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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觞》杨怡芬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舟山是一座岛，悬在海上，挨宁波最近，去杭州上海也方便，因此虽然隔着海，但上海杭州有的好东西，这里也样样不缺，日月过起来却更加安宁些、滋润些。潘绮珍家祖上就是开布庄的，到了父亲这一辈，除了父亲作为长子得守着祖业，两个叔叔都搬去了外地，三进的宅子自己家住了第一进，第二进第三进就一直空着，以备两个叔叔携家带口随时归来。可是，外面的世界变了——故事就这样讲开去。

长篇小说《离觞》将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夕的舟山群岛，着重刻画纷乱时代中的女性群像。这里看似处于战火之外，岛上的生活也不受战争的直接影响，实则暗潮汹涌，人们的命运都将面临重大的转变。小说书写动荡时局下人们的生存与爱恋，塑造了李丽云、潘绮珍、秦怡莲、宋安华等清醒坚忍的女性群像，以此探讨女性的独立——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独立，即使在当今社会，依旧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我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活里，创作谈，也写了不少，真没有为此发过愁。这回，《离觞》的创作谈，却把我难住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比如写印象记，很熟悉的人反倒难写。这个长篇小说，从在脑海里盘旋构思算起，加上种种准备种种逃避，终于完成后，又反复修改，如此，竟十年磨叽。这十年里，中短篇小说依旧写着，也养大了儿子，还做着一份上下班打卡的工作，《离觞》的写作，看似隐在幕后，不与外人道，日常底子里，说是挣扎也好，说是缠绵也罢，总还是它。

我和《离觞》处得太久了，十年，爱情都变成亲情了，不是凭激情就能一下子把创作谈给谈了。

从头说起吧。话说二十年前，我刚懵懂进入小说创作的时候，因缘际会，我整理了一批老干部的档案。他们从旧时代来，经历种种政治风波，这些，都体现在档案里。发黄的纸张，繁体字和简体字并存的书写，一个个红手印，带着有温度的历史感。翔实的自传，针对某一个或几个问题的组织调查材料，旁人的佐证材料，细节纷呈，每一本档案，都是一部“小说”。那时，我还年轻，虽读过一些书，但没见过多少世面，我震惊了，于是，有许多历史的细节就刻画在记忆里了。比如1949年末到1950年春天之间，李丽云和同学们得“五人互保”，五个同学签名保证他们中间没有共产党员，如果有，五个人连坐。我由此去搜寻史料，才知道不独在学校，在军队和机关部门，也盛行如此互保连坐。

我走在街头，看到那些足够老的老人，就会想到那批档案。我开始关注1949年前后的历史，才慢慢知道，原来，我脚下这片土地，曾经涌入过那么多的溃败之军，由此，这个小城竟有了一段畸形的繁荣。

“艺术家和读者需要对他们国家的生活产生一种强烈浓郁的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培植出一种伟大的艺术。”这话说得有道理。伟大的艺术，是个高标，那时候，我心想，这会是一段我和读者感兴趣的历史。关键是，我要去找一个故事和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得有“意义”在其间生成，或者说，这小说多少得有个“核”。光有史料是不够的，大仲马说过，“历史是墙上的一枚钉子，用来悬挂我的小说。”虽然挂画的钉子不可或缺，但它总归只是一枚钉子。

小说慢慢在生长。故事，也好不容易有了轮廓，我要说一个美丽又智慧的女学生的故事。我的文学“青年”老父亲曾告诫我，无论如何，你的女主人公一定得漂亮。好吧，读者诸君，您梳理一下读过的小说，就知道这真的算条小规则。

钉子有了，画框有了，剩下的，是选什么画布用什么颜料，怎么画。

我这个从短篇、中篇一路写过来的人，到了操练长篇的时候，想法很多。 想法很多，并不算太好的事情。单纯处世，可以让一个笨拙的人在社会上好歹立足，因为单纯，他就规避了很多人生险境；写小说也一样，单纯也可以规避一些写作中的险境。原谅我重复使用“险境”，如果您也是个写作者，您会明白我，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立在一道悬崖之上，前头已经无路可走。

一年年过去，我放弃了很多宏阔的想法，选择了女人的婚姻和爱情这样的小口子，想着要写一本通俗小说，自然，是冲着大俗大雅的目标去的。

讲一个好故事，实在太难了。我特意买了一本叫《故事》的书，仔细读了两遍，我又买了些电影剧本的书，一边看一边瞎想，想在那里头找出什么秘诀来。

其实，哪会有秘诀呢？对写作来说，没有实战，就没有秘诀。您可以想得天马行空，您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最后，总还得一个字接着一个字敲打出来。

强烈的叙述欲望也很要紧，同时，还得有人愿意听。小说，就是一句接一句，还妄图一句顶一万句。那些让我仰慕的小说，是保持我叙述欲望的燃料。《红楼梦》是我常读的书，不拘翻到哪里，前后读上几页。曹公看似日常却可以被千般解读的文字，我百读不厌。我把《红楼梦》当充电宝用。

保持叙述的新鲜感，对我很重要。我很害怕，如果我自己都疲倦了，我的读者他凭什么不会？短暂的逃离，是我保持叙述新鲜感的一种需要。我很好奇那些成熟的长篇小说写作者的工作状态，他们日复一日在一个艰巨的任务里劳作，怎么才能摆脱自己的某种厌倦感——总归会有的吧？这些年，我常常从长篇劳作里逃离，去写个短篇，去写个中篇，我发现，这种逃离状态下写的中短篇，竟比往常有文体的自觉。在出走时期，我依旧陪着我长篇里的人物，我打量她，她也打量我，若即若离，不离不弃。有一天晚上做梦，一个女孩子在大力捶打一道门，我和她之间，只隔着一道磨砂玻璃门，我看不清她的面貌，只听她喊道，你该放我出来了！我问，你是谁啊？她说，我啊，潘绮珍啊。

我被吓坏了。人物难道不应该只活在小说里的吗？

我安慰自己，那么，大概，我和我的小说人物，在意识上，已经产生某种连接了。也就是说，我“进入”了。这是个很玄的体验，这也是虚构的快乐所在。您看过电影《盗墓空间》吗？这电影，我们不说别的，单说它在其中认可并表达的虚构的乐趣，就值得以虚构为生的人去看上一遍。

有这个“进入”感的时候，我已经构筑好一个“大观园”般的所在了，我的人物，在那里行住坐卧，言笑晏晏，情意绵绵，悲喜交集。我有他们的构图了，我有他们的走位了。我就有余力来擦亮那枚挂画的钉子了。我列了三张表，一张是世界大局，一张是国内战况，一张是舟山解放日期；我天天看地图，看海岸线，看岛链。这状态，是2018年左右。

我有了一段顺畅的写作时光，到最后，被修改掉最多的，也是那些文字。写得顺的时候，只不过是自己跟着文字走，很享受，我怀疑我的身体一定也相应产生了某种激素，身心共同参与，美滋滋把小说走完，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共振中，完成了一个本来以为完成不了的任务。代价是，在这样的激情时刻，我看不到小说的结构在断裂，某些荷尔蒙分泌旺盛，看不到读者的哈欠已经形成。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我全无经验，只有体验。

我很幸运，遇到了我的策划编辑张引墨，遇到了《十月》杂志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他们的认真，让我这个作者清醒过来。为这个小说，编辑们开了好几个会，讨论它，指出毛病。引墨跟我通退稿电话的时候，我求她把他们讨论的不足全部告诉我。对于我这样从来不以天才自认的小说作者而言，对于我这样摸黑写出第一本长篇小说的作者而言，这些退稿意见可不就是宝藏？

我仔细琢磨这些意见，觉得很有道理，果然是经手过无数部长篇小说的编辑们出的意见。我改，几乎重写。这重写的心情，很是悲壮，于是，诗来见我，每个章节，边改边叹，拿诗词做了章回的题目，拿《诗经》的两句做了搭扣，种种心事，曲折而成《世间音》这个题名。

改成后，自己想想，毕竟是被退的稿子，不可死乞白赖再去给人家。于是，我改投别的出版社，也同时给了一份给引墨，说，这是交作业，您看看，我修改得怎么样。

在漫长的几乎要失去信心的等待里，引墨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这个小说了，说我的修改能力可真好。

我有点蒙。幸福就这样来了，从心底涌起的幸福，几乎把我吞没。这大概是平生出“第一个”长篇小说才会有的体验，终于可以和这个小说分手了，那心情简直就是“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这个题目的由来，其中也有个小故事，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小说中，需要“潜文本”，创作谈里，也需要。《离觞》之题，契合书中章回的诗题，观之再三，长叹，这改动，相宜的。曲水流觞，流动的是洁净溪水，离宴之上，尘埃纷扬，离觞举起，堕泪无语。

小说题目，常用反意，比如我写一个孤寡老人的小说，我用了《儿孙满堂》做题；《离觞》之意，也正是“不用诉离觞”。

细算一下，三万场，可不就是人的一生吗？可不就是这一生永不分离吗？

杨怡芬，浙江舟山人，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在《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期刊发表近百万字，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披肩》《追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