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心灵的对话

贺仲明

在现行的文学体制和许多人的观念里，文学批评似乎被隔离在文学之外，其实，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著名的《文学理论》中所指出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直接关系着时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所以，当一个批评家从事批评工作的时候，他所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是文学的原则——作为人类心灵世界的产物，文学绝对有自己独立的原则和评价标准。文学批评不应该成为政治、经济或其他权力的工具，也不应该以其他标准来代替文学的标准。

从这一原则出发，文学批评与作家的关系也应该是心灵之间的交流。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批评家也应该从心灵出发来进行批评。一方面，文学批评应该体现出“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在尊重文学和作家的前提上来进行批评工作，应该突出“他是什么”而不是“他不是什么”，不是以其他外在条件对作家的苛求，而是以作家本人为中心的对作家的尊重和认真研究，因为每个作家都有不足，不可能是全面的，批评当然也不能求全责备，不能以抽象的“真理”来要求作家和作品。在文学批评中，文学史的背景作用应该主要是考察和检验作家独创性的工具。同样，比较的方法也是一样，要建立以作家为主体的自然的比较，而不是外在于作家的生硬的比较。

但是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又不应该是乡愿式的和稀泥，它应该有原则，有立场，有自己的主体性和超越性——这种主体性建立在对文学尊重和深入认知的基础上，但拥有批评家超越性的独立思考——在当前文学批评大规模地丧失立场的情况下，这一点也许是应该特别强调的。批评家不应该被批评对象所拘囿，而要力图站得比批评对象更高更远，要对创作潮流有激励和引导作用，而不是跟随在创作后面亦步亦趋，要拥有比时代文学更高的、更客观的文学标准来要求作家和时代文学，其目的是激励文学超越现状，走得更远更高。批评家与作家相比要更理性，更冷静，更有文学史的视野和客观的高度。真正和谐的创作和批评的关系，是像19世纪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果戈理这样的关系，是独立思想的平等交流，而不是作为作家的附属。一个批评家可以没有作家朋友，或者他和作家可以在生活中是朋友，但在文学批评中就只存在职业关系，他们共同为时代文学事业负责。

我在这里所说的批评观也许是文学批评的常识，但也许正因为太常识了，反而容易被人遗忘。我不是一个专职的文学批评家，但我愿意保持对文学的一分热爱，愿意遵循文学批评的常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毒手药王”的前世今生

——猜想贺仲明

朱文颖

贺仲明是个批评家。在当今的文化语境里，“批评家”这个词可以与许多事物产生关联。我觉得其中有一项可以是医生。讲到医生，自然就会想到医生开出的药方。而贺仲明自然而然地让我想到了中药。我不爱看武侠，所以关于“毒手药王”的知识也是道听途说来的。据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中写过一个江湖人物，他就是毒手药王。此人居住在一个名叫药王府的神秘山谷里， 手里握有一本秘不外传的《药王神篇》。毒手药王在山谷里主要的事情就是研制各种毒药，哪种毒就研究哪个，越毒越好，不怕有毒，就怕不毒……不知道为什么我突发奇想，硬是把朴实耿直、平和中正的贺仲明，与这位纯属虚构的“毒手药王”联系在了一起——是呵，无论是相面、算命、相处还是臆想，与贺仲明最无缘的一个字就是“毒”，但或许万事万物相生相克，我再一次突发奇想—— 如果说贺仲明让我想到了中药，那么，这个“毒”就应该是贺仲明的药引。

先来说贺仲明的不毒。我和贺仲明其实相处不多。为了写这篇文字，我才略微知道了一些，比如说他是湖南人，吃辣子长大的。比如说，他的同行以及他的朋友是如何看待他的……这当然和我与人相处时的不求甚解有关，但仍然是万事万物相生相克，一个人既然不求甚解，于是也就更多地依赖于直觉：也就是说，我对这位名叫贺仲明的人、这位从事批评的人怀有一种天生的信任—— 他对于文字的判断力，以及来自个体的最根本的善意。

我注意到，在贺仲明对于自己批评理念的一些阐述中，有着这样的文字。在这样的文字里，与其说他是坚定的、鲜明的，像蜂蝶一样蜇出毒针的，还不如说他是困惑的、矛盾的，甚至是迷茫的……贺仲明把这样的困惑归结为个性， 归结为某种特定的生活背景与生存秩序。比如说，他在湖南农村度过童年时代， 乡村的艰辛与权力的肆虐，让他后来一直坚守着对于现实的批判精神。而另一方面，“我对文学最真切的感受却又是它的美学魅力”。这种美学批评与现实批判的矛盾让他苦恼，因为“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发现，其中的某些篇章在观点和方法上甚至有相矛盾之处，有时候或许还存在祛除锐气以求中庸的缺陷。然而，尽管这一困惑长期徘徊于左右，我却始终无法作出最终的取舍……”。

我不知道他人是如何看待贺仲明的这种困惑的，在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文字却意外地让我感觉真实与亲切。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把自己真实的心灵印记带入批评的批评家。这是难得的，较之一切言之凿凿的理念，这种犹疑与矛盾反而来得更加可信。因为真实的灵魂往往不能涵括天地间一切的法则。法则是众生的，而个体的真实反倒体现在局限之中。我是不懂得批评的，但仍然凭借直觉，我似乎更加信任那些不那么言之凿凿的批评家，那些不能掌握一切法则的批评家，那些仍然承认自己局限的批评家。因为这样的困惑并不仅仅是贺仲明所说“与自己颇为优柔的个性有关，或许也受到生活背景的影响”，我认为它来自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一个人，怎样基准于自己有限的存在，而尽可能接近那些无限广阔甚至于超越现实的事物——

贺仲明当然不是刺猬，但他也不是狐狸。有人对他的评价是：平和中正。平和是理性，中正则是明白和倔强。这些都是在强调贺仲明的一个“基准”， 也就是说，他不是飘在天上指手画脚的，而是从自己真实的知觉、痛感与喜乐出发的。《阿Q 为什么是农民？》《阿Q 是不是农民？》……这些具有独特切入视角的批评文字，贯穿始终的，其实是一个批评家整个的生存背景、学养、痛苦的思考、矛盾以及艰辛的求索之路。对于贺仲明来说，这中间没有间隔与缝隙。

贺仲明的平和中正当然还体现在其他的地方。比如他对于作家陈希我的评论。陈希我是如此典型的以毒攻毒型，浑身都是毒刺，冷不防就射出来一根， 盖住里面那颗红通通的善心。但他的方式显然不是贺仲明的方式。所以贺仲明的评论文字里有这么几句：“我估计，我的这段批评陈希我是不会认同的，陈希我是一个很有主见、很有独立性的作家，我与他的分歧关涉到最根本的对文学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个人性。”

我不知道陈希我认不认同，反正看到此处，我是忍不住会心一笑的。因为对于这样的“个人性”我也有着很深的体会。就在前些天，我和另一位同是写作的朋友聊天。我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我是个骨子里并不极端的人。对各类人群我基本都能接纳，这与生存经验有关，或许更重要的还是天性。我说我认为这世界上的事情，归根到底是没有什么对错的，没有最终的解释，也没有最终的解决。因为世界是宽的。你在这一层上有了解释或者解决，到了再上一层， 或许就是完全相反的结论。真相的后面还有真相。如此循环往复，再循环往复。而我的这位朋友就批评我。她说你必须窄，在某个地方你只有窄了，才会产生真正的判断，有力的判断。她说世界是简单的，你看，花这么开，草这么长， 天是这样的蓝，说明万事万物都有规律可循。

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就像我也明白，贺仲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与陈希我产生了分歧，以及他们在无限远的一个地方必将重逢。我想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对的。甚至我们在说的可能就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每个人存在不同的天性，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感官世界与生命密码。

讲起来，我和贺仲明的相识还挺有意思。在我们还并不相识的时候，贺仲明在一个系列评论里面负责写我的那篇。过了若干年，后来我们见了面。不知怎么的，也不知是谁，就讲起了贺仲明在那篇评论的后半部分（呵，当然是后半部分）对我的一些批评。说真的，其实我对于贺仲明的信任恰恰正是来自那后半部分，从那些并不是赞美的文字里面，我看到了一个批评家的才华、洞察、真诚、敏锐……以及那么一点点的毒。就像有人评价贺仲明的——他对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状况和心理真相的系统研究，尤其是结合具体作品对作家心灵损伤（明伤和暗伤）的“望闻问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呵，我愿意把贺仲明的毒也当作我的药引。

中国的古人喜欢讲药，讲药即毒、毒即药。据说神农老先生在尝百草的时候，一天里面就曾亲自经历过七十种毒。至于“毒手药王”，也就是我对于贺仲明的一种想象吧。我希望他在神秘山谷里亲尝百草，精研毒药。但平和中正的贺仲明，无论如何又和毒药有着那么点距离。贺仲明当然不喜欢极端，虽然他是吃辣子长大的。他是善意的，宽厚的，虽然人的种种善意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贺仲明命里注定要用这一种——就像有些药的药引是“芦根三四支”，有的则是“鲜桑叶五六片”或者“陈绿豆一把”，贺仲明有幸成为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然而，我又是那么希望贺仲明能多用一点毒药，多用一点猛药呵。那时的贺仲明一定会更出色更精彩的。当然，话说回来了，毒死一两个人，对于神秘山谷里的“毒手药王”是着实无妨的，但贺仲明是吃五谷杂粮的，也并不幽居山谷呵。那么，做一个什么样的“毒手药王”呢，这样的难题，贺仲明能问答吗？

（朱文颖，作家）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