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特殊的作家，他在我的心中拥有特殊的地位，他是加缪。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是他的小说《局外人》。在我看来，《局外人》是一部巨著，虽然它的汉译本只有大约六万个汉字——六万个汉字，在我们汉语的小说体制内，它就是一个中篇小说，连参评茅盾文学奖的资格都没有。我没有批评茅盾文学奖的意思，任何一个奖项都有自己的规则，这是必须的。我只是说，我们要以一个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小说的体量。

我必须承认，讲《局外人》我非常心虚。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加缪是双栖的，他属于文学，也属于哲学，虽然他的哲学遭到过萨特最刻薄的讥讽，但研究者们依然习惯于把加缪和存在主义捆绑在一起。这等于说，面对加缪，我们就必须面对存在主义。可我哪里有能力给大家讲存在主义呢？既然不能，我几乎就失去了走进《局外人》的通道。但是，加缪本人的两句话我们也不该忽视：

一、“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自称过”。

二、“我对于大名鼎鼎的存在主义哲学没多少兴趣，老实说，我相信它的各种结论是错的”。

这两句话出自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分别在131页和133页上。我对加缪的这两句话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谨慎，我不会完全同意他。但是，依照加缪自己的说法，我们把加缪从哲学当中剥离开来，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利用这个机会，我也想发表一点谬论，也是关于文学和哲学的：

一、小说家时常会站在地板上，当他仗着他的想象力跳跃起来的时候，他也许能摸到哲学这个天花板，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仅此而已。如果加缪一定要站到天花板上去，我们会得到一个高仿的、形迹可疑的海德格尔或高仿的、形迹可疑的萨特，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个货真价实的作家。对我们来说，这反而是不可接受的。

二、小说的方法论决定了小说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哲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杰出的小说不能抵达哲学的本质。杰出的小说可以跳过概念和推导，仅仅依靠它的描写与叙事，直接抵达人或者生命的本质，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的艺术》里说得很干脆：“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无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知道阶级斗争。”

▲ 根据《局外人》改编同名电影截图

一、跑偏了，翻车了

《局外人》只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有六个小节，第二部分是五个小节。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阅读经验，我们很快就能发现，第一部分的六个小节和第二部分的五个小节几乎就没有构成小说的情节关系——它们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短篇小说。第一部分，母亲死了，“我”，儿子默尔索，去料理后事，我们可以把这个短篇命名为《奔丧》；第二个部分，默尔索因为杀了人，法院审判默尔索，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短篇小说命名为《庭审》。

我估计有人会反对这个说法，说，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不可分割，它们是一个前后有序的有机体：在第一部分的结尾部分，主人公默尔索杀了人，到了第二部分，法庭开始庭审——这不是衔接得很好么？

这只是表象，加缪可不是这样写的。

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加缪写得很清楚，默尔索在沙滩上杀了一个“阿拉伯人”。那么，到了第二部分，也就是《庭审》，在默尔索被判处死刑之前，小说应当如何进行呢？我们读者最关心什么呢？当然是杀人者和死者的关系，这里头自然也包括默尔索的杀人动机，还有默尔索得到了怎样的裁决。这就是小说的线性。

《局外人》是按照这个线性发展的么？不是。在第二部分，“杀人”作为小说的核心事件被加缪给彻底舍弃了。事实是，在整个第二部分，小说和默尔索杀人没有构成任何关系。

那么，第二部分到底写了些什么呢？法庭在证明和杀人案无关的六件事：默尔索在母亲的葬礼上到底有没有哭？默尔索在母亲的停尸房有没有喝咖啡、抽烟？葬礼之后默尔索有没有和他的女朋友玛丽游泳、看喜剧电影和做爱？小说到了这里已经完全失控了，它已经从第一部分的叙事脉络当中彻底分离了出去。这次“分离”构成了文学史上最为严重的一起叙事事故。这部小说最终跑偏了，可以说，《局外人》就是一个翻车的现场。

现在的问题是，这篇小说真的跑偏了么？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它是一个翻车的现场，那么，我们的依据，或者说，它的参照系统，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依据，或者说参照系统当然是现实主义小说，严格一点说，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我们也许要停下来，简单地回顾一下批判现实主义了。毫无疑问，批判现实主义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商品、财富是空前的，足以把人类自己给吓一跳，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这么多的财富该如何分配呢？结果是骇人的，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所揭示的那样——工人阶级给资本家生产了“财富”，给自己却生产了“赤贫”“疾病”和“丑”。这是严重的异化。批判现实主义要直面的其实就是这个。表面上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所处理的依然是“人与人”的关系，可骨子里，不是，不是“人与人”，而是“人与物”。是“人与物”所带来的新“现实”，是“人与物”之间所隐藏的公平与正义。我要说，这是文学史的一次巨大的革命，也是文明史的一次巨大的革命。这个巨大的革命是启蒙运动带来的——启蒙运动赶走了“上帝”、赶走了“皇帝”，使“人与神”“人与皇权”的关系终于让位给了“人与物”的关系。这个太了不起了。因为在处理“人与物”关系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无与伦比的贡献，狄更斯，还有巴尔扎克，他们成了19世纪上半叶最“正典”的穷人——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贪婪、吝啬和金钱。严格地说，他们的思想其实是逆潮流和逆时代的，他们的精神资源反而回到了“上帝之爱”。借用我朋友的一个说法，他们的写作是“背对上帝”的。所谓“背对”，其实就是“代表”。这就是为什么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大多采用了全知全能的视角，也就是“上帝视角”。在这个话题下面，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给“作家与时代”留下了说之不尽的话题。此处不表。

工业革命的惯性是穿透性的。虽然19世纪之后的历史不再以“工业革命”命名了，但工业，它仍在加速，它在给历史赋能。随着“科技”不停地提升，工业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商品和财富使得“人和物”不再是问题，相反，因为物的极大丰富，消费，反而需要动用社会文化的力量去刺激它了，最终孵化成了贪欲。这哪里还是刺激消费？直接就是刺激贪欲。形象一点说，大家都在吃伟哥，男女老少一块儿吃。汹涌的物，汹涌的商业，汹涌的消费，汹涌的贪婪，汹涌的欲望。当伟哥神奇的药效隐退了之后，一个问题终于走到了我们人类的面前：“人与自己”，——我们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自己的关系呢？亢奋的人类如何与疲惫的自我相处呢？也可以这样说，疲惫的人类如何与亢奋的自我相处呢？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人类，终于走到了他自己的面前。换一个说法，人类如何“存在”？这成了一个不可规避的哲学问题和文学问题。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此言极是。从文学的叙事策略上看，这个时期的小说大多舍弃了“上帝视角”，彻底回归到了个人，也就是“我”，这不是偶然的。宏大叙事的退位，同样也不是偶然的。个人大于历史，宏大叙事哪里退位了？只是换了一个视角。

具体到《局外人》这部小说——

默尔索，也就是“我”，他与外部世界的“宏大叙事”重要不重要？重要，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线性逻辑来看，它极为重要。但是，对加缪来说，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杀了人的默尔索企图探索和弄明白“他和自己”究竟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那种非线性的、混沌的“内在关系”。加缪当然不是第一个处理这个关系的作家，也不是最后的一个。但是，在处理这个关系的过程当中，《局外人》的完成度相当地好，真的是好。它可是一丁点也没有跑偏。加缪用他从天而降的天才有效地、涵盖式地呈现了存在的本质：荒诞。

这就是为什么《局外人》这部小说在我的心中如此特殊的根本原因。我个人的看法是，他拓展了小说，他让小说的历史拥有了“新区”和“开发区”。他是文学史上带有坐标意义的作家。

二、荒诞的非哲学呈现：一生的内容

刚才我说了，加缪用他从天而降的天才有效地、涵盖式地呈现了存在的本质：荒诞。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荒诞”已经成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关键词了。现在，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荒诞”这个词。我提醒大家一下，不是荒诞这个“概念”，是这个“词”。这里有天壤之别。

如果“荒诞”是一个“概念”，那么，《局外人》就不该是一部小说，加缪就应该去论证和推导，事实上，加缪没有。加缪只是呈现，描写再加上叙述。

我们先来谈结构。为了把话讲清楚，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在那篇小说里，人物的结构关系特别有意思：阿Q处在圆圈的中央，从阿Q这个人物辐射出去，形成了一个圆周，圆周上分别有赵老太爷、王胡、小D、小尼姑、吴妈、假洋鬼子，这些人物彼此并没有构成关系，他们毫无关联。等我们看完了小说，我们很快就能发现，阿Q的一生其实是空心的，和没来到这个世界也没有两样。

很巧，《局外人》的结构也是这样的，主人公默尔索蜗居在圆心，从这个圆心出发，辐射出默尔索的老板、同事埃马努埃尔、养老院院长、养老院门房、养老院老人贝莱兹、女朋友玛丽、小混混雷蒙、雷蒙的朋友马松、默尔索的邻居养狗老人萨拉玛诺、餐馆老板塞莱斯特、庭长、检察官，当然，还有神父，他们彼此也没有关系。事实上，默尔索的一生也是空心的，和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也没有两样。和阿Q有所不同的是，阿Q是真的没有来过，默尔索来过，想放弃，到了他不想放弃的时候，别人却把他放弃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小说简单粗暴地拎一下——为了在两个小时之内把它讲完，我们必须简单粗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局外人》这篇小说总共就写了四件事，分别是葬礼、杀人、审判和接受神父的指导。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加缪是如何去“描写”这四件事的，在这四件事情当中，默尔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精神，或者说内心，处在了什么样的状态下面——

我们先说葬礼。母亲死了，要下葬。依照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常态，小说的重点应当在哪里呢？不是母亲就是“我”，这里头自然也包括母亲和“我”的关系。可是，《局外人》别致了，“我”和母亲的关系它缺失了。缺失的不只是关系，还有葬礼上的情绪。在这个地方，加缪很“搞”，他把他的笔墨放在了另外的一个人身上，一个不相干的小老头，贝莱兹。加缪写道：“因为皱纹的关系，泪水竟然流不动，它们铺展开来，又重新凝聚起来，在这张被摧毁的脸上形成了一层水膜。”这是整个葬礼上仅有的一次与葬礼相匹配的情绪反应，如果我们读得仔细一点，这一段文字其实又不是情绪，相反，是某种把玩，类似于游戏，像抖音。如果不是这一段抖音，你说默尔索参加了一场婚礼、一次集会，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指出的是，这段抖音并没有出现在葬礼的现场，是“补叙”的。就在葬礼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很“喜悦”了，因为我很快就可以回去“睡上十二个钟头”了。到了这个时候，默尔索想起来了，贝莱兹满是皱纹的脸上曾经有过“不动”的眼泪——赶紧发抖音呗，还等什么呢。老实说，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不动”的眼泪。不要小看了这个局部，不要小看了这个“补叙”的时间错位，只有顶级的好作家才能做到。这样的描写等于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和那个母亲的儿子，表面上拥有同一个身份，其实是两个人，他们并没有构成关系。这等于说，在心理这个层面，“儿子”在，“我”却不在。我还要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为了参加葬礼，默尔索的黑领带还是从埃马努埃尔那儿借来的。还是那句话，在葬礼上，儿子的身体在，“我”的身体却不在——默尔索从来都不是一个存在者。

也许我们要说一说《局外人》的开头了。这个开头是如此地著名，可以说，在文学史上，这个开头和《百年孤独》的开头构成了两座丰碑。加缪是这样写的：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份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郭宏安译本）

这里面也有一个时间的问题，那就是母亲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说白了，这个时间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的情感问题，也是对事态的感知、认识和判断的问题。这个开头其实是先声夺人的，因为它违背了伦理常识。我们可以把默尔索的这种状态命名为麻木。可麻木是如何达成的呢？怎么才能麻木呢？抽离。抽离情感、情绪，抽离感知，抽离认识，抽离判断。字面上看，这只是小说语言的语气，其实不是，是哲学的问题，这样的抽离否定了存在者，自然也就否定了存在。

我说过我没有能力谈存在主义，为了把话说清楚，关于“存在”和“存在者”，我只能引用海德格尔。他说：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者存在是该存在者能够对其他存在者实施影响或相互影响的本源，也是能够被其他有意识能力存在者感知、认识、判断、利用的本源。

我不能说加缪是在海德格尔哲学的指导之下去完成《局外人》的，但是，《局外人》开篇的句式，或者说，《局外人》这样的语气和叙事的方式，那种“丧”，那种“躺平”，不可能出现在狄更斯和巴尔扎克那里，更不用说雨果了——那是怎样强大的主体性。这也不是福楼拜所说的“作者隐匿”，说到底，“作者隐匿”还是一个小说的修辞问题。《局外人》的抽离绝不是小说修辞，是哲学的问题，是存在者的失去。

第二个问题比较有意思，是杀人。谁杀人呢？当然是默尔索。我想说的是，这个杀人现场加缪写得实在是蹊跷。我们都知道的，这是一起发生在海滩上的、偶然的、意外的杀人事件。我们来看看加缪到底是怎么描写“我”杀人的：

枪机扳动了，我摸着光滑的枪柄，就在那时，猛然一声震耳的巨响，一切都开始了。我甩了甩汗水和阳光。我知道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而在那里我曾是幸福的。这时，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也看不出什么来。那却好像是我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叩了四下。（郭宏安译本）

这个地方我要提醒每一个同学注意，“我”一共开了五枪。第一枪就把人打死了，然后，默尔索对着尸体又开了四枪。这个我们要分析一下的，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对尸体补开四枪呢？不共戴天之仇，是强烈和巨大的仇恨。但我们马上就要否认这个说法，因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杀人者和被杀者压根就不认识，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好，排除。还有一种情况，杀人者有精神障碍。如果我们熟悉整部小说，默尔索再健康不过了，绝对没有精神问题，我们也只能排除。剩下来的，只有一个解释，默尔索是麻木的，用东北人的说法，“脑子没在家”。有一句话加缪描写得非常棒，“子弹打进去，也看不出什么来”。我要给这句话打一百分。这句话妙在哪里呢？这句话简直就是薛定谔的猫：默尔索既在杀人，也没在杀人。在这个地方，如果加缪描写默尔索装子弹、抬手、瞄准身体、放下枪、再抬手，再瞄准脑门子，我们说，这是标准的杀人。而一个人一口气连着扣了五次扳机，这还是不是杀人呢？反而不好说。事实上，到了第二部分，调查法官追问了默尔索这个问题，加缪是怎么描写的呢？——默尔索没有回答。作为一个读者，我要说，加缪在这个地方写得太饱满了，因为没有回答，完成度反而高了。在这个地方，与其说默尔索杀人了，不如说，因为“我”的抽离，默尔索无仇、无恨，他只是干了一件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事。巧了，这件事叫“杀人”。

下一个是审判。我还是来读一段吧。

有一阵子，我还是认真听了。因为他正说道：“的确，我杀了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口吻，每次说到我的时候，他都说“我”。我很诧异。我侧身朝着一个法警，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叫我闭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这么干。（郭宏安译本）

我想说，这个部分加缪写得非常智慧。从字面上看，加缪只是描写一个律师的用语习惯，作为一个律师，一个代理人，他这样的“职业语言习惯”当然再正常不过了，用小说里的原话说，“所有的律师都这么干”。这是不是真的？无所谓。重要的是，在小说的内部，这个人称的置换所带来的效果是触目惊心的——它不是从人物的感受上，而是从语言的形态上，彻底地、干净地“剔除”了默尔索。这等于说，从律师出场开始，你默尔索已“不再姓赵”。即使是在被告席上，默尔索也只是一件A货。

第四，默尔索拒绝神父的指导。这个问题有点麻烦。现在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默尔索的确杀了人，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问题来了，面对神父，默尔索为什么要坚持“我是无罪的”呢？我想这样说，这句话是整部小说的最强音，它牵涉整部小说的结构走向，也牵涉整部小说的精神走向。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一、默尔索到底有没有罪？就刑事案件来说，当然有。无论是谋杀、激情杀人，哪怕是误杀，默尔索都很难说他“无罪”。即便“无罪”，起码也“有过”。可默尔索怎么就那样地理直气壮的呢？

我们必须回到小说的现场。默尔索是在哪里被定罪的？刑事法庭。然而，我们在小说里看到刑事法庭了么？没有。这不是一场关于杀人的刑事审理，而是精神和灵魂的审判。这不是刑事意义上的法庭，它直接就是宗教裁判所：它所审理的，是默尔索的精神，是默尔索的灵魂。在这里我必须要引用检察官的话了：“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亲手杀死父亲的人是要以同样的罪名退出人类社会的。”检察官强调说：“我控告这个人，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现在，默尔索面对的是什么？是自己的精神和自己的灵魂。小说到了这个时候，那个一直不是“存在者”的默尔索，他回来了，他“存在”了。“我是无罪的”，这是默尔索的抗争，也是加缪的抗争。附带说一句，加缪一直是、始终是一个有力的抗争者。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逻辑上的悖谬：二、默尔索如果放弃他的抗争，承认自己有罪并忏悔，他的命运是有可能出现转机的，他会活着，然而，他将失去一个存在者的资格与尊严；如果他抗争，否认有罪并拒绝忏悔，他可以获得一个存在者的资格与尊严，但是，他必须死。

可以说，这个悖谬是默尔索的“无间道”，小说发展到这里，我们会发现，默尔索真的是一个“局外人”，永无托生与转世之可能。他将消失得无影无踪，默尔索是空的。

“灵魂是空的，准备好接受一切。”加缪就是这样写的。

然而，默尔索最终的选择不是“丧”，不是“躺平”，是抗争。在加缪这里，这是一以贯之的。“局外人”默尔索终于开始抗争了，在精神与灵魂这个层面，他决定再也不做“局外人”了，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死。通常，生死这件事是由上帝来完成的。大家一定还记得《西绪福斯神话》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它非常关键：“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这个“自杀”不是形而下意义上的上吊、跳楼或者抹脖子，而是终极意义上的、可以由自我来决定的“死”。上帝已死，他再也不能决定“我”的生死了，那就由生命本体来决定吧。这也是自由的一个部分。默尔索选择了死，这又何尝不是加缪所说的那个“哲学上的自杀”呢？这是一种“先于”本质的存在。我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局外人》的结尾：默尔索在临死之前体会到的不再是麻木和恐惧，那是本能。默尔索所体会到的不是那些，是幸福。我们可以把这个幸福当作自由来看待——他终于替代了上帝。宣布上帝死亡的，是尼采，证明上帝死亡的，是默尔索。请允许我借用一下鲁迅先生又沉痛又俏皮的句式吧：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上帝（孔乙己）的确死了。

现在，这个空心的、早已落入“无间道”的、同时也是抗争的默尔索，终于站在了被告席上。荒诞就此呈现。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证人席上，到底有哪些人呢？一共是九个人。其中，八个是证人：

养老院院长（1）、养老院的门房（2）、养老院老人贝莱兹（3）、餐馆小老板塞莱斯特（4）、小混混雷蒙（5）、默尔索的女朋友玛丽（6）、默尔索只见过一面的朋友马松（7）、默尔索的邻居萨拉玛诺（8）。

如果我们对《局外人》的情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记忆，我们很快就能发现，除了默尔索的老板，借领带的埃马努埃尔，还有那个死去的母亲，这个名单差不多就是默尔索这一生的人际了。这句话也可以换一个说法：默尔索这一生所认识的人都坐在了证人席上，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事，证明默尔索是死罪。——这太他妈的荒诞了。

刚才我已经说了，法庭把默尔索所有认识的人都叫到证人席上来了，究竟来证明什么呢？六件事：哭泣（1），抽烟（2），喝咖啡（3），游泳（4），看喜剧电影（5），做爱（6）。就这些。我们如果把这六件事概括一下，再取一个名字，我们只能把它们叫作“日常生活”。这句话我们同样也可以换一个说法：默尔索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能证明默尔索的死罪，反过来说也一样，确认默尔索死罪的，正是默尔索的日常。同学们，《局外人》不是一部恐怖小说，但是，每次想起这个，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无尽的恐怖——还有比这个更荒诞的么？再也没有了。

请原谅我“哲学的无知”和“哲学的粗鲁”吧，关于小说，什么是“荒诞”？默尔索的生活就是；什么是“存在主义”？默尔索的命运就是；什么叫“他人即地狱”，默尔索的结局就是。小说家和哲学家的区别也许就在这里了——在“理性不及”之处，小说冉冉升起，小说之光遍照大地。

三、小女人。地点问题

小说告诉我们，证人席上一共有九个人，刚才我只说了八个。那么，剩下来的那个人又是谁呢？“小女人”。她一点不重要。我估计大家都已经记不得这个小说人物了。这个人其实也不在小说的叙事脉络里，她并没有和作品中的任何人和任何事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她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作者干脆就叫她“小女人”。

这个“小女人”在《局外人》中出现在第一部分的第五小节。默尔索和玛丽十分无聊地讨论完结婚的事情，打了一个无聊的Good-bye kiss，去塞莱斯特餐馆吃晚饭了。这个时候，无聊的默尔索更加地无聊，他邂逅了“小女人”，作者写道：

我已开始吃起来，这时进来一个奇怪的小女人，她问我她是否可以坐在我的桌子旁。当然可以。她的动作僵硬，两眼闪闪发光，一张小脸像苹果一样圆。她脱下短外套，坐下，匆匆看了看菜谱。她招呼塞莱斯特，立刻点完了她要的菜，语气准确而急迫。在等冷菜的时候，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小纸和一支铅笔，事先算好钱，从小钱包里掏出来，外加小费，算得准确无误，摆在眼前。这时凉菜来了，她飞快地一扫而光。在等下一道菜时，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支蓝铅笔和一份本星期的广播节目杂志。她仔仔细细地把几乎所有的节目一个个勾出来。由于杂志有十几页，整整一顿饭的工夫，她都在细心地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做这件事。她吃完站起来，用刚才自动机械一样准确的动作穿上外套，走了。我无事可干，也出去了，跟着她一阵子。她在人行道的边石上走，迅速而平稳，令人无法想象。她一往直前，头也不回。最后，我看不见她了，也就回去了。我想她是个怪人，但是我很快就把她忘了。（郭宏安译本）

我想这样说，《局外人》这部作品当中有没有这一小段，其实没那么要紧，没有这一段，一点也不影响小说的整体格局。可我还是要说，如果加缪是一个二流的小说家，在小说当中出现了一些闲笔，写了一些无关要紧的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有时候甚至是必须的。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一小段可不是闲笔。它不是闲笔哈。它是作者精心策划的。我这样说有依据么？有。我能证明么？能。其实，是加缪自己证明了的。在第二部分的第三小节，这个小女人再一次出现了。加缪写道：“在他（塞莱斯特，毕注）身边，我认出了在饭馆（塞莱斯特饭馆，毕注）见过的那个小女人，她还穿着那件短外套，一副坚定不移、一丝不苟的神气。她紧紧地盯着我。”如果是闲笔，加缪是不可能让这个小女人坐到证人席上去的。他在“用”她。

既然不是闲笔，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加缪为什么要写这个小女人呢？我还是换一个问法吧，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熟悉这个小女人么？

你们当然不熟悉，没关系。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吧，我们把小女人手上的纸和笔都扔了，换成一部手机——好的，我听到你们的动静了，感谢你们的敏感，你们做出了合理的反应。是的，现在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小女人了。她是精致的、业已成形的流行文化的追随者，她同时还是精致的、业已成形的消费文化的实践者。我们对她不应当感到陌生。

在《局外人》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加缪对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具体描写，但是，加缪是多么地敏锐，他已经捕捉到了未来社会的一些迹象，尤其可怕的是，通过这个小女人，加缪提供了一种精神气质，那就是理性。注意，这不是一般的理性，是激进理性。激进理性使小女人不再是一个人，成了机器，是外部的文化所养育起来的机械人。

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该忘记，那就是《局外人》的写作时间，它的写作动机诞生于1937年，出版于1942年。这个时间段清晰地告诉我们，《局外人》诞生于二战正酣的时段，整个欧洲都饱受纳粹的蹂躏。我们都知道，纳粹是疯狂的，这疯狂可以有另外的一个说法，那就是激进理性，它们是一码事。激进理性是一种绝对的理性，是“流行文化”，也就是统一意志的完整内化，理性取代了人性，机械性替代了生命性，统一性剥夺了个体性。当这种统一性和机械性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再一次激荡了“流行文化”。激进理性的反复内卷，最终成员就是这个“小女人”。我们都知道，理性是启蒙运动的大旗，它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但是，理性本身也在发展，理性本身也存在一个异化的问题，它自然就必须经历反思与批判。如果失去了反思，失去了批判，理性就极有可能发展成绝对理性、极端理性，也就是激进理性，说得学术一点，那就是“工具理性”。激进理性所背离的是常识理性，最终，它会演变成一台疯狂的机器，碾压的，摧毁的。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小女人”就是当时的欧洲文化的一个具体写照。冷漠，无情，空洞，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算”。

默尔索也冷漠，也无情，也空洞。某种程度上说，默尔索其实也是“小女人”。当“小女人”第一次出现在塞莱斯特餐馆的时候，默尔索已经从这个“小女人”的身上看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他自己。否则，默尔索不会跟出去。默尔索跟出去可不是泡妞哈，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那至少说明默尔索的内心还保留一份激情，也许还有那么一丁点的爱。默尔索没有这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默尔索和玛丽的关系当中看得出来。所幸的是，默尔索杀人了，命运中断了默尔索成为“小女人”的发展之路。默尔索拒绝认罪，拒绝忏悔，拒绝活着，其意义等同于他拒绝了走进那个机器人的行列。然而，荒诞的是，这个冷漠的、无情的、空洞的、会“算”的“小女人”，这个钢铁一样坚硬、引擎一样迅速的“小女人”，她走上了证人席。这个被激进理性异化了的漂亮肉体，她成了他人道德的代言人和裁决者——这就是当时的欧洲所处的文化处境。加缪对这种文化的批判和介入能有多大的作用，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局外人》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和美学力量来看，那是全力以赴的和一往无前的。

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小说的技术问题。你们也许会问，你刚才说，“小女人”就是当时的欧洲文化的一个具体的写照，《局外人》所体现的问题当然只能是那个时代欧洲的问题——可这个小说写的是非洲啊，小说交代得清清楚楚的，小说的地点是阿尔及尔，还有马朗戈，一个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地方。它们和欧洲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件事情我们是不该忘记的，那就是加缪来自哪里，他来自法国的非洲殖民地。就在写《局外人》的时候，他刚刚回到巴黎。我们可以说，在精神上——通过图书和媒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你让他在这样的时刻硬去写巴黎，他其实是没法写的。他写不动。他所熟悉的，能够描写的，依然是非洲，哪怕是身在非洲的欧洲侨胞。这就是小说家的局限。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局外人》这部小说改一个名字，叫《非洲故事》呢？不能，因为它在文化上和非洲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听我这么一说，这部小说即刻就陷入绝境了，它该怎么写呢？换句话说，它该让人物和事件来自什么“地方”呢？

整部小说，小说的地点都是阿尔及尔，还有马朗戈。其实，这部小说有它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小说的隐含性地点。这个隐含性地点像幽灵一样，从头到尾都在《局外人》的内部游荡。加缪的智慧就在于，他把这个幽灵做成了钉子，狠狠地钉在《局外人》这部小说的内部。就像加缪描写默尔索母亲的棺椁一样，那些钉子在停尸房里闪闪发光。

大家耐心一点，依照小说的顺序，我来一个一个地给你们捋：

一、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养老院的院长出现了，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获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二、还是在第一章，养老院的门房告诉默尔索，天气太热，母亲的尸体不能存放太久，必须马上下葬。这不符合规矩，因为巴黎的习惯是停尸三四天。三、第五章，默尔索的老板找默尔索谈话，让默尔索回到巴黎去，老板想在巴黎开一个办公室。四、玛丽想和默尔索结婚，他们想去巴黎，作者写道，巴黎有很脏的鸽子，整个城市都黑乎乎的，但人的皮肤是白的。五、默尔索认识了马松，马松结婚了，他的太太有“巴黎口音”。六、这是第二部分的第三章，是对法庭的描写，这里头居然有来自巴黎的记者。七、第二部分的第四章，庭长对默尔索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他斩首示众。八、第五章，开始判决默尔索了，作者写道：判决“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做出的，它是要取得法国人民信任的，而法国人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概念”。九、还是第五章，加缪写到了断头刀。这个断头刀是有来由的，作者说，“这是1789年的缘故”。

不要小看了《局外人》内部这些零散的、随性的交代，就因为它们，《局外人》终于变成了一部发生在非洲的、其实和非洲无关的小说。加缪所关注的，所面对的，正是那个烽烟四起的、肉体与精神都处在极端困境的欧洲。这不是煞费苦心的一件事，我想说的是，对一个好的小说家而言，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他必须这么干，只能这么干，就这么简单。

我一点也不是谦虚，讲《局外人》这部小说，我真是力所不能及，好在我所强调的依然是小说的写法问题，说得大一点，属于小说的方法论。谬误之处请老师同学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