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初读《我年轻时的朋友》，感觉像是走入了寒冷有雾的清晨或者暮霭初临的黄昏，身在矮篱蜿蜒的花园小径中，已失来路却不明去向，心上遭了重重的一击，顿然失措。但细细再读，却发现其中并无复杂奇诡的叙事圈套，反而接近一种稚拙的朴素，让人陷入错乱的，不过是时间碎片造成的幽暗难明。于是恍然觉察，对作者来说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与读者间设谜与解谜的智斗，而是将这种迷惘情绪悄然同化。

因此，只要时间的拼图归位，迷宫的地图也就自然浮现，作者所做的一切仅仅只是延缓读者步出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重要地是能使读者途径那些遥远回忆新鲜的切口，在这些切口释放的汁液与气息中，实现对“我”的代入，体谅那些心灵理路的生长逻辑，从而完成对“我”年轻时刻的沉浸式回溯。

时间的拼图

小说的四个篇章，是“我”和邱桐人生的四幕，高中、大学、工作后、毕业伊始。四章并非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连缀，第四章本应和第三章调换顺序，却被安排在最后，使得主人公命运显示出一种陡然的下落，缺失的信息构成了悬念的黑洞，留待最后一章方才以碎片的形式出现，拼合出完整的情节：“我”并未圆满的婚姻，邱桐生活状态的零星显露。而前三章的故事也并非都在它们的独立篇章里伶俐结束，人物叙述沿着线性时间顺流而下时，突然在某句闲话中揭开了一些往事的秘密，例如第二章中邱桐吐露1997年的那件命案的死者实际上是她父亲和她父亲的情人。随着叙述顺序造成的小小障眼法的破除，人物的历程被修正，事件的发展逻辑被填补，“我”与邱桐从平行到交叉远行的过程得以复原。

第三章中与年轻时女神孔晓乐结婚的“我”，在第四章中被撕开光鲜的表象，当孔晓乐的人生在叙述碎片的拼合中完整时，读者发现原来“我”并不是一个抱得美人归的成功者。“我”在第一章里对孔晓乐的塑造基于传言和“我”的主观意愿，她实际上出身平凡、性格自卑，“我”与她步入的是一段卑俗冷漠、充满了欺骗和背叛的婚姻。而邱桐的人生轨迹在复原中则是一步步光芒迸生：虽然少年时父亲出轨早逝、母亲无业贫病，第一次婚姻失败，但在与“我”的重逢时，她已经生活优渥、婚姻幸福——住在了高档商场旁边的小区，家里请得起阿姨，还有自己代步的小车，和一个生物科学家再婚并且有了儿子。

邱桐的上升与“我”的陷落形成了对比，然而这一切的发生却并非像小说叙述顺序呈现的那样突兀，从第二章到第三章间的跳跃，结合第四章的补充，便能知道最后的结局有迹可循，当“我”将适应现实的决心看做是“虚妄与伪饰”，邱桐却毅然地紧抱现实寻求突围，注定了邱桐与“我”终将是渐行渐远。“我”对邱桐的回忆，比起出自一些“不结实的情感”，更多地是希望借助朋友这一时间河流里相对运动的参照物，反复穿梭到“年轻时”，在答案还没揭晓之前暂且自欺。

自困的迷宫

在邱桐的追问中“我”寻找自己的比拟，最终回答“可能是植物”，一瞬间与高中教学楼墙面上那些疯长的爬山虎意象相叠。它们密布覆盖、遮天蔽日，将整个楼体隐匿其中，正如“我”用层层的多思按压下内心涌流的冲动。因为惧怕凝滞于现实的灰败，“我”选择面向“更为广大的虚空”环绕飞驰，游戏里的太虚幻境如是，对邱桐感情与痛苦的回避亦是。“我”对现实的感知封闭在一个个概念当中，例如“我”懊悔似乎应该在邱桐处境艰难的时候去重庆看她并告白，只是因为好像人在情境中就该顺势如此。“我”的痛苦也是概念化的，当邱桐在电话里哭诉母亲的病，“我”的情感却游离在摇滚歌词对脆弱的吟唱中，呢喃出一个符号式的“妈妈”。

去除满墙的爬山虎其实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从叶片中找出主茎切断，待以时日便可轻轻一扯整片掉落。这个方法从邱桐口中道出，显得更有深意。对照邱桐，“我”其实已经了然踏入现实的路径，但终究是缺乏了那么一点勇气，离开之后，“要去往何处呢，海洋吗，地洞吗，太虚幻境吗”，出走只是第一步，新生活的开启需要更大的决心。因此“我”只能在虚实之间的情绪迷宫里久久盘桓，佯装自己“根本不在乎这场游戏的输赢”。说到底，“我”也并非没有想追逐之物，那段“我”反复向邱桐讲述音乐、文学、女孩、幻想的十天，是“我”生命里短暂的假期，“我”仅有地一次坦率面对自己的愿望，仅有一次地让围绕在这座自困迷宫上方的雾气退散，裸露出自己的内心。

在故事的结尾，“我”计算着邱桐与“我”各自离住所的距离，这里的“住所”承载了现实与隐喻的双重含义，邱桐的路途不到一公里，而等待“我”的还很远，需要一路走到天明。但在这个时间混沌、虚实错杂的迷宫中，“我”还有力量创造出这样一个可以“将过往付之一炬”的时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