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国体散文与观念变革
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可从各方面进行研讨。就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而言，站在西方现代性、以启蒙姿态看待其优劣长短，长期以来是一个基本或者说主要思路。这固然有助于散文的个性、思想、审美把握，也有助于突破既往的研究模式，但其最大的问题是将散文引入狭小天地，从而失去更广大的读者，甚至容易与时代、社会、国家、民族发展的进程脱节。本文从“国体散文”角度入手，思考散文写作和研究的观念变革问题。
一、个性启蒙与散文价值得失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以“五四”前后为轴心，坚持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理念，这对于突破传统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学汇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现代新文学因此获得了生机活力。作为新文学的一个门类，散文也开启了现代性追求，其评价标准也与传统大为不同。
较有代表性的是郁达夫，他公然承认散文的“个性”，认为这是现代散文的标志，也是与传统的分水岭，因此，几乎每个散文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充满“个性”。在这样的观念下，所有的规则束缚都被“个性”这匹野马冲破，于是自由、自我、解放、放逸变得信马由缰。因此时势，散文以及社会和人情欲望就变得“大可以随便”，并形成这样的偏见：认为简单以道德律令进行规约，只能是软弱无力甚至是螳臂当车。基于此，许多创新性的放逸散文呼之欲出，像鲁迅的《野草》、梁遇春的“流浪汉散文”、林语堂的幽默小品等都是如此。最突出的是周作人，他倡导“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将“个人”和“小我”突显出来，以此来批判和否定封建专制思想，这对于个性自主、妇女解放、科学、民主、自由、平等都有推波助澜作用。还有后来巴金的《随想录》，这是一个以真诚、自由、平等为底色的思想解放文本，不论是在巴金散文创作还是整个中国现当代散文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某种程度上说，《随想录》是巴金连接“五四”之个性解放思想与民主自由精神的一条纽带，是打破长期以来封闭的窗户和进入改革开放的一道强光。
不过，也应该承认，“五四”开启的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也有局限，概言之，就是过于强调个性、自我、自由，以及由欲望带来的情感、思想泛滥。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人性的温暖与道德的规约常被无视和消解，个人欲望与自我膨胀有时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小我、个体、自由都自觉不自觉地遮蔽甚至异化了大我、集体、自律，等等。以鲁迅和郁达夫、徐志摩等人为例，他们的爱情追求中既有大胆的自由精神，又有摩登、自我、自私的一面，这从朱安等人的角度看就容易理解。郭沫若的情感泛滥在突破封建罗网的同时，也有狂动、狂妄、无知的素质，有时令人感到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在《天狗》这首诗中，郭沫若这样写道：“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的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在这样的浪漫抒情中，其实也包含了某些焦虑、狂躁、放肆、病态，特别是在自食自己血肉心肝的比喻中，还包含了某些虐待和自虐情结。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人的文学也饱含了巨大隐忧，这就是过于强调个我，忽略甚至反感于集体、国家、民族大义，从而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倾向。这也是周作人由五四文学和文化启蒙者最后变成一个附逆者的内在轨迹。就如有人所言：周作人所需要的，倒是消极，是个人主义。知堂先生虽然以为“明智的人”可以不必关心所谓时代，然而事实上，时代是决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们的。由此可见，个性启蒙本身没错，关键是如何掌握一个“度”，即自由是有限度的，自我是要受约束的，爱情不能变得自私自利，个体不能离开和无视集体，欲望不能放任自流，活力不能成为病态的狂妄无知。
改革开放是“五四”个性启蒙的复兴与发展，在解放思想和个性人性的大胆张扬中，将西方式现代化推向一个新高度。最突出的表征是个体得到更大尊重，人道主义和人性尊严得到大力张扬，在历史、文学、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都开展了新方法论引进和大讨论。就文学而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研究方法被大量征用，当然，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方法也成为文学研究的新潮。与此相关的是，散文这一文体因较少受到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理论方法的影响，而备受攻击、批判甚至否定，认为它跟不上社会发展，有失于时代的责任使命担当，是属于暮年黄昏一类，必须奋起直追进行个性创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也是在此前提下，所谓的“新散文”以及杂交式的“骡子散文”横空出世，引领了一代风骚。在这样的个性启蒙下，传统特别是杨朔、刘白羽、秦牧式的散文受到批判和否定，认为那是没有自我与个性的虚假存在。应该说，站在西方现代性的个性启蒙角度看，这样的散文观、文学观和文化观不无道理，问题是这样的立足点很值得怀疑，其结论也就需要重新考虑，因为没有集体的个体、缺乏国家民族站位的小我、不顾中国国情而简单追随西方的理念方法，势必导致价值选择的偏向，成为一种简单的盲从与模仿。
因此，对于散文的价值体认，既要看到西方式个性启蒙的合理性意义，也要看到它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存在的距离及其背反，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带着节奏前行，特别是陷入盲目崇拜的现代化迷阵中。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国体散文
“中国式现代化”最早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他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这就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区别开来，它强调的是“中国的特点”，亦即“中国特色”。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特点”或“中国特色”。在此，我认为，既要坚持“五四”以来向西方现代化学习的个性启蒙传统，又要打破这一传统的封闭性、固化特点尤其是盲从现象，获得中国立场、中国文化自信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具体到散文上，就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和特色，我将之概括为“国体散文”。所谓“国体散文”，主要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发展紧密相关的散文样式，是强调集体、国家、民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等关键词的散文叙事。这既与西方式个性启蒙有关，又是对它进行的超越式发展。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相关的散文曾得到过充分肯定赞扬，但遗憾的是，没有形成整体观，零散和被遮蔽的情况非常明显。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是，至今还没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散文史，这从侧面反映了国体散文的不受重视。究其因大致有三：一是散文长期以来不受重视，散文史写作也处于滞后状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散文史的缺席也就在情理之中。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学和文化观念主要建立在西方个性启蒙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强调民族、国家和集体，这就自然限制了从国体角度来书写散文史。三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曾一度受到扭曲，在拨乱反正后又受到新的扭曲，即认为文学离政治越近就代表它越没有文学性，甚至将之视为一种异化，所以杨朔等人的国体散文受到质疑、批判和否定。王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后来受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反思与批评，认为文学离政治太近。有学者在承认王瑶从政治角度写新文学史的合理性同时，又认为：“以现在来看，政治化的文学史似乎已经过时，甚至可能认为过于强调政治的角度，于文学史研究根本就是有弊无利的。”“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前，即现代文学学科的酝酿时期，多数作家学者对新文学的总结评论，虽然不够系统，但都还比较个人化，学术化。……而进入1950年代，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最突出的变化，是研究者职业化了，学术生产‘体制化’了，文学思维受教学需求和政治的制约也多了，个人的研究程度不同地都会接受意识形态主流声音的询唤，研究中的‘我’就自觉不自觉地被‘我们’所代替。”在此，对于文学来说，作为个性的“我”变得比作为集体的“我们”更为重要。后来，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以至于出现这样的趋向：过于强调“审美”和“个性”，对于政治表示反感，并出现所谓的“价值中立”和“一个人的文学史”。因此，散文不重视国体散文，对其评价不高，这样的观念思路也就容易理解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背景下产生的散文为例，至今的散文史、文学史往往在指出其特殊语境下价值的同时，多以缺乏个性、时代失语、空洞化、缺乏艺术感染力进行评价并予以否认。对于杨朔等散文三大家的批判与否定，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其评价标准主要是西方个性启蒙思想。还有，在各种文学史、散文史叙述中，个性启蒙与艺术创新成为主要的核心标准，而国家叙事则不受重视，基本处于缺席状态，即使不得不提往往也是评价不高。
我们当然不否定西方个性启蒙散文的价值，但也不赞成忽略甚至否定国体散文的意义，而是更强调从国体角度看到散文的独特性及其魅力所在。与个性启蒙散文不同，国体散文往往更重国家、民族、集体、英雄、奉献、浪漫主义激情，有宏阔视野、政治意识、人民情怀，当然也更接地气和感天动地，这是小情调、小个我、小叙事、小品位难以比拟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当然是经典散文，其国体散文特征鲜明；对于巴金的散文，我们一向重视其前期写“梦”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的散文更强调《随想录》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作用，强调其真诚自由的个性启蒙特点；但对其国体散文研究不够，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肯定。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巴金就写了《空前的春天》《变化万千的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最大的幸福》《向着祖国的心》等国体散文，这些作品一改巴金的个人化叙事，以一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快乐自信、勇于奉献的宏大叙事，向祖国和人民发出清亮的哨音。在此，我无意否定巴金前期散文特别是后期的《随想录》的价值，而是强调其国体散文同样值得给予高度赞扬，这是巴金也是新中国最嘹亮的歌唱。还有曾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的《因为我们是幸福的》《写在国庆节来临的时候》等，这些国体散文即使今天读来仍热血沸腾，非所谓的个性启蒙散文所能代替。
在新时期散文中，刘亚洲的《王仁先》影响很大，被视为经典作品。它是从个性、人性、人道主义角度书写战争中的爱情，也成为突破和解构“战争与爱情”神圣关系的代表作。散文写出身干部家庭的连长王仁先，他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被中国边境一个少数民族妇女热恋。开始，王仁先严守军纪，不与妇女接近。但经不住女方主动追求，特别是借为孩子喂奶之机，少妇竟当着王仁先的面敞开胸怀，于是，王仁先再也把持不住，随后与少妇发生性关系。于是，作品这样写道：“灶里的火熊熊燃烧。他俩也在燃烧。第二天，情况突变，进攻时间推迟。心事有第一次，就有一百次。堤已决口，汹涌澎湃。于是，在老山脚下，在村边，在树林中，甚至在阿岩家的牛圈里，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王仁先明知道军纪大于天，少妇的丈夫整天追着打妻子，残酷的战争就在眼前，但这对恋人不顾一切恋爱、性爱。为此，王仁先被处分和降职，也被派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最后英勇战死。少妇则不顾丈夫殴打，一直在村口等上前线的王仁先归来。后来，王仁先被埋葬，少妇竟将自家耕牛卖了，买了王仁先最喜欢抽的高档烟，一颗颗插在恋人的坟头。最后，战士们为王仁先争得战功，于是一场突破军纪以及神圣战争的“爱情”被置于高位。这是个性启蒙叙事的代表作品。
耿立的散文《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写的是类似的故事：在对日作战前，赵登禹将军正在给列队的将士训话，突然一对母女跑来告状，说刚才有军人玷污了只有十七岁的女儿。于是，赵将军让违纪者自己站出来，整个队伍毫无反应。此时，母女提醒说，那个战士的脖子被少女抓伤。在赵将军带领下，全部将士都解开衣领。此时，违纪战士跪地求饶，原来这人竟是赵登禹的警卫。正当赵将军让人将警卫拉出去砍了，没想到十七岁的小战士竟说出这样的话：
晚上，就要接敌了，不知是死是活，我还没有见过女人的妈妈(曹州方言：乳房)。
“妈妈?”大家躁动一片。警卫员的“妈妈”这两个字无疑惊雷，在敢死队员耳旁炸响，赵登禹头颅一扭，吼出曹州方言，“日你奶奶的，丢人!”
那母女俩也愣了。也就在那刹那，雪地里齐刷刷跪倒一片人，如出殡时的孝子齐刷刷地跪着，苍茫的天地间，只有赵登禹和那母女挺立若石。花白的母亲拉了一下闺女，腿哆嗦着准备跪地为警卫随从求情，谁知那女孩，在人们齐刷刷跪下的时候，把棉袄揭开了，盘着的扣子一个一个在手下展开，一层层的衣服开始解开，在雪地里，跪着的人们惊愕的眼睛里，一对还未发育成熟的乳房羞怯地绽露出来，雪地白得发黑，敢死队员眼前一片眩晕。
将军被深深撼动了!
在雪的余光照射下，女孩子的乳房是如此娇弱圣洁。也许因了营养不良，胸前一对无坟起的乳房，不是丰满坚挺的，那些赴死的敢死队员几百双眼睛，没有退避，没有猥亵，是那种热血，有一种易水送别的慷慨，击筑和歌，声入行云。
作品又写道：警卫员最后战死。赵登禹将军沉痛地说：“此役成败，不在弟兄拼杀，功在大娘和姑娘。”当将军派人为大娘送去200块银圆时，发现大娘和女儿已在门板上自尽了。
很显然，这是与刘亚洲的《王仁先》近似的故事：个体性与世俗叙事将战争与军纪的神圣消解了，获得的是一种人性、人道的启蒙与呼唤。站在西方个性启蒙的角度看，它们无疑是对的也是极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不过，站在集体、群体、国家、人民的角度，用战争军纪的神圣或者国体散文的角度看，这两个作品又有明显不足，是一种世俗情怀甚至有低级趣味。这在与高尚者的比较中更加明显：如革命烈士林觉民于1911年给妻子的绝命书《与妻书》中有这样的句子：“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其间的为天下人的大爱情怀，非“个我”所能容纳。朱增泉的散文《一个烈士和他的妻子》写的也是在老山前线一位叫朱厚良的军人壮烈牺牲，他的妻子忍痛写下这样的句子：“我们选择了祖国，为了和平的太阳永不落。”这样的描写不是唱高调，是一种情感升华，是国体散文包含的神圣感。这让人想起北京密云县一位普通母亲邓玉芬，她先后把丈夫和五个儿子送上抗日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从这一角度理解国体散文，就会获得超越《王仁先》与《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这样的个性化散文书写，进入更加超拔神圣的境界。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都不太重视国体散文，这与对个性启蒙散文的偏爱形成鲜明对照。具体说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个性启蒙散文书写和研究主要有以下倾向：一是面向历史和背对时代的散文特别多，以余秋雨为代表的大历史文化散文最为突出，而关于时代特点、现实问题与未来指向在这些散文中则变得模糊甚至几乎消融了。二是以一己的小叙述、小情感、小感悟为胜场，至于国家、民族、社会、政治等重要重大问题往往退居幕后甚至缺席不在场，这也是“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所谓“新散文”不断受人诟病的原因。三是沉入一草一木的“物”的书写，而更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与国家战略发展根本进不了视野，从而导致散文写作研究出现盲点。从对“人的文学”的反拨角度看，重视物的描写和研究固然重要，但如眼中无国家社会发展，没有国体散文观念，其写作也是一种偏向和失职。四是即使关注现实和时代，更多散文也是以西方现代化特别是个性启蒙视野进行取舍，所得结论也是消极的，以批判性和否定性为主，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社会发展很难有辩证的理解和评价。以农民工、乡村社会、城市建设的散文书写和研究为例，更多作品主要站在质疑、批判、否定角度表示强烈不满，较少实事求是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乡村治理为例，更多散文创作和研究极力强化和渲染农村的破败景象，少有人从正面关注和肯定那些成功的范例，这与许多地方的探索创新发展是不相符的。合于情理和正确的理念路径选择应该是：既要看到个性启蒙背景下散文书写与研究的特点，更要看到国体散文创作与研究的长处。然而，后者往往基本被前者遮蔽甚至淹没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的伟大奇迹，在散文创作与研究中并未得到很好反映，更没有形成国体散文的理性自觉与深度开拓。
与国家社会发展相关，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在散文创作与研究中也没得到深化发展。事实上，百年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散文书写也有不少范例，但受制于西方个性启蒙观念，进行系统性梳理、研究和价值定位还很不够。从李大钊的《青春》到方志敏的《清贫》，再到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以及袁鹰的《井冈翠竹》，还有梁衡的《大有大无周恩来》等系列伟人散文，也可作为国体散文的延伸，这是需要重视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百年来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离不开西方现代化个性启蒙观念的影响，但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具体体现。我们的散文创作特别是研究更应从这一理念出发，强调、梳理、研究“国体散文”的状貌、规律、特点和价值意义，否则就会出现偏颇甚至迷失方向。国体散文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散文，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散文，还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来的散文，这是一个具有交叉性、重叠性、特殊性的复杂样态，值得给予足够重视和重新研讨。
三、关于国体散文的几个问题
国体散文创作整体而言并不令人满意，对于国体散文的研究也很不够，基本没形成理性的自觉意识，这与我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极不相称。今后，应加强国体散文创作和研究，更要处理好一些重要关系，解决诸多棘手问题，以便为中国散文乃至于文学发展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首先，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并不矛盾，应在辩证理解中整体推进国体散文的发展。一般说来，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不同概念，它们各有其特点优势，也就产生不同的散文观及其创作和研究。但严格说来，二者又不是绝缘无关的，它们相辅相成又互相作用。比如说，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式现代化的优秀成果，只是更重视中国的国情特色，赋予了更多的集体、群体、国家、民族意识，因此，没有西方式的现代个性与人性解放及其民主、平等、自由精神，中国式现代化也是难以成立的；反过来，西方式现代化也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的调整修正，否则就会走向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欲望泛滥、虚无主义的泥淖不能自拔，这在西方社会特别是这次新冠肺炎防疫不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证明。因此，我们不反对从西方式现代化角度推进中国散文发展，只是反对简单地以此为绝对标准对散文进行全覆盖，尤其不赞同对国体散文的忽略、无视甚至排斥。从此意义上说，国体散文创作与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其次，充分发挥国体散文的现实性、集体性、前瞻性功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新路。尽管不能否认个性启蒙散文的价值，对其创新性、个人性、陌生化也要给予足够重视，看到其在建构现代民主国家上的意义；不过，国体散文的宏大叙事、国家民族情怀、集体主义精神、浪漫主义英雄气概，特别是人民本位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着独特的意蕴和美学魅力。以周作人的散文为例，不少研究者对其关于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的所谓“抄书体”大加赞赏，也将其早期的个性启蒙散文奉为经典范例，这从西方现代性角度看不无道理；然而，站在国体散文角度看，周作人散文就显出局促狭窄、有小资情调、品位不高，不要说与方志敏的《论清贫》比，就是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也难相提并论。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有这样的话：“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别的方面不说，只从这段话可见：这是一篇充满现实忧患、群体意识、美好希冀的气吞山河之作，它虽写于20世纪初，但在光芒四射的国体散文映照下，周作人的散文就显得灰土无光、黯然失色。这是境界、品质、气格、趣味的差别。
再次，国体散文是个富矿，今后应开展创造性发掘、梳理和研究工作，以补齐目前存在的短板。以往，从西方现代化角度强调个性书写，中国现当代散文是缺乏国体意识的，因此难以看到国体散文、党史散文的发展脉络，对其文本的发掘、搜集、整理、阐释也很不够，这势必导致许多国体散文被忽略甚至淹没。其实，这方面的作品不少，有的还具有重要意义，审美价值也比较高，完全可展开有针对性的研讨。如黄药眠写过《祖国山川颂》一文，对祖国山川给予无限的赞美，可谓诗意浓郁、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是关于祖国的宏大叙事与真诚歌咏，这是“小我”书写不能代替的。作品这样写道：“我不仅爱祖国的山河大地，就是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砖一瓦，我也感到亲切，值得我留恋和爱抚。”“祖国的山河对我们总是有情的。我们对它们每唱一首歌，它们都总是做出同样响亮而又热情的回响。”“祖国的语言多么神奇!它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同我的生活血肉相连，同我的心尖一起跳跃。”这与那些咏叹国外的空气比祖国的新鲜，有着根本不同的情怀。又如陈先义和柳萌主编的“老兵大家文丛”，收录了刘白羽、林非、李国文、邓友梅、柳萌等人的散文随笔，其间有不少国体散文，充满着为国家建功立业所做的努力奋斗与精神风采。季羡林的散文整体上洋溢着家国情怀，他在《沧桑阅尽话爱国》中表示：自己生平优点不多，但爱国却不敢后人。即使被烧成灰，他的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樊锦诗的国体散文《厮守，一眼千年》写的是她与丈夫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守护着敦煌，在寂寞与平凡中显现出快乐与伟大。毕淑敏的散文《抱着你，我走过安西》通过母亲抱着孩子的我随军，一路从山东到新疆再到北京等地，历尽艰辛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读后令人特别感动。还有人在散文中这样赞美中国：“夜，明月朗朗，如水似银的月华漾着人们的理想，轻轻地叩响着生命的旋律。星空旋转。日月旋转。历史也在向前。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经历过百年屈辱百年奋战的中国又蓬勃奋飞了。她将博采众长，坚持创新，勇于创新，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我置身在当今的地球上，‘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我看到一种民族灵魂的创新精神，在浩浩天宇里气势磅礴地书写上‘中国’。”此文主要是写中国古代的辉煌成就的，但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充满希望与信心，其中的诗意浓郁与万丈光芒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反映了祖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他在散文中也同样坚持人民性立场，不少作品都可看成国体散文，像《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作家的劳动》《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等都很有代表性。他说：“对于一个严肃从事艺术劳动的人来说，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同时都是重要的。”“作家永远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如果对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采取冷淡的态度，那么，我们的作品只能变成无根草。”他还说，“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作为当代作家，反映自己所处年月的生活，这是我们当然的使命，否则，我们就有负于今天，也有愧于后人。”“远离我们喧嚣的大时代的生活，提倡作家、艺术家都跑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根’，恐怕也值得研究。我认为，可以有一些朋友去‘寻根’，但我们面临的更大任务是要关注我们正在建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厦。”这样的国体散文以往很少受到研究者关注，它们往往被火热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遮蔽，也被他的散文名篇《早晨从中午开始》遮蔽。
最后，处理好国体散文与传统散文以及文化的关系，打破以个性、创新、求变的固定模式。如果说个性启蒙散文主要强调的是与传统的区别甚至断裂，那么国体散文则重视与传统的关联性和承继性，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家国情怀、载道精神、民间本位、道德风尚等。与个性启蒙散文重视个体、创新不同，国体散文往往更重视责任担当和传承继承，特别是散文的实用的传统，这就带来重视“变”中之“常”，是那种具有恒久性的观念、情感、认识，像爱国、亲情、信义、互爱、自尊等。只是新中国新时代赋予了国体散文以现代的精神品质风貌。以梁衡的红色经典散文为例，不论是《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还是《大无大有周恩来》抑或是《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都是写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的，其间当然浓墨重彩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高风亮节；但是，最感人的仍是其清正廉洁、忘我工作、忠心耿耿、甘于奉献、大无大有的优秀品质，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不能简单用个性启蒙要求国体散文，而应站在中国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角度来看待和理解，以显示其广阔、博大、绵延、经久的价值意义。这也不是“变”和“创新”所能概括的。就如钱穆所言：“一阴一阳之变即是常，无穷绵延，则是道。有变而消失，有常而继存。继存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也是在此意义上，与个性启蒙追求不断创新求变不同，国体散文更多包含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是一种以共性和继承性为主的文体。
百年来的中国散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样，离不开作为主体的“国体”规约，而西方个性启蒙的影响虽然重要但并非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改变观念，更多地从国体散文角度进行审视，以突破长期以来“唯西方个性启蒙是从”的散文创作和研究局限。换言之，在坚持以个性启蒙探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同时，我们更应从国体散文角度思考问题，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在散文中的行程、特点、规律、价值和意义，以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