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巴金是一位勇于讲真话、有良心的作家。他在晚年撰写的《随想录》是其创作生涯中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我收集的各个时期《随想录》版本中，尤为珍贵的是珍藏了整整40年的《随想录》第一集的“特别版本”。之所以说这本《随想录》“特别”， 是因为它不仅是《随想录》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种版本，而且是一本不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是由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以《文教资料简报》形式编印的，其封面如今看起来很是粗陋。那么我是如何得到这本《随想录》的呢？

还在孩提时，我就从长辈的口中知道了巴金这个名字。上小学后，我陆续开始阅读巴金的《家》《春》《秋》《寒夜》《憩园》等作品。虽然在阅读这些小说时，对作品的深刻主题并不是很理解。但是，小说中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1976年4月我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崇明农场，我冒着风险将已经被打为“毒草”的巴金作品悄悄放入行李中。在农场的日子里，巴金的小说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1977年5月25日，喜欢读报的我在连队的阅报栏读到巴金发表于《文汇报》的长达五千字的散文《一封信》，简直不敢相信，历经“文革”的磨难，巴金竟然还活着。这以后，巴金的文章及有关他的消息引起我的关注。1978年年底，得知已经74岁高龄的巴金用“讲真话”之笔开始创作“随想录”专栏文章，我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欲望。可是这些专刊文章刊载于香港《大公报》，内地读者无法看到。1980年1月的一天，我偶然得知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在征得巴金同意后，以《文教资料简报》丛书之三的形式编印了《随想录》第一集内部发行，读者可以邮购。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立即花了0.35元工本费加上0.05元外埠邮寄费，邮购了这本《随想录》。

收到这一“特别版本”的《随想录》第一集，我如获至宝，一口气就读完了书中的30篇文章。那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的对人生的反思和自我忏悔的文字，至今依然激荡着我的心灵。

晚年的巴金长期患病住院，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更深入地走近他们所热爱的巴金，从2003年开始，我和长期在巴金身边工作的上海市作家协会陆正伟先生紧密合作，在《东方剑》杂志开辟“世纪巴金”栏目，系统介绍了巴金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作为这一栏目的责任编辑，我在阅读和编发稿件的同时，自己的心灵不断得到升华。后来陆正伟先生在赠给我的徐开垒著《巴金传》的扉页上题写道：“我与刘翔对热爱的巴老情结所系，感谢刘翔为我在《东方剑》开辟‘世纪巴金’栏目所付出的辛劳。”

我对陆正伟先生说，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巴金先生，是他的文字滋润了我们的心田、唤起了我们的良知。现在想来，在当时的形势下，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为满足读者迫切想阅读巴金《随想录》的需求，做了一件大好事。虽然后来又购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套五集《随想录》单行本，以及《巴金随想录手稿本》等多种《随想录》版本，但这一“特别”的《随想录》第一集，无疑是我收藏的《随想录》诸多版本中最有价值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