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琛：话语权的分散与纯文学写作的困境
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一种新生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伴随网络文学的兴起而出现的，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从一种知识分子表述思想的“工具”或者“武器”，变成了一种广大市民阶层用以表述个人日常的言说，而走在这一全民写作浪潮之前的，或者是说为之到来铺垫好观念上的准备的，正是八十年代纯文学的提出。彼时纯文学观念的提出主要针对的是文学的政治工具倾向，是对文学与政治过度亲密关系的质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文学用以社会批判与政治讽刺是文学多元化表达中的一个维度，但彼时的政治已发展成为一种弥漫在全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群众斗争与群众生活，并由此带来了日益僵化的思想文化氛围，而文学则要求为这样的政治服务。正是在这一语境下，纯文学连同当时兴起的人道主义、主体论等，都是要把人从这样的政治枷锁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的基本权利。就纯文学而言，就是要让文学脱离于这样的政治，从政治的附庸中回归文学自身。这一呼吁及其要求的主体是作家，是呼吁作家重新发现自己的权利，让作家重新拥有自由言说的权利。从与政治的对峙出发，到了九十年代，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网络时代的到来，“回归文学自身”这一观念发展到了与商业化写作对峙的局面。
网络文学是商业化写作的重镇。无论“回归文学自身”到底回归的是何种 “纯的文学”，一种观念已经形成，即作家有言说的自由，作家要表达自身。互联网的到来，对写作场而言，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是作家群体的扩大化，由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写作群体扩展至以市民阶层为主的普通民众。此时期，后现代思潮、日常生活审美也已经开始席卷日益开放的中国（已不仅仅停留于理论上的传播了），另一方面，民众的情感在压制之后迎来了爆发，于是在城市化进程与市场化进程高歌猛进的时代，偶然因素与必然原因交织，身体、情欲成为这一场爆发的先锋阵地。私人化的身体以及与身体相关的情欲表达，成为民众抒发情感的突破口。尽管后来这一倾向流于泛滥，我们批判这种过分的情欲，怀疑其受到了资本的诱惑与裹挟，但在当时身体与情欲作为一种先锋与力量确实发挥过它的作用。普通民众借由写作表达自己的心声，这种心声无关乎政治倾向、道德审判甚至不一定带有思想高度，它就是日常生活以及日常情欲的再现。
与之相关联的还有，私人化城市文学及城市情怀的爆炸式出现。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以降，红色中国、乡土中国成为作家抒写的主要对象，私人情感化的城市文学稀缺。尤其在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学情怀中，乡村是一个巨大的、隐藏着无限生命力与创作动力的、野蛮与浪漫并存的场所，城市是险恶之地，刺激着知识分子对乡村的眷念——无论这一眷念是通过褒还是贬的方式来表达。网络文学的主体是市民阶层，尽管在一段时间内网络文学充斥着城市颓靡与过分忧郁矫情的话语，但城市生活的日常琐碎、城市情欲的细枝末节都确实通过网络场被再次显现，而这其中也孕育了80 后作家的崛起，此后城市成为新生代作家书写的主战场。
互联网对写作场带来的另一个巨大变化则是，以作家为中心的写作方式或者说写作观念被打破，读者（甚至是消费者）更多地进入写作场域之中，被赋予了较之以往更多的权利，作家中心论被打破。进入二十一世纪，大众文学的全面兴盛已成定局，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发展，尤其是手机阅读端的到来。如果说是二十多年前，网络文学带来的变化首先冲击的是写作群体，使得彼时的传统写作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那么今天新媒体技术更进一步改变的是读者的阅读方式。今天，进入千家万户的卧房，能看到的寻常一幕是，大众（下自青少年上至六十岁的老者）在忙完了一天的课程、工作、劳作之后，临睡前在床上用手机进行阅读，这些阅读不仅包括新闻、热帖、短视频，也包括连载的趣味横生的网络小说。这一情景在几十年前并不常见，相较而言，严肃的、获取不如此便捷的、内容相对单一的纸质阅读难以激起大众如此广泛的“热情”。
不过手机端阅读时常引发批评，最常被抨击的弊端——一是它使我们的注意力更容易发生转移，阅读中断现象更加频繁；二是它带来了碎片化信息阅读的后果；三是浅阅读。对第一点没什么有可解释的，但阅读中断现象在纸质阅读时代同样大量存在。关于碎片化信息阅读问题，一方面是信息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线性阅读模式被打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基于网络技术的变革带来了信息的急速膨胀，而技术革新在促进信息集中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问题，这种变化对应的正是传统的线性阅读被网络结构的散点阅读所取代。人也在汹涌的信息浪潮中进入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分散的、碎片化时代，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已逐渐由单一的视觉、文字和线性认知转变为感知整合的非线性认知，这也诱发了第一个问题，即我们阅读的内容愈发多元化的同时，我们停留在某一信息的时间却缩短了，而未来与“超文本”互动的加深也将加剧这一问题。关于浅阅读，常与碎片化阅读并提，碎片化阅读侧重的是非系统性、非线性阅读，而浅阅读侧重的是没有深度的阅读，或跳跃式阅读，或不加思考的阅读，或追求视觉快感与心理愉悦的阅读。
手机端阅读带来的上述情况确实存在，但这些情况被理解为弊端却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下，即阅读应当是系统的有深度的阅读，或者说连贯的线性阅读才是最佳阅读。以一种惯性思维来审视这一观点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一阅读通常是学院派者的阅读方式，以及具有一定专业倾向性的阅读（包括对某领域感兴趣的自觉性深入阅读），它排除了寻常百姓最广泛的日常化阅读，剔除了娱乐消遣性的阅读。它假设良好的阅读属于社会精英或知识分子，它暗含了一种指向性信息，即阅读应当朝着进入社会精英阶层或知识分子群体而努力，如果阅读者不是这一群体，这种阅读也为阅读者指明了方向——朝着系统的线性阅读的方向努力，努力的结果自然是提供一种路径让阅读者得以成为精英——这十分符合中国传统的文人观，符合千年的科举历史以及社会群体的优化史。于是，阅读的严肃性一再被强调，而大众所谓的浅白的愉悦性阅读也注定了大众本身的平庸。
言归正传，无论手机端阅读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为何，它的出现已然影响改变了我们的思考习惯，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借助于手机端阅读我们获取的大量便捷信息，更来自手机这一媒介本身，也正是麦克卢汉指出的——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变革。阅读方式的改变进一步瓦解了传统写作。为了快速适应手机端阅读，小说的写作变得更加通俗，浅白的文字、快速的情节推动、强烈的戏剧冲突、高趣味性，都是这一阶段为了尽快适应这一变化而作出的写作策略上的调整。部分忧虑人士认为，网络小说的这种浅白化与娱乐化倾向代表了一种向读者低头的谄媚趋势，同时瓦解了文学的深度。但回顾中国文学史，小说的繁荣首先与大众的趣味相关，正是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有了需求，才刺激了小说的发生发展——最初是话本的繁荣，然后是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登上文坛——文学从来与大众的口味息息相关。反观戏曲的案头化倾向，虽然一方面提高了戏曲的审美情趣与文学性，但另一方面也使它从群众生活中脱离出来而难以持续下去（当然也有其他多种因素）。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纯文学为代表的传统写作面临的不是由笔杆转至键盘的变化，而是商业化写作的挑战，传统写作者的“对手”是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商业化写作群体，人们关注的重心仍是作家群体的内部之争。今天传统写作更进一步遭遇的是读者的喜恶问题，其“对手”变成了消费者/ 读者，人们关注的重心也随着消费时代的全面到来而落在了读者/ 消费者的身上。写作成为一种生产，消费带来生产，都已是寻常观念，消费者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同时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作家与作家之间的较量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成了作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冲突与磨合。此种情形之下，纯文学却依然难以从作家中心论中走出来，认为作家天然地具有一种文学话语上的特权。
八十年代，作家以一种思想解放与启蒙者的身份呼吁人有表述自身的权利，“纯文学”在这一呼吁中确立了自身的合法地位。九十年代，在与消费意识形态的对抗中，纯文学展示了其话语权上的优势，但漫天声讨与质疑显然阻止不了商业化网络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一个时代的巨轮已经开启，纯文学坚持者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纯文学”成为一个文学领域中的主流概念，却逐渐地表现出一种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趋势，正如其被批判的那样：它忘记了它由之而出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限定，把一个更多由策略性要素构成的命题，当成了本质如此的战略性规划——它忙着重新确立文学秩序，一方面以文学本体论的身份继续与几乎不复存在的文学工具论保持一种假想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加强自己的正当性地位；一方面以精英者的身份与大众文学、大众文化建立起一种等级关系，以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
于是，在当下的文学场，我们看到两种主要阵营，一个是以纯文学为代表的以各省市县级文联及所属文学期刊为主要阵地的维护文学“本质”的写作，一个是更广泛的以网络文学、类型化畅销书及其他文学生产（如影视剧本）为代表的具有娱乐化倾向与商业诉求的大众文学阵营。在前者的文学活动中，作家依旧以一种超越身份掌握文学的话语权，认为这一本质写作在于带领、提升大众思想意识与审美能力，在于严肃反映社会现实，在于与大众拉开一定的距离；后者，围绕文本，作家与读者更多地展开一种较量与磨合，虽然其中充斥着大量过度娱乐倾向与商业化的作品，但也不乏优秀的具有一定深度的作品——这种深度不是文学本质如何的深度，而是在接受大众文化的前提下所达成的文学多维度表达中的一个维度的深度，这一维度可能是娱乐休闲化的、可能是私人情欲化的，也可能是高度商业化甚或是平面化的，但都是文学表达的多维面向。互联网对写作场的影响直接推进了大众文学的全面兴盛，大众文学的兴盛则把更多的话语权交由了大众，大众即消费者，读者转化为消费者。南帆先生在2001年谈及纯文学时曾说：“电子传播媒介、现代交通和经济全球化正在将世界联为一体。种种新型的权力体系已经诞生。历史正在向所有的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然而，这时的‘纯文学’拒绝进入公共领域。”晃眼已过了二十年，虽然纯文学观念仍在各地文联作协、主流官媒、体制内期刊中占据牢牢话语地位，但也仅限于此。一种普遍广泛并具有无限诱惑力的文学场已经成熟并仍在拓展自己的边界，随着新生代作家群体的进一步壮大，或者当多元的文学观念更多地浸入纯文学阵营的时候，纯文学的处境将更加艰难。纯文学的艰难处境常常被置换为当代文学的处境或当代文学面临的危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代文学显然已与各种权力关系达成合作（合作与抗争共存），并共同融入于大众最普遍最日常的生活之中。二十年前纯文学拒绝进入的“公共领域”，大众文学早已以各种形式在此站稳脚跟，并生机勃勃。
我们绝非要将纯文学与大众文学对立，只是指出一种在当今语境下纯文学自恃者观念中的毫无必要的优越性——作家话语权的优越性，以及以一种题材看轻另一种题材、以一种表达形式看轻另一种表达形式、以严肃看轻休闲的妄自尊大，这种妄自尊大又只能在小范围内有效，进入广阔的大众/ 市场领域，这种自大不堪一击，也正是这一观念导致了纯文学写作的故步自封——在题材的选择、写作技巧、形式与内容的表达和情感的传递上，纯文学都显得过于拘谨，却又将这一拘谨称作严肃而深刻的正统写作。如果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纯文学显然更多地指向的是过去，指向纯文学观念曾经辉煌的八十年代。过去未必不好，过去也值得缅怀，但文学的“后浪”早已在不停地奔袭而来，纯文学却仍眷念着往事驻足于沙滩不肯离去。如果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纯文学又是合理地指向了过去。如今，纯文学写作的“小众”趋势与各大网络平台生鲜活泼五花八门的类型写作、剧本创作，以及小说IP 转化的影视剧的繁荣几乎成正比，后者尤以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为主。“新的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吸收许多可追溯的连续性，再生产可被单独描述的组织的许多内容，可是却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全部生活，将他们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情感结构。”纯文学提供了这种“连续性”。
二十世纪初，纯文学作为一种明确的文学观念被提出，是在新旧、中西文化碰撞，在时代的交替中质疑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八十年代纯文学的再次提出是对文学过度政治化的纠正，这一观念延续至九十年代产生了对文学商业化的抗议。总体而言，以往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是反思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的过度侵犯，而文学是一种人学，所以这种探讨的核心其实是在忧虑“非人”性的东西对人作为人本身的侵害。九十年代对文学商业化的抗议也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人的异化”被反复追问，显然是受当时在国内影响较大的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相关思潮的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内社会发展已由战后及开放之初的混乱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人们在心理和身体上都逐步接受并适应了城市工业化与文化大生产带来的成果与愉悦，早前思想文化界流行的批判消费主义、批判文化工业（愚民）、批判日常生活、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科学主义等开始转向：对大众文化态度的回暖，尤其是新生代以微观权力等视角展开的对大众文化的讨论；对日常生活审美的重视；对技术发展的重新拥护。批评氛围由战后的不安、以反思为主，转向了一种面向美好未来的积极性关注。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下，纯文学对社会现场“公共领域”的远离遭到了指责。
纯文学绝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纯然的无关乎时代的文学。一方面，已经被探讨无数次的，不存在纯然的纯的文学，永远需要一个与之对立的他者来彰显纯文学的存在，纯文学更多的是一种修辞、一种文学理想。另一方面，回顾纯文学提出的时代背景可发现，纯文学正是以其被提出及其本身这样一种方式，以一种迎接新时代之“新”来反抗有待改变之“旧”，而这一“被提出”难道不正是一种时代介入？只是进入九十年代，当中国以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入“电子传播媒介、现代交通和经济全球化”之中；当“电子传播媒介、现代交通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刻影响了广大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这种影响不仅仅发生在生活方式层面，更是发生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上；当大众的眼界、习惯、口味都发生了深刻改变，纯文学却在扑面而来的新时代浪潮中显示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先锋谢幕后的咄咄逼人。无论文学到底为何，表现时代显然是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以文学反映时代不是简单地描述时代之场景、生活，而是从形式、情感等方面全面地与时代进行对话，产生呼应，在这一点上纯文学没有跟上时代步伐，这也正是纯文学写作面临的最大困境。但是今天，纯文学也并非如二十年前南帆先生所言的拒绝进入彼时还十分崭新的“公共领域”，纯文学写作也逐渐介入大众文化之中，开始越来越多地与读者、与新的思潮进行对话，尽管这一进展仍然缓慢。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不分种族、国籍的各类资讯、观念、思潮，各类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各种暴力、抗争等等，都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学与艺术景观，并且高雅艺术、通俗文化、大众文学、纯文学等，彼此区隔却又在慢慢地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从前泾渭分明的高雅与通俗，伴随着一次次政治权力的下移与微观权力的分散化，在今天或许仅仅只有薄纱之隔。在文学领域，通俗文学更是取得了全面性胜利。在文化批评领域，曾为了提升大众文化的地位，有学者将大众文化等同于通俗文化。通俗文化显然不是大众文化，通俗文学也不仅仅只是大众文学（今天的纯文学很多也都是通俗文学）。今天，关于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争论或许也不那么重要了，大众文化已成为城市通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文学的活泼性、丰富性、当代性是任何严肃文学不能比拟的，但是大众文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及时行乐的爽文较多、商业性诉求较多——当然这些未必是缺点，只是大众文学发展的基础与商业化相关，是资本生产，在此基础之上才是大众文化与艺术的共生。纯文学却不一样，纯文学首先要作为艺术而非任何他物（商品或者工具），其假设文学的基础是一种文学理想——是纯然的艺术作品，这一文学理想直接指向的是人有不受外界束缚的表达自身的自由、言说的自由。文学是一种言说方式，文学不是“载道”的工具、不是政治的工具，自然也不应当是资本生产的工具，这成为纯文学后来反对大众文学、不满文化生产的原因所在。问题在于，如果它反对的其实是已呼之欲出并将全面铺开的具有无限活力与未来的新文化呢？
纯文学写作的困境还在于，作为一种文学理想的纯文学，如果它与“理想”发生了偏离，它变得“畅销”“合时宜”，又或者成为另一种文学话语权的工具，它本身都将失去意义。当然，纯文学作为文学理想这一特质不会变，但具体的表现形式、内容、情感等会随着时代及其与之对立的他者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纯文学其实也是一种“工具”，一种以“新”对“旧”，一种承前启后的“工具”，同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几次文学复古运动一样，它的意义在于对抗，在于结束与开启。因此，当它呼吁的言说的自由（相对而言）的时代已然到来，它自然将隐匿于民间，无论它如何留恋于沙滩不退潮，时代的浪潮已扑打而来。以一种悲观的语调来说，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纯文学被提出”已完成了它的时代使命，随后纯文学将逐渐谢幕。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看，纯文学并不会真的消失，它作为一种文学理想，永远在召唤人对于文学、人对于人为自身而非他物的渴望，它永远会与“流行文学”交织，共构整个当下的文学场，也永远将在时代需要它的时候再次被重新唤醒，担负起它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