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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昕:批评是一种心灵的到达
来源:中国作家网(微信公众号) | 张学昕  2021年09月02日09:05

批评是一种心灵的到达

张学昕

我不得不承认,多年以来,在我对文学的持续不断的阅读中,那些坚硬或柔软的文字,不仅没有缓解我内心与现实的某种龃龉和冲突,铸造起我内心的强大,反而愈发加剧了我对存在的焦虑、压力和紧张。我想,这种焦虑和紧张既来自我对文字过于轻率的理解,来自我对存在不能从容把握且缺少的洒脱和睿智,也源于我精神内涵的种种匮乏,以及我对不朽事物或境界的渴望。这也是我更为眷恋文学的理由。而我所恐惧的也恰恰是这一点。因为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叙述文本,而是那些文字背后复杂的文化和艰涩、迷乱的现实生活。我甚至深深地怀疑:我的批评文字作为个体世界的情感呈现和自我生命的载体,对社会生活和更多的“他者”又意味着什么?我的所谓对文学的“独语”的分量究竟有多大呢?因此,我常常在阅读和批评中不断地、惴惴不安地追问、反省自己有关文字的伦理。

我渐渐清楚的是,文学、文学批评都是心灵对整个外部世界和存在的一种精神性的秘密到达。它是一个心灵,从生活现场到写作现场的没有任何表演性质的一次勇敢的穿越,这时的写作,当然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自我的原生态的复现,而是心灵对存在的“宽广”和丰富,对世界的一种耐心的倾听和对内在自我的寻找。这时的“批评”,与阅读一道,源于文本更依赖于生活,是摆脱任何功利和庸俗枷锁的一次次远行,是一个心灵道场和充满激情的狂欢仪式,是精神对事物的某种到达。这时的文学写作,心灵完全沉浸在语词的密林里,弥散出激烈和呐喊、宽柔或沉寂、疼痛与抚摸,暗示着写作者内心的美妙风景和百感交集,超越文本之外,到达生命本身。

我说过,我从不敢对文学有太多的奢望。我觉得更不要让文学、文学批评有太多的文学之外的负累。文学批评虽然不能即时性地解决我们现实的、个人的尴尬处境,但我坚信,文学会建立大于一切物质存在的宽阔和自由,她从黑暗而坚硬的存在中磨砺出耀眼的火光,显示出她的神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既不是摆设也不是附庸,而是前面提到的,是一种到达,我想,对于文学,对于心灵,这已经足够了。

从心灵出发所能呈现的文学现实,在经历了历史、现实世界的风风雨雨之后,必将会重新回到心灵的锚地。无论她有多少负载和承诺,有多少企盼或获得,有多少期待或无奈,有多少虚幻或梦想,有多少空虚或深刻,我们都会在对文学的心灵阐释中得到最大的快慰。文学是神圣的,她永远是一条道路,一条不断延伸、铺展开来的道路,让更多与文学有关的人们,穿越表象和某种意志的世界——到达。

这种到达,不会被任何外在于文学和心灵的意志指派,它是批评家具有阅读者和诗人双重身份的一次经验快感,是文本的另一次写作过程,是在精神、理性控制下又为理性力量所不能洞察的隐忍力量的朴素呈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批评的高贵与尊严,并不在于它的权威性,而在于它的宽容、仁慈和激情。

我如何才能获得并保持文学评论写作的尊严和激情?

2007年1月1日大连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

 

批评家印象记

当学昕选择做一个文人

李 洱

四年前,经由林建法先生介绍,我与学昕得以成为好朋友。那时候,张学昕已经退出政坛。在从政和从文之间,他选择重新做一个文人。别人是学而优则仕,学昕是仕而优则“退”,一直“退”到个人。

在一篇自序中,学昕曾经说到,在这个时代,文学是一种体现个体生命的个人修辞学。对学昕的这一看法,我深为认同。学昕的说法,也令我想起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一个观点:写作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途径, 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有才华的人才将写作当成自己的终身职业。

当学昕放弃仕途,而把文学批评的写作当作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想通过写作来穿透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封闭和压抑,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

从这个意义上,“退”不是退,而是进,一种面对困难的进。

从学昕对批评对象的选择,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他的趣味,他的“幽韵”。

学昕最早的批评文字,大都与先锋小说有关。20 世纪90 年代末,在先锋小说退潮之后,他的目光仍然被先锋小说细微和丰润的肌理所吸引。学昕不是一个容易被文学潮流所裹挟的人。他更愿意手持书卷,隔岸观火,然后描述和分析火焰的变幻莫测的形式感,还有它激荡的烟尘。

学昕至今用力甚多的,是对苏童小说的研究。毫无疑问,苏童一直是一个独具性灵的优秀作家。苏童的小说意象丰饶,气韵生动,你从中几乎看不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它们几乎是以自己的意志在向前滑行。学昕对苏童小说的研究,其注意力也往往集中在小说的叙事美学方面,他探究苏童个人的气质与小说风格的关系,探究苏童小说的唯美倾向,探究苏童为何执着于短篇小说写作。他的许多阐发,苏童本人是如何看待的,我并不知道。但作为苏童小说的爱好者之一,我以为学昕的很多阐发称得上思入微茫。

但我更想说的是,学昕之所以选择苏童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本人的心性和苏童小说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同构关系。

不仅仅是对苏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昕对当代小说的关注,也大多集中于小说对“非现实世界”的诗性描述方面。甚至对阎连科至为沉重的《日光流年》,学昕关注的也主要是小说的“寓言结构”。学昕对格非的《锦瑟》以及李冯早年的戏仿小说,也非常欣赏。因为,用他的话说,他在这些小说中发现了新的“审美形式结构”。他认为这是个人经验、自由的虚构以及叙事策略的合谋,是一种“诗性生成”。

也正因为如此,我注意到学昕对叙事学研究大师华莱士·马丁非常推崇, 而在华莱士看来:小说意味着词与物之前的错误联系,或者是对不存在之物的言及。华莱士的话当然很有道理:词与物从来不存在着对等关系,“词中之物” 与“物”更不存在对等关系,否则“词”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将被取消。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从80 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文学变革的,都能从学昕的此类文章中,找到贴己的经验。80 年代中期的文学变革,正是首先从“对不存在之物的言及”开始的,并由此为以后的中国小说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形式基础, 我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之为“物质基础”。而对这种“物质基础”的长期研究, 使学昕可以轻易进入各类文本的内部。而深厚的学理背景和文学史意识,又使得他可以在“史”的维度上,对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作出进一步评估。

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我以为《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唯美主义倾向》《多重叙事话语下的历史因缘》《唯美的叙述》可能都是当代文论中的重要篇章, 尤其是前者。我自己觉得,它可能是苏童研究之外,学昕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学昕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唯美主义传统,谈到唯美主义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特殊的传播方式,进而探讨了当代小说中的唯美主义倾向,以及这种倾向在贾平凹、马原、苏童、张承志等人作品中的不同表现方式。

作为一种文学潮流的唯美主义小说,早已作古,但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作品,作为一种潜流却一直存在于世。唯美主义小说大多带有某种诗性特征,是学昕说的那种“‘非现实世界’的诗性描述”。唯美主义作品的最重要源头, 就是王尔德的《莎乐美》。在王尔德那里,它体现为非理性主义和肉体崇拜。但王尔德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随后的中国式唯美主义作品的出现,却奇怪地具有了另外一种反传统的意义,它奇怪地成为启蒙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混合物。远的暂且不说,90 年代以后,中国式的唯美主义风格的作品,都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另外一个有趣的例证是,网络文学除恶搞之外, 也大都是唯美主义式的。当唯美主义不再是一个美学高地,而成为一个消费平台的时候,文学批评有必要对此做出适当的辨析。

所以我以为,学昕对中国式的唯美主义作品的研究,其实很有可能涉及了在中国非常复杂的语境中,中国小说所面临的困境和诱惑,以及调整的必要。

在一篇文章中,学昕在谈到自己的文学批评时,有个夫子自道:我从不奢望文学或是批评能即时性地解决现实或个人的尴尬处境,可我相信,文学会建立大于一切物质存在的宽阔和自由,她从黑暗的坚硬存在中磨砺出耀眼的火光, 显示出她的神奇。所以,她既不是摆设也不是附庸,而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的到达。

我以为,学昕首先道出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有限性,同时学昕的理想主义情怀也在此暴露无遗,因为他认为文学将建立大于物质存在的自由。相比而言, 我可能没有学昕这么自信。但我对学昕所提到的“到达”一说,非常认同。无论是文学还是批评,我们都处于途中,我们的文字既是对抵达之途的呈现,也是对抵达之谜的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更愿意把这把看成是一种宿命。只要你选择做一个文人,做一个个人,你就永远处于途中。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学昕端起了酒杯。学昕说:老弟,处于途中有什么不好?永远处于途中,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生存方式。没错!我承认, 永远处于途中,也确实是一种幸福。

我所认识的批评家,大多比小说家更能喝酒。个中道理,我想不清楚。有一位朋友说,这说明批评家比小说家更有诗人气质和激情,更豪爽,更有热肠。这话是否对路,我也想不清楚。

不过我知道这话用到学昕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每次喝酒,他都得照顾我,不然我会醉得不省人事。而学昕,却能在喝酒之后照样坐而论道,谈论当前小说创作的得失,谈论朋友们的近作有何新意。那个时候的学昕,真是可爱极了。

去年整整一年,因为家里有人生病,我在北京和河南两地奔波,心情极为焦虑,几乎只字未写。有一次在书店,我几乎昏倒在地。那段时间,学昕经常打来电话安慰,让我感动不已。学昕是个念旧的人,当文学圈越来越成为一个名利场的时候,我为有学昕这样的朋友而感动、宽慰。

与学昕交往的作家,有很多是我的朋友。如果哪天学昕向你介绍一个新朋友,你最好也把那个人认成朋友,我保证你没错。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文人, 既没有多少利益可供分享,也没有什么山林可供归隐,剩下的也就只有友情可供追忆了,也只有友情可以使我们在保持个人性的同时,不至于感到凄清和无援。

北京昨日大雪,学昕远在更北的东北,那里一定也是大雪纷飞。“雪夜围炉” 是古时文人友情的重要象征,我们无炉可围,我只能写下这篇短文,作为学昕文章的札记,也作为对文人之间友情的纪念。

(李洱,时供职于《莽原》杂志)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