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谈及作家应具备的条件时，福克纳的观点是：经验、观察和想象。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对人与事的细腻观察与洞察，以及丰沛的想象力，无疑是成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必要条件。当然，福克纳还有一句补充，三者之中缺一或缺二，其他的一两项都会补其不足。不管互补之说是否成立，但想要成为作家，天赋还是需要的，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话说，“一个人为大众写作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他被他的文学天赋召唤”。我们盛赞小说家，是他（她）用正确的语言，以令人愉悦、色彩多变、丰富的联想等能力将其作品从开头到结尾的讲故事的幸福同化为了他（她）的天赋。在小说家那里，只有将天赋在作品中发挥出来，才会让其发光，从而让读者见证。

对于小说，在大多数人那里，首先是要有一个故事——有时要有很多故事，小说的越界已被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实践得很好——好小说则有着好故事。可以说故事是一篇小说的基础，因它的存在，读者才能在阅读中抽丝剥茧，最终抵达作家想要阐明的意义。这点上个人十分赞同阿兰·罗布-格里耶的说法，即“不应该把对叙述新结构的探索，同化为一种对任何事件、任何激情、任何历险的单纯的取消”。普鲁斯特和福克纳的小说，实际上也是充满着故事的，尽管在普鲁斯特那里，故事被分解，但其又借助于时间进行了重新建构；而福克纳小说主题的展开尽管打乱了整个的编年顺序，其在小说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探索以及在小说中不断重新挖掘、被揭示又被重新淹没的方式也已获得认可，但他坚持的依然是“故事造成其风格”。小说家的能量所在，事实上就在其无须任何摹本、自由的虚构能力，故事的叙述在小说家笔下仿佛自动流淌，他（她）忘记其正在虚构一切的事实，读者才能信以为真，深入其中。无疑，小说的故事应该是自然的，至于其主题——小说家只书写内心深处感到鼓舞和要求的东西，而不是冰冷地理性地选择主题，“小说家不选择主题，是他被主题选择”（略萨语），他（她）“之所以写某些事情，是因为某些事情出现在他脑海里”——是否宏大，篇幅的长或短，显然并非评判其优劣的关键。

汪曾祺是近几年颇为火热的一个现象，我们通过阅读他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的小说并没有宏大的叙事，故事亦没有大起大落，但看似平淡的叙事和短小的篇幅中，小说本身的张力和力量却并不微弱，仿佛总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气息引诱着我们，带着我们在他的视野下观看。我相信这就是小说的“高格”所在，即从无事写起，看似无事，实则是为起势，慢、轻、细，是为藏，等到小说最后一笔落下，我们才意会到一种完满。像他的《陈小手》，倘若没有最后一段的“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团长觉得怪委屈。”团长的卑劣和狭隘也不会被一语道尽，这篇小说无疑就少了一分内在的张力。然而，故事是否是小说的全部？答案肯定不是。对小说家而言，语言、结构、细节、人物等同样是小说的重要组成。譬如海明威，他的小说《白象似的群山》《乞力马扎山的雪》《杀手》等，都并非是为写故事而写，因为有事入题，为故事而作，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无非仅一个故事而已。又如契弗的小说，同样不为故事而写，但深刻性和寓意却从未丢掉。

曹雪芹也是这样。我们喜欢《红楼梦》，并不单是出于其故事，这部小说值得一读再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日常生活细细碎碎里暗藏的耐人寻味的深刻。这无疑又是细节之重要所在。事实上，《红楼梦》里够得上场面宏大的很少，不过元春省亲、秦可卿葬礼与贾府春节祭祖等几处。我们来看元春省亲这处。元春晋升贵妃固然是可喜之事，但贾家上下的表现事实上非常不堪。小说里是这么描述的：“于是宁、荣两处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言笑鼎沸不绝。”得意之状，显然写出了贾家人心态的变化。然而，盛宴完毕，贾家也就迎来了凋败。盛极而衰的道理，大家都明白，这点在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里，有着更为形象化的书写：在【离亭宴带歇指煞】中，老艺人苏昆生放声悲歌，尽情发抒道：“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说到细节，在这里不妨举个简单的例子，夏·包法利第一次见到爱玛时是从哪里开始写她的？是指甲。因为爱玛着手缝制小靠垫时被针扎了手，把手放进嘴里去吮，他才惊讶地注意到爱玛那白得透亮的指甲；然后是手：不够美或白皙，指节那儿消瘦了点，因为太长，轮廓线有欠柔韧，再之后呢？到了眼睛：虽说眼眸是褐色的，但由于睫毛的缘故，看上去乌黑发亮，目光毫不羞涩地正对着你，透出一种率真和果决；嘴唇是肉鼓鼓的……所以，小说的故事固然重要，但想让故事深刻，精妙的细节必不可少。《包法利夫人》在细节上的处理，可以说是让人顶礼膜拜的，尤其是爱玛与莱昂在马车上偷情那节，更是写得委婉含蓄，且保留了名作的神韵。

当下的青年小说家不乏会讲故事者，甚至他们有着过人的讲故事的天赋。倘若真如略萨所言，“任何故事的根源都是编造这些故事者的经验，生活过的内容是灌溉虚构之花的源泉”，那么我们在他们作品中能够感受到的可能更多是强大的想象力和对人、事的敏锐洞察力。这无疑又印证了福克纳的说法，他们强大的观察和想象力弥补了其缺乏的经验。这点在本期刊发的小说《长吉》里可见一二。作为1999年出生的作者，章雨恬不可能有太多的人生经验，所以她在小说里所展现的其对家庭人事洞察的细致入微，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人性变化的捕捉，都证实了现代叙述的一个特征，即虚构和想象在迫不得已时成为了作品的主体。但难得的是，她竭力在小说里做到了准确和形象，如形容爷爷和大姑的沉默时：“他们形如两叶秋苇，在日光猛烈的盛夏不住地摇晃、颤抖”，形容阿吉哭红的眼睛是“眼尾红红的，像是两瓣金鱼尾”，甚至在叙事上，她有着超乎年龄的理性和情感的克制。《长吉》可以说是一篇结构（尽管简单）和故事都不错的小说，主人公长吉在“我”小叔和苏燕青离婚后，由“我”母亲和大姑一起看护。但一天小叔突然掉进池塘溺死了（他出身海军，所以溺亡成了一个无解的谜）。“我”作为堂姐，在面对这一家族后继的唯一男丁时，能做的似乎也只是他的一个大玩伴。然而爷爷死后，为了挣得更多家产，大姑与母亲之间的隐秘战争爆发了，长吉自然成为了她们争抢的对象。寒假回来，“我”发现长吉有了问题，他不再开口讲话，诊断结果是患上了自闭症。为了将这个家里的拖油瓶甩掉，大姑和“我”母亲又结为盟友，决定将长吉送去给他的母亲苏燕青……当然这篇小说故事的精彩和结构的精巧，依然难掩其在细节处理上的欠缺。

事实上，一篇好小说不管是其结构、细节、人物，还是故事，都像是一束束光，小说家正是因为这种光之丰盈，才使得读者看到了人间的爱恨、悲欢……也正是人间丰盈之光照亮了作家内心，才使得他们的作品里有了人物“故我”与“今我”里不一样的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