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个人，这个晃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于各类饭局，怀揣着焦灼、愤懑、无奈等情绪的普通人，被赵依一眼识别出来，放置于小说《和解》中，让他徐徐走到我们面前来。读《和解》的过程，是认识这个叫何伟的青年男子，同时，也是认领这个时代的精神表情。

在这篇小说中，没有什么大事发生，赵依以绵密的细节拼就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说起来，也无非是何伟去剧院排练，参加一场文化人所组成的饭局，再去排练，经历话剧的差评并从舆论漩涡中微妙生还，如此种种，“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赵依并无兴趣讲述一个严丝合缝的故事，她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精神自语，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所思所想。

某种程度上，小说扮演了发言人的角色，它负责向我们解说在貌似平滑的日常生活之下何伟的精神困顿所在。显而易见，对于周遭世界，何伟处于不满足状态。职业所带来的获得感越来越微弱，而与之共事的演员们似乎也没有任何精神交流，以至于小说里常常出现一些貌似深刻的感慨“人与人关系的真相，在哪儿都一样，而且人总是喜欢依照自己的美学毁了别人或自己。”情感关系又无法滋润他。在何伟看来，父母常常“对他想当然地引以为傲和提出要求”，为了从这一情感关系中逃脱出去，何伟寄希望于女友，而女友过于柔顺的姿态与过分上进的时代之间也构成了某种抵牾。

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何伟所参加的这场饭局。在冷眼旁观中，作者和何伟会心地嘲笑了这群文化人——“这些文化人纵然有着各式各样的才能，对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喜爱，但促使他们选择如今的职业，并非那些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情感，而是为了解决最普通不过的温饱和生活问题。他们甚至是创造了一种生产方式，以文化人的身份为生产要素，以投机替代真正的付出，虽然尚不违背什么经济学的根本规律，但这恰恰是非文化和反文化的。”然而，可悲可叹的是，尽管对文化人和文化生产有着种种质疑，作为文化生产者中的一员，何伟仍然要尽全力地投入这部叫作《熄灭》的话剧以及可有可无、不断重复的饭局。在何伟这个普通人身上，赵依发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观点、立场和态度如风一样裹挟了我们，人人都陷入了精神的泥沼中，似乎对这个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却仍然无力逃脱。尽管知道有可能是徒劳，赵依仍然试图给这蓬乱的精神生活给予某种解决之道，这也是她所谓的“和解”——与世界和解，也与自我和解。而通往和解的途径竟然是痛苦。在遭遇了一次艺术产品的差评事件后，何伟突然在生活中发现了某种“显而易见的自由”。经由痛苦，他也开始理解了他人，包括从他生活中消失已久的母亲和女友，而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就是最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