个体，也造就了世界的整体”……这些表述则进入了哲理层面，对那些习焉不察的现实有着思索和发现的作用。罗伟章的小说从来都不缺这类絮语，它们看上去是多出来的，但恰巧是最有意味的。

其次来自开阔性。小说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清溪河谷，两个村庄和一个乡镇。但作者却将视觉伸向几千年前的巴文明，并且融入地方史；物理空间上还对几条水域和大巴山脉进行了勾勒，这就让小说冲出了地域的钳制，具备了独特的时空美学。另外，小说写了四代人，写出了一个行进中的乡镇中国，具备史诗品格。不得不说，小说是敞开的。

思辨性和开阔性，成就了小说阅读的势能，它自在高处，具备的动能也就越大。

除此之外，还来自传奇性。传奇性是作者的写作惯性。大姐牙疼了几年，疼得厉害了，会包一口牛脚印里的水，那水会被烧得沸腾。后来含着剧毒“敌百虫”，差点毒死。已经死去的外婆，拍进她嘴里两颗冥药治好了她的顽症。大姐的亲家骑摩托回家，摔到了悬崖下的乱石窖，摩托插立在石缝里，他还骑在上面，手不离把，二目怒睁，被吓死了。有人见不得别人抠痒痒，哪怕抠痒痒的人在百步之外，她也觉得在抠她，就笑。甚至见不得猫狗抠痒痒，连抓耙之类的物件都见不得，因为那前段弯曲的模样就像弯曲的手指。她后来把自己笑了几个月，死了。小说里的奇人奇事，自然还多。在乡镇社会，有着传奇生长的土壤。读者在快意、惊叹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沉浸于作者创造的那个自足的艺术世界。

倘若读者不只满足于情节，而是对审美有自觉的追求，那一定不会忽略《谁在敲门》里语言的在地性。在这方面，我国古人从不缺少实践，《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保留了大量的方言资料。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

用四川方言写作，从来就不乏实践者，如李劼人、艾芜、周克芹等。罗伟章自然要接续这一传统，且带着发扬光大的写作使命。

侄女小兰要给大姑捶背，大姑说：“莫锤哟，把老子捶痛了哦。”小兰着势又捶了几下，才过来说：“你这身肥肉，大锤也捶不痛嘛。”大凡见过使用大锤的，就能领会小兰的夸张。

大姐说：“那玉玲，见到她娘家人，说也有，笑也有，见到我们，就像借了她的谷子还了她的康。”用一句方言作比，就活化出玉玲的亲疏有别。

这些语言来自泥土，带着农业社会的讯息，唤醒了我们基因里的味觉。小说不等于语言，但语言显然是小说的入口。读者正是通过语言进入故事的，好的语言自然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但细究下来，罗伟章的语言又有自己的密道。

一“土”为尽。与李劼人、艾芜，以及众多后来者不同，罗伟章连叙述语言也使用方言。比如：“蚊虫遭扇打，只为嘴伤人，她啥时候总要死在她那张嘴上。”

善用修辞。“兄弟打着摆子……弟媳瞪住他，说：‘再摆圆些！再簸高些！你是跟爸爸一样怕冷？’”一个人打摆子打到身体晃成一个圆，像一颗豌豆在筛子里上下簸动，那不知道要打成什么样。四川作家往往拿了茶馆里摆龙门阵的架势，用语自然是夸张的，喜庆的。

大姐夫与亲家商量买房，谈到出资，女亲家说：“晓得。我还晓得有多大的指甲剥好大的蒜，我只有恁大个指甲”；大姐这才把脸垮下来：“拔了萝卜地皮宽。”这些语言使用比喻，比喻里又蕴含土地上生出的智慧和哲学。

巧用动词。比如，灰狗儿躺在路上拦下高经理一行的车，司机呵斥无果后，“办公室主任见夯不动，跟下来，气势自然比司机盛，可对一个装睡的人，他也没本事叫醒。”一个“夯”字，可见那呵斥的力量有多大。如果要换成普通话，大体只能这样表述：“办公室主任见灰狗儿不理。”力量感一下就没了。

又如，“你只晓得说棒棒话！”大姐昂着脖子，把二哥短了。“短”，在普通话里是打断的意思，但“短”还有二哥原本要长篇大论，以发泄心中的不满的意思。

再如，“说完脸一浸，又将自己扔进惧怕和哀伤里。”此句中的“浸”，让人联想到煤油浸过纸张的过程和样子。“浸”前加“一”，言速度很快。读到这里，画面自然生长。倘若要把“浸”换成普通话的“沉”，太俗太熟，读者基本无感。

四川方言与普通话存在很大的不同，欧阳江河在谈到它时说：“在语气、构词法、虚词使用等诸多方面，与北方语言大异其趣。”罗伟章充分挖掘方言里的动词，充分发挥它们的表现力。

“土”法雅制。不同于一些作家，一写方言就显土气，罗伟章却要“土”法雅制。比如，大姐说：“现时娃儿读小学，读初中，不交学费，不明白钱是一条狗，你有的时候，朝你摇尾巴，没有就朝你翕獠牙。”大姐说：“你那老丈母是瘌蛤蟆变的，戳一步才晓得跳一步？”当“土”与“理”相遇，你会被普通事物里蕴含的道理所辖制，剩下的是审美的愉悦。

又如，二哥的媳妇碧桦一直谈不上对象，跟她父亲有很大关系。“只是，男亲家是个木匠，脾气跟尺子一样，直杠杠的……觉得天底下没几个男人配得上自己的女儿。”语言跟着人物走。

再如，“常言说，点头才见朱颜子，转眼翻为白头翁。”罗伟章的文章里出现了大量的对偶句，文白夹杂句，句式整齐，音韵和谐。罗伟章在运用方言时，注意了对方言的改造，尤其是在叙述性的语言中。

阿来曾经说过，我们谈论小说的时候，一上来就谈主题和意义，从来不谈语言。可见，他对语言是极其看重的。罗伟章在创作实践中，把语言当成了自己的宗教。在《谁在敲门》里，语言的在地性把清溪河流域的人物、风俗和人情统辖在一起，使他们内在生长，也让读者在语言铺就的长河里顺流而下。在某种意义上说，罗伟章是退着写小说的，他把后退当作前进。离开故乡的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跟那个乡土社会斩断了联系，脚步向前，眼睛向前，努力要进入一个“文明社会”。但罗伟章却深扎于他的写作对象之间，同他们一起生长。

《谁在敲门》正是具备了以上几种特点，才会让读者越过那些“鸡毛蒜皮”，进而进入到审美空间，获得自在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