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完诗人费新乾诗集《野孩子》（团结出版社2020年11月版），我不由得生发出一些追问：野孩子是谁？他们生活在哪里？我们还需要野孩子吗？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对“野孩子”进行一次确认，找到“野孩子”生活过的村庄，进而对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进行一番由物及人的重新打量。

显然，诗人眼中的“野孩子”，首先是记忆中那个已成为过去却难以忘怀的时光少年。当这个“野孩子”从乡村长大逐渐进入城市，“野孩子”们在乡村进入巅峰状态后，就渐渐从留守儿童转换为进城少年，“野孩子”因此成为诗人对乡村时光的怀想与绝唱。“野孩子”在时间选择上是多维的，如《烟花》的儿童视角，《伤疤》的此时视角，《萤火虫》《野孩子》的彼时视角等，都提供了不同的意象体验。由此，《野孩子》所提供的意象和情感结晶，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过去性，而这种过去性又指向过去与现在的边界、过去进行时与现在进行时的融合，开阔的空间充满“野孩子”的人证与物证。《野孩子》的明显特征，则是对仍在进行的、甚或延续至今的过去进行时予以观照抒写，无论是抒写行为本身还是抒写对象，都因和现在与未来紧密联系而别具意味。

当我们在情感上把“野孩子”与一批具有乡村经验的城市生活者联系起来，“野孩子”就逐渐脱离了作者所指，而成为具有乡村经验和乡村记忆的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感凝结，成为某个群体的个性经验的公共表达。“野孩子”正是通过对过去时的唤醒，通过营造诗意人生来抵达情感的共鸣。对于诗人或者野孩子而言，村庄之美好是在成为记忆之后，甚至很大程度上在于逝去的不可追回，这其间既包括童年生活的须臾而去，也包括村庄在时代巨变中的凋零嬗变。然而，与过去近20年文学对乡村的很多抒写不同的是，《野孩子》关于乡村、乡村人物的言说正试图从空巢、留守等旧话语体系中跳脱出来，使我们看到的“野孩子”时常充满阳光、值得期待。这个野孩子的精神世界，既是各种少年行为方式的叠加，也是一种天性的内在使然，这样的野孩子，即便确乎少了些野气，也总让人感觉到熟悉亲切。

诗人笔下具有乡村气息和诗意生活的野孩子，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有其独特的生活环境，在文化意蕴上也有其自在的空间。野孩子生活的村庄，一切都是他们的背景和舞台，囊括村庄的全部人物关系、活动场所。诗人在极为密集的意象传达中，勾勒出传统的生产关系，承接那些曾也身为“野孩子”的共同记忆。这样的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正可以由“我的村庄”进入到“我们的村庄”。在“我们的村庄”中，“野孩子”实际上有两个向度，一个是其所在的自然环境，一个是其自有的天然禀性，二者在城市文明的挤压中，正在孕育为“野孩子”在当下被确认的优点。因此，“野孩子”的根本性特点既不在于性格的“野”也不在于场所的“野”，而在于展现和释放人的天性，展现出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野孩子”实际上突破了时空而无时无处不在。

在城市化和城镇化同步推进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乡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贫困不能再简单地与乡村画等号，在农业合作社、现代观光农业、退耕还林、乡村振兴等新时代背景中，乡村的人际关系和元素构成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当乡村不再贫困、公共服务普遍抵达时，有关乡村的逃离将成为历史话语，兴起某种程度上的由都市向乡村的逆向抵达新潮流也未可知。因此，“野孩子”曾经居住的村庄，它不是一个终结的过去式，而是一种过去已经开始的充满变化、延续至今、未来可期的持续进行时。正如作家邱华栋在《野孩子》序言中所说：中国的历史意识和民族传统一直沉潜在文学之中，拥抱文学就是在打捞鲜活的当下中国，一旦我们尝到借助文学重返历史的趣味，我们也会找到通过文学想象未来的钥匙。正是通过这些“野孩子”，我们可以找到乡村中国的未来与希望。

今天，中国农村伴随着城市化推进，催生出新的城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们正在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其中包括城市人开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重新认识人与人的关系。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这种新的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助对“野孩子”的回望与想象，赋予乡村以亮色和希望。在这个意义上，诗人通过找到“野孩子”对过去时光的唤醒，将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加以链接，为今天如何重建都市与乡村的关系提供了思考的空间。这其间一个重大命题就是，乡村的振兴需要 “野孩子”。因为，那个由实到虚又将从虚到实的乡村，不仅是已经长大了的野孩子的舞台，也将是正在成长中的野孩子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从城与乡的对立中解构，逐渐回归到守望相助和城乡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