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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文艺评论更多理性色彩
来源:文艺报 | 刘金祥  2021年09月01日08:46
关键词:理性 文艺评论

近期,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新时代文艺评论健康发展确立了基调、指明了方向。《意见》指出要“严肃客观评价作品,坚持从作品出发,提高文艺评论的专业性和说服力,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抵制阿谀奉承、庸俗吹捧的评论,反对刷分控评等不良现象。”当下许多貌似文艺评论的文章,一旦进入严肃读者视线和专业评论家视野,其深层用意和潜在动机立刻昭然若揭:原来这些煞有介事的评论是在给“三俗”文艺作品大作广告。很多传播平台操盘手,为了经济利益早已与文化单位(出版社、影视剧制作中心、戏曲演出院团等)“达成默契”——高薪邀请文艺评论写作者事先介入文艺作品的策划环节,适时大肆鼓噪和用力炒作,于是那些善于吸引读者眼球和博得大众视听的评论文字,短时间内铺天盖地出现在各类传统和现代媒体上,不仅忽悠得普通读者、观众、听众眼花缭乱,而且鼓动得凡夫俗子难辨真伪。这种无原则的夸耀和无底线的吹捧,已经成为我国文艺评论界的一大奇景和公害,对文学艺术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真正的文艺评论应是对文艺作品本身所作的学理解读和价值阐释,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价值判断和文化导向。换言之,文艺评论是深刻揭示文艺作品的主旨意蕴和表现手法,这种提供价值判断和文化导向的文艺评论写作者,对于原作作者和出品单位来说,无疑是难得的诤友。当然,文艺评论也有宣传与推介的职能,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推出后需要进行相应的宣传,而文艺评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宣传手段,能够引发业内的反响和读者观众的关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当下文艺评论之所以“堕落”和“沉沦”,之所以出现隐忧和陷入尴尬的境地,是由于很多文艺评论要么是些驾驭舆论的控评,要么是为了“积累象征资本”的酷评,而无论是控评还是酷评,不仅会对文艺构成一种亵渎和不敬,而且还会降低读者观众听众的欣赏兴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文艺判断“失真”和文艺取向“失准”。《意见》指出要“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文艺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作为大众媒介出现的报刊和网络,其所设置的文艺评论栏目和频道,理应成为欣赏者、作者和文化单位三者间相互沟通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和桥梁,而不能成为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长期把持的领地,更不能成为这些专家学者卖弄学识、炫耀“文采”的场所。大众传媒应当秉持以品位至上、唯质量是尊的原则,多组织一些对普通读者观众听众有益的文艺评论,多刊发一些有分析有评介有情感的解读文章,即便有些文艺评论可能还显得粗拙和幼稚,但只要是论者的真情表达和实感流露,只要能够打动和感染读者,就应当给予一定的纸质版面和网络空间。

好的批评生态应该是这样:评论相对而言比较客观和理性,哗众取宠和“过度阐释”的成分相对较少。比如影响甚巨的《东方学》的作者、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就以匿名方式在报刊上为自己的文学专著做宣传。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微笑着指出,做宣传意味着为自己作品进行推介和促销,这种行为可谓是一种生存之道,但宣传不应是对读者的诱导和欺骗。曾经享誉世界的《纽约时报书评》刊发的文艺评论是极具睿智的洞见和富于远见的判断。当然登上《纽约时报书评》排行榜的书籍是经过严格遴选的,很多普通文学作品是无法进入其视野的。也正因如此,《纽约时报书评》在美国文学界和读书界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引领读者眼光向高精深方向聚焦。但我们不能否认,无论任何时候读者需要的都是简洁意见和明确结论,而绝不是一些艰深晦涩理论名词的堆砌和纠缠,《纽约时报书评》过分的学术性使得很多年轻读者逐渐对其敬而远之。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文学艺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个性化欣赏常常会被时代潮流与大众时尚所遮蔽所裹挟,尤其是当今时代是一个快餐文化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快捷而迅疾,大部分人对于文学艺术的渴求只剩下类同对一杯橘子汁的需要,痛快利落地喝掉后立刻抹嘴走人;而笔调深僻的文艺评论如同一杯手工磨制的浓郁咖啡,需要午后闲暇的时光和舒缓的心情去品味和消受。但无论是代表“阳春白雪”还是表征“下里巴人”,文艺评论必须以客观态度、敏锐眼光、深刻见解和理性精神去引领“阅读风向”,正如《纽约时报书评》前主编约翰·格罗斯提出的理想的文艺评论模式是:“新的不为人熟悉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让人分析之前必须有所描述,与极尽吹捧之能事相比,作出令人信服的描绘,也很可能成为引起读者兴趣的最有效的方式。避开判断是不可能的,但除了判断一无所有的批评也令人沮丧。去激励去辩论去庆祝去布道去解释去逗乐,去宣扬新的思想和让对话继续进行。”但愿格罗斯此番描述和界定,对我国当下文艺评论界摆脱隐忧走出尴尬有所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