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山河袈裟·自序》里，李修文把“人民与美”称为“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既然秉持着这样的写作理念，那么最终走向《诗来见我》的古典追寻，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故纸堆里有着生生不息的人民和亘古未绝的美，中国古典诗词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由此而生，为后来人持续地提供着难以逃逸的地心引力。由于古典诗词的大量介入，李修文的散文创作开辟了新的境界，《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中的苦难与温情、伤痛与悲悯被高度意象化，凝成了《诗来见我》的空间之美。阅读《诗来见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所有的人物、事件、情感都在坚实真切、触手可及的空间中流转不息，相比之下时间的存在感则非常微弱，年代界限也被有意地模糊处理，这就更加凸显了空间对于整部书的结构性作用。而书中这些形形色色的空间，多数都可以被概括为三个类型：笼中、海内、旅途，它们就像三原色一样交汇融合，构成了《诗来见我》的丰富图景。

一、笼中：激烈缠斗的自我空间

在李修文笔下，“笼中”代表的是一种激烈缠斗的自我空间。

《诗来见我》中，主人公所置身的，很多时候是极狭小的物理空间：小饭店，小旅馆，没有候车室的小火车站，菜棚里一小片生了火的地界。这些空间不仅狭小，往往还偏僻、破败至极：它们或在西北、岭南的小山村，或在河北、山东的小县城，那旅馆“冻得几同于一座冰窖”；那小火车站只有一小截凉棚可以避雨，这仅有的凉棚甚至还要在后半夜垮塌下来。狭小的物理空间作为一种隐喻，映照出了同样窘迫的人生空间。在苍凉的世道和人生里，奔波劳顿围困着他，去往的目的地偏僻到下了火车转了汽车，还要坐拉客的摩托，还要走上大雨浇头的泥泞山路，乃至情急之下不得不向着离岸的渡船横心一跃；贫病饥寒围困着他，多少个又冷又饿的清晨，多少个独自捱过病痛的白昼，多少个想要栖身而不得的夜晚；炎凉世态也围困着他，被江湖大哥恃强相欺，被剧组和老板们冷眼相待，被无法消受的官司追赶到海角天涯。用作者的话来说，“清晨里奔过命，暗夜里伤过心”，种种遭际，都是为了生计，甚至只是可能会有的生计。总之，《诗来见我》刻画的多是人生逆境，这种逆境被一生悲苦的唐人孟郊诗意地书写为“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

物理空间和人生空间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的自我空间。由于肉体在狭小的物理空间中腾挪，心灵在坎坷的人生空间里奔波，哀伤痛苦、愤懑不甘随之而来，自我空间必然面临激烈的缠斗，这种状态，被李修文称为“犹在笼中”。也是因此，我认为在本书的20篇文章里，《犹在笼中》写得最好，既得了古人的意，又遣了今人的怀，写到最后真正将言说的自我与笼中鹦鹉、与命途多舛的罗隐融为一体。在这里，“笼中”成为自我空间的喻体，围绕着牢笼的一字一句，都是对命运围困下的自我空间的体认，以及无法克制的困兽般的挣扎。对于这种挣扎，李修文使用了“缠斗与周旋”来描述，不过明显更偏爱“周旋”一词，因为它出自白居易的诗句，根底嬴嬴，机缘深重——但是，莫要被作者轻易骗过，实际上这是故作平静的小说家笔法，是散文里的不可靠叙述。笼中之人绝无白乐天的悠然，援引“任从人弃掷，自与我周旋”的豁达语句不过是六经注我，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将古诗当作一种“救命的武器”。到了救命的程度，自我空间里的缠斗有多么激烈便可想而知了，因此说周旋只是表象，具备鉴赏能力的读者也往往能够剥开这表象，窥见其下翻腾的惊涛骇浪。

需要指出的是，书中反复出现的奔跑意象，也是对这种激烈缠斗的自我空间的确证。在杨庆祥那里，奔跑被指认为李修文抵达他的生命时空的方法论，以此来实现对现代生活的平衡（《生命之诗与大地之魂：评李修文<诗来见我>》）。换言之，是要先失去自我的生命时空，失去面对生活时的平衡，人才需要用奔跑这样激烈的运动来对抗。奔跑不仅仅是宣泄，更是一种试图拓展自我空间的举动，是对命运的象征性的突围，因为想要挣脱无形的牢笼却又一筹莫展，只好诉诸有形的奔逃。从这个层面来说，这奔跑作为一种行为艺术，倒也不必然与现代性有关，只要世事不能顺遂，只要那并不纯良的命运仍在，人就无往而不在牢笼之中，无论是长歌还是狂奔，都只当一哭。

古人说“不平则鸣”，内心平静的人是不需要写作，也不需要读诗的。惟有在自我的缠斗中产生了溯回往昔的精神需求，才会去读诗；换句话说，是内心的不平静，给诗歌开了门，创造了“诗来见我”的可能性。自在笼中的困厄，是《诗来见我》这本书的起点。

二、海内：民胞物与的集体空间

北宋理学家张载曾提出“民胞物与”的说法，把人民都视为同胞兄弟姊妹，将万物都当作同伴，这可以说是近世中国最具启蒙意义的思想之一。《诗来见我》以《寄海内兄弟》开篇，书中也每每出现“兄弟”“兄长”“某兄”等称呼，以最紧密的拟亲属关系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最广泛的心灵联系；此外，在作者笔下，主人公对于生命中邂逅的种种“物”：同淋一场雨的山间红槿花，寺庙中落脚的飞鸟，秋天里的棉花、玉米和葡萄，也都感到亲近。这种根植于中国血缘伦理观念和世俗生活传统的深厚情感，绝不同于奥古斯丁或是卢梭意义上的博爱，而是更多地带有“民胞物与”的哲学气质。

“民胞物与”作为一种精神境界，需要置于“海内”的框架下才得以实现。现代观念习惯以明确的边界、精准的参数和有限的内蕴来描述空间，“海内”则恰恰相反，它的范围模糊而广阔，性质含混而富有生长性，层叠的褶皱里包含着无法计数的文化内涵和生命体验。因为同生于这样的海内，被它的广阔、生长性和无限性所包裹和催化，一个个原子化了的现代人，又纷纷打破孤立的僵局，建立起紧密联结的化学键。有了这样的联结，海内兄弟的悲苦、狼狈、情谊与热忱，便全都注入作者笔端，化为对底层生活的感悟与书写、对小人物的理解与赞颂、对自然的热爱与亲近。这种“民胞物与”的精神，与《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一脉相承；而在《诗来见我》里，作者还秉持着同样的精神，频繁地溯回往昔，去感受古人内心深处的鲜活律动。

古诗词里的人与物早已随风而去，今人之所以能够与这些人和物深刻共情，其空间基础也是“海内”，是千古同此山河。古人的诗，关塞烟景，天街草色，渭城朝雨，扬州春风，哪一首不是落地生根、宅兹中国？惟在“海内”，惟在这片世世代代耕耘的土地上，后人才能找到古诗的灵魂。假若我们是一个流浪的民族，连先人的土地都难以亲近，那么皮之不存，古诗也就不再有被阅读的可能。

因此，《诗来见我》的多数篇章，都是以年年岁岁皆相似的山河为载体。你看那《犯驿记》，从诸葛武侯的筹笔驿开始，李义山、罗昭谏一路写下来，对着祭文写哀辞，接着挽歌唱悼歌。然后是罗昭谏的纪南驿、莲塘驿、商於驿，苏轼、宋之问的大庾岭……诗人的文字犹如散落在历史长河里的蚌珠，全靠这一个个地名捻丝成线，将它们缀连起来。你看那《枕杜记》，从李修文的微山湖到杜甫的洞庭湖，从李修文的泾河渭河、河南河北，到杜甫的泾河渭河、河南河北，全都是对着故国思故人。你再看那《十万个秋天》，倘若不是在“大也，盛也”的敦煌，又如何写得出“一片正在涌动和扩大的铁打江山”？以土地为基础形成的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集体空间，覆盖着诗人们的全部足迹，使今人得以真正连通古典。如果给这苍苍茫茫的集体空间一个合适的称号，那只能是，“海内”。本书第一篇的标题“寄海内兄弟”，固然是写给当世飘零四方的知己，又何尝不是寄与千百年来于海内生死俯仰的兄弟？因此书中的一切离合悲欢，说来道去，都无法脱离本民族文化和心理上的集体空间，都是在“海内”打转。即便是像《雪与归去来》那样，将文字放逐到万里之外的异邦，主人公也需要以漫天大雪为媒介，让思绪回到奉节重庆之间的山路，回到黄河边的旷野，回到有着宫殿和龙椅的影视城——回到“海内”，这才能够想起吴梅村与洪稗畦，以完成自己心灵上的一番归去来。

三、旅途：古今同行的诗意空间

如果说笼中是无限小的自我空间，海内是无限大的集体空间，那么旅途就是沟通这两种空间的桥隧，是含纳芥子与须弥、小我与大我的辩证法。笼中和海内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张力无疑是美的，但也是危险的，它可能会带来作品的撕裂，而旅途作为一个古今同行的诗意空间，既增加了美的维度，又消除了这种危险。因为旅途的存在，自我空间融入了文化与心理的集体之中，也就有了摆脱无休止的自我缠斗状态的可能；集体空间也因被自我空间所映照，展现出它那不因时间而褪色的宽厚、博大与温情。

旅途不仅沟通了小我与大我，也聚合了今人与古人。从本书的内容来看，天南海北，岭表关外，李修文笔下的主人公可以说是一直在旅途之中，他与古诗的相遇也是在这旅途之中。羁旅之人，每每宠辱得失，悲欢聚散，物动心摇，感慨系之，正不知何以言说之际，古人诗篇涌上心头，告诉他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而我们将一路同行，这就是“诗来见我”。这般情形，《枕杜记》里可谓是说得分明，主人公在幻觉中看见了杜甫，念着杜甫的诗，却又害怕杜甫招呼自己与他同路。实际上，《红槿花开》中，李德裕、刘禹锡、黄庭坚伴他走过暴雨迷途，这何尝不是与古人同行；《追悔传略》中，陆游伴他在沈园边上徘徊追悔，这又何尝不是与古人同行。于是在这旅途上，在与古人同行的诗意空间里，他终于能够认清这种无法摆脱的羁绊，即自己的命数与古之诗人的命数、自己的八字与山河众生的八字，终究是联系在一起的。

读《诗来见我》的时候，我总想到宋人《稽神录》中的一个故事，叫《僧珉楚》。它写的是广陵法云寺一个名为珉楚的僧人，有一天在街市中遇到了已经过世的朋友。朋友告诉他，“今人间如吾辈甚多”，还把那些由鬼魂变成的人一一指给他看。他们在街上遇到一位卖花的妇人，朋友说，妇人也是鬼魂，她手中的花也不是人间的花，凡是见到这花露出笑容的，都是鬼魂。朋友买了一朵花送给珉楚，他们一路同行，珉楚发现很多人都见花而笑。

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实中的我们也生活在人鬼杂处的广陵城里，只是大家往往对“鬼魂”视而不见。虽然诗人早已成为荒垄穷泉骨，虽然千金无复换新诗，更经历千秋而万岁，然而诗歌不灭，诗意永存，诗人们留下的文字成为了一切意义，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从不曾离去。某些人有慧根，或是机缘巧合得了一朵通灵的花，能够留意这些文字，告诉大家，他们还在，他们有他们的悲喜，并且与我们相通。《诗来见我》就是这样一朵花，在李修文笔下，在天南地北的匆忙旅途中，它点亮了古今同行的诗意空间。我想，这就是《诗来见我》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