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下的时空似乎被狠狠压缩，记忆被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填塞，无法自如地流淌，遗忘来得太快太快了，快到连遗忘时一丝丝涟漪也无。大大小小那么多的事情打个照面忽然沉沦，我不禁要问，是记忆机制还是遗忘机制出了问题。

我出生于1990年，到现在，就是中国发展最快的三十几年，我亲历了城市化最快的阶段，亲历了互联网时代的兴起和蓬勃，亲历了智能手机对生活的占领，亲历了许多共识的瓦解。我们这一代人借助互联网和便利的交通，貌似有了比前人更加丰富和深广的见识和生活经历，我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座城市。有太多匪夷所思进入到了视野，节奏太快，致使我们常常难以适从。做个现代人的难度可能比做个古代人难上一百倍，没有什么可以确信之物，昨天确凿的真理，也许今日就会被推翻，昨天的时髦，今天就过时，我们必须不断调适，保持锃亮，以便不会被时代抛弃。这时代实在太大太快，个人作为一个切片又太窄小，这种悬殊的对比，甚至让一个人努力眺望的目光都变得可怜了起来，若只关注眼前之物，又显得固步自封。这几年，为了追上世界的脚步，我不断地阅读各种公共议题的社科类图书，关注热点讨论，希冀对这个世界了解得更深入一点，但事实证明此举并没有太大作用，我只是陷入到了信息焦虑之中，被互联网速度牵着鼻子走。速度在不知不觉中挤走了记忆，挤压一切慢速才能生长出的美感，甚至它挤压人的情感，把一切本该深沉幽微的感情即时化和廉价化，很多需要凝视需要驻足的古典之美就这样消亡了。

需要这么快吗？这种焦虑和恐慌什么时候迅速蔓延，我作为一个人如何抵抗这种焦虑和恐慌，在急流之中是否可寻得一根浮木渡人渡己？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无法停止自己对小说的怀疑，其实这种怀疑很早就开始了，世界加快流动，不断处于变动和混乱之中，文学的把握能力似乎就削弱了。索尔·贝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写道：“我们当代的地方社会已经被世界所淹没。……我们被可疑的现实包围，发现面目模糊的自我。”在信息流通不够快捷的时代，小说家通常也掌握着巨大的信息优势，但在信息时代，这个优势被无情抹平，曾经寄托于小说的集体记忆或感情慢慢分散和抽离，对写作者而言“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问题变得越发急迫，即小说中应该呈现什么，怎么呈现，甚至，也会想，也许非虚构的意义更大，毕竟它们包含的事实更多，但这个想法很快被自己推翻，小说中经过想象力提炼过的文学真实同样意义重大。除此之外，作为最为依赖记忆的一个群体，写作者也在最激烈地对抗着遗忘，对抗着摧枯拉朽的速度，动摇中保持编织的耐心，需要公道地自我辩解一句，很难。

我在这样的自我拷问中度过了很长时间，在“什么值得写”里不断试验和寻找，写作《大河深处》时的轻松和直觉不会再有。很多写作者有着明确的写作场域，但我却是在迁徙和漂流中生活的人，唯有寻找才能找到说话的舌头，在最新的小说集《奇迹之年》中，我做了几种尝试，书写和我完全不同的人的生活，或描绘一个时代的狂热，或将时空穿插制造宿命感，你会看到不断漫游城市却无法容身的年轻女人、陷在特异功能热潮中的狂热男人、穿梭城市的为宠物安乐死的医生、少年犯，以及有着布尔乔亚幻想，企图通过婚姻达到生活进阶的平庸女人。在写作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和文字的距离，保持冷静的观察视角。这几篇成于2018-2020年的中短篇小说，也只是一种内在燃烧的产物，无解于我身处其中的困惑，它们甚至都不是我对困惑做出的解释，只是长久以来身体力行的习惯，无疑，我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

很奇怪，漫长的自我质疑中，反倒比以前更坚定一些，虽然“值得写吗，怎么写”仍然如同天问一样悬在头顶，困惑依然猛烈冲刷，但从来没有“写或不写”的问题，唯有更投入地生活，更踏实地创作，笨拙之人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