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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玉米》《玉秀》《玉秧》（通称“《玉米》三部曲”）初发于《人民文学》《钟山》时，即大获好评，以至有人惊呼那两年的文坛成了毕飞宇年，成了“玉米”年、“玉秀”年。毕飞宇的笔触涉及城市与乡村，贯通艺术与现实。对诗性的坚守，对精神的拷问，对深度的探求，对意义的追寻，都使得他在同辈作家中鹤立鸡群。毕飞宇小说出手甚少，而能篇篇抢眼，质量上乘。在他，灵气与哲思齐飞，凝重与潇洒一体；表现于《玉米》三部曲，便是笔补造化，惨淡经营，而又不着痕迹。人物心理的隐与显，人物行为的动与静，人物言语的直与曲，人物线条的浓与淡，人物轮廓的粗与细，写来皆恰到好处。平心而论，毕飞宇能够得成大器，时时执文坛牛耳，源于其良好的艺术悟性，扎实的人文底蕴，以及坦荡透明的性情。

放眼文坛，常常困惑于那些倚马可待下笔千万言的文人骚客，是怎样变戏法般似乎眼睛眨都不眨地写出了偌多文字，以“大跃进”的速度，以卫星上天的气派，以工业流水线的进程？于是，有人一年著书数本，有人则一年著书十数本，可谓洋洋大观矣。只是，在一种自来水式的写作状态中，必然失却了精血的浸濡，生命的贯注，灵性的翻腾。这样的文本，怎逃得脱速朽的厄运。然而，在一个泡沫化时代，以文字为手段，追名逐利，谋取商业最大值，已成常事，大批的文字垃圾由此催生。相比于那些把一杯蜜掺水后兑成一桶蜜甚或一缸蜜的作家，毕飞宇的厚积薄发至为难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拒绝垃圾，拒绝水货，这是毕飞宇一贯的态度。宠辱不惊的毕飞宇像勤劳的农人，一如既往地在属于自己的文学自留地里精耕细作，小心侍弄。应该说，毕飞宇开创了一种平和而富激情的叙事艺术，不温不火，控制得当，仿佛地底的暗流，汹涌于无形；又如静静的脉搏，外表平和，内里则蕴含着生命的呼啸。

《玉米》三部曲没有令人掩鼻的伪贵族气。毕飞宇的叙事话语是朴野的，自在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因了长于拿捏人物心理，描摹世态炎凉，一应角色的移步换形，举手投足，均十分到位。毕飞宇审视人性和历史，拷问时代和政治，目光温和而冷峻。这决定了他的态度既是批判的，又是悲悯的，还带有那么一丝欣赏，一缕同情，一抹惋惜，一点留恋。凡此种种，作家纵笔写来，从容不迫，仿佛水袖飘飘悠扬舒展，营造出饱满的语言张力。尺水兴波，寸山起雾，毕飞宇称得上高妙的文字匠，优秀的盆景艺术家，更是汲纳天地精华、呼吸风露清气的地之子。

三篇小说讲述的都是与权力得失相关的乡村女子的命运，揭示了在一个贫瘠时代，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作家以其对中国乡村社会体贴入微的观察，营构出奇特的陌生化效果。玉米的父亲王连方，多年担任王家庄村支书，权柄在握，专喜淫人妻女，为祸一方。玉米的母亲施桂芳一气生了七个丫头，让全家人引为憾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惟一的男孩小八子终于出世，玉米便如小母亲般整天抱着弟弟，扬眉吐气地出现在村人眼前，展示自家威严。玉米家的希望与亮色，系于小八子一身，只因这个男婴长大后可以传宗接代。小说展示了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的价值观，进而揭橥在广袤的中国乡村，或曰广大的乡土中国，权力与性的一体化，它们之间奇妙复微妙的互生共存关系。

身为长女，玉米有主见，定力强，极会察言观色而不露声色。父亲的花心荒唐，母亲的平庸无能，众姐妹的良莠不齐，使她很快成为一家之主。玉米是正常的，健康的，又是畸形的，扭曲的。人精般的玉米，沉着，冷静，工于心计，凡事处心极虑，一石数鸟，仿佛高明的棋手，每一步都藏着杀着蓄着后势，其精明强干，殊不逊于大观园中的王熙凤。玉米少年老成，心事重重，使命意识强烈。王连方多行不义垮台后，两个女儿（玉秀、玉叶）在看电影时遭到村民报复性的轮奸，自此玉米一家的生活走向大滑坡。出身乡村土皇帝之家，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到门前冷落任人欺凌之境，对于玉米，这种落差极强的生命体验，比起鲁迅式的从小康之家堕入贫困，或许更甚。虽居于乡村，文化程度有限，但在精神气质上，玉米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分子，是乡村的精英；相比于众姐妹的麻木，她是高度敏感的，能够一叶落知天下秋，望腾云而感神龙。她善于等待时机，一俟风云际会，必可扶摇直上。

玉米这一形象，颇似苏童《米》中的五龙，糅合了农民/知识者的双重共性，而又不无真实。古往今来，多少风云人物、时代精英，均来自乡野，融知识者的敏感自尊、农民的顽强坚韧而为一种巨大推力，将其从最底层，推向青云端，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将相本无种，白屋出公卿”，任何时期，真正成大气候大功业的，往往就是这些坚如磐石韧如薄苇的乡间子弟。但身为女流，在中国这样源远流长的男权社会，在一个男性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语境中，玉米们的挣扎，终不免吊篮打水一场空。莎翁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在大厦将倾之际，玉米比谁都更能深切体会到那遍披华林的悲凉之雾。于是，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她恐惧了，颤栗了，惟有当机立断，埋葬心底最后一抹彩虹，选择与权力的媾合，通过嫁人的捷径光耀门楣，以弥补父亲这个浪子带来的耻辱。

正如柳粉香所说的：“做女人的可以心高，却不能气傲，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么一个机会，你要把握好。”在嫁人方面，玉米是审而慎之的。玉米与前程看好的飞行员彭国梁的恋爱一度轰轰烈烈美妙销魂，但她还是清醒地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王连方下台后出门远行，撇下偌大一个家由玉米操持。父亲的失势，妹妹的被辱，彭国梁釜底抽薪式的毁婚，令玉米痛定思痛，毅然下嫁中年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把自身献于权力的祭坛。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婚后的玉米，以自己青春和尊严的丧失，在床上极尽迎合之能事，赢得郭家兴怜爱，自此她也有了人上人的感觉。小说展示了玉米强烈的权力意识和爱面子心理。比如，每当玉米回村探亲，家中姐妹便会穿戴一新齐刷刷冒出，旺盛的人气，让村民们充分感觉到玉米气壮如牛的存在，从而敬畏有加。

玉米诸姐妹，都是那个贫瘠时代中国妇女的缩影和标本。玉米身上，既多爱的饥渴、爱的诉求，更多理性的把持。在与飞行员恋爱的过程中，她总是处在焦灼、疑虑、不自信中，担心沦为世界的弃儿；终于，焦灼的白日梦化为碎片。经历了青云无路的悲苦，欲振乏力的困惑，玉米一步步山重水复，又一步步柳暗花明，总算有了一个体面结局。对于玉秀，生命则成为无望的追逐，“零落成泥碾作尘，惟有香如故”。玉米、玉秀们的理想，是那样地绵软如水，轻盈似梦，而又沉重如铁，如铅，如石。在时代的湍流中，她们抗争过，努力过，但不幸地，却往往沦为鞭子下的陀螺。玉米内心深处，其实颇多凄风苦雨。相形之下，还是玉秀更为主体化、感性化、心灵化一些。

乡村社会是个奇异的世道，一方面视男女偷情如家常便饭，一方面又极重妇女（处女）贞操。玉秀的悲剧，便源于其处女贞操的被剥夺。性格即命运。作为天生的风流种子，玉秀漂亮，热情，机灵，特立独行，有着无知的聪明，单纯的狡黠。她虽遭人蹂躏，授人以柄，却不甘沉沦，试图抓住一切机会改变命运，实现自小有之的隐秘理想。人往高处走，玉秀确如一条小花蛇，一只小狐狸，伸着火红的舌头，媚态可感。她以姿色拼前程，以青春赌明天，惜乎无人能用真情与之交换。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玉秀在姐姐姐夫家的做小伏低，仰人鼻息，为的只是咸鱼翻身，图个稍好的前程。这个热爱生命的女子，疏于理性，失于算计，惯于跟着感觉走，终导致人生的步步失利。一个女子，为了改变自身命运，无所不用其极，确也不易。在作家眼中，性，政治，伦理，就这样与权力奇异地交织为一体。小说写出了人，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变，人在特定历史中的种种主动或被动的选择。玉秀的结局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小说为我们留下了特定的意义空白。也许，玉秀能够找到自己的真爱；也许，玉秀会在一无所有中破罐子破摔……相比玉米，玉秀的命运，是真正值得牵挂的。

玉米的性格，是装得像，敛得住，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她和玉秀间有明争暗斗，亦有亲情联盟。玉米对玉秀的种种震慑、施压、绥靖，威福并下，都不无深意存焉。权力是迷人的黄金枷，而玉米甘愿为之桎锢。通过床上的百般迎合，玉米似退实进地操纵着郭家兴，达到种种目的：先让自己进了供销社，又让妹妹进了收购站——这些都是人人羡慕的好单位。玉米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大事小事一起抓。当玉秀与郭家兴的儿子郭左，这对伦理意义上的侄子与姨妈擦出爱情火花时，精明的玉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然快刀斩乱麻，向郭左吐露了玉秀遭人轮奸的家丑。正如《金锁记》中曹七巧向女儿的恋人恶意告知女儿吸食鸦片的隐私、致令劳燕分飞一般，玉米也成功掐断了这段大好恋情。郭左终于怀着暧昧的不甘将玉秀睡了，之后远走高飞再无音信。痴情的玉秀则因此怀孕，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新一轮劫难。“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读来怎不唏嘘。

在主人公们置身的特定语境下，我们悲哀地发现，性已成为一种可资交易之物，尤其在与权力相对时。王连方担任村支书，二十年间几乎睡遍了全村的女人；郭家兴身为公社干部，可以在中年丧妻后堂而皇之地娶妙龄女子作补房；魏向东是校卫队负责人，充分利用现有职权，逼玉秧步步就范，满足其变态情欲。郭家兴、王连方、魏向东，满口革命话语，其态俨然，实则恣意渔色，假公济私，客观上构成了对荒诞时代不动声色而最为有力的反讽。毕飞宇深刻道出权力对人性超时空的凌虐，不作空泛的狮子吼，却分明蓄满了火力，开足了马力。毕飞宇以其谨严笔法，巧妙遏止住四溢的激情，将其拢为强有力的一束。作为当代乡土文学中的上佳之作，《玉米》三部曲投放着作家的经验、梦想和辉煌。一部书，三个故事，三个不同性格不同命运而血脉相连的女人。三姐妹中，玉米自具雄鹰雕鹗般的气度，玉秀有着不甘久居乡野的张狂，玉秧则于平庸中见慧黠。她们纷纷梦想远方，而追求的途径不一。通往远方的道路上，处处是榛莽，遍地是陷阱；在一次次飞升又一番番坠落中，她们变得身心俱疲，却永不放弃努力。

作家从容游走于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等主题，以对既往历史图景丝丝入扣的描摹，直抵生活本质。和苏童、叶兆言们一样，毕飞宇受福克纳、马尔克斯、塞林格、博尔赫斯等西方作家影响颇深，但又完全是本土特色的，不见丝毫洋派作风。澹定从容的《玉米》三部曲，浓处得浓，淡处得淡，注重笔墨的疏密，讲究叙事的繁简；语言则精致传神，张驰有致，几可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如写小唐阿姨见了玉米，“脸上笑得相当乱”，即可见出作者一以贯之的对语言打磨的偏好。苏北方言的运用，水乡风物的描摹，更为作品平添几多风韵。毕飞宇以清爽干净的文字，复苏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成为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的引路人，也为解读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份丰富的全息化报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常情境，在作家笔下获得了精确展开。

玉米与彭国梁互通款曲，村人竟肆无忌惮地拆阅他们的信件，令玉米恼羞成怒无地自容。在王家庄，是没有个人隐私和心灵空间的。王家庄，如同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彰显集体无意识的可怕。这坚定了玉米冲出王家庄的决心。玉米出嫁后，生活在流言中的玉秀也在王家庄呆不下去，只好外出投奔玉米，靠姐夫之力，当上了人人羡慕的收购站司磅员，最终却在恋爱问题上未能自持，导致身败名裂。玉秧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冲出王家庄，考取县师范学校，却不幸遭遇阴鸷变态的学生处钱主任、黄主任，尤其遭遇了“三种人”出身的校卫队负责人魏向东。在魏向东指使下，玉秧充当了“密探”。她本有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如与校园诗人楚天心照不宣的恋爱，但后来却因无知将楚天出卖，致使楚天在魏向东的严厉审问下发疯，毁了一个才子的前程。因了玉秧的告密，女同学庞凤华与班主任在谈恋爱时被“捉奸”，酿造出更大的悲剧。玉秧变成了整人的帮闲，尤可叹者，是她沦为性无能/性变态者魏向东泄欲的玩物，且对此麻木不仁，委实可悲。

《玉米》中还写到了有荡妇恶谥而性情不俗的女子柳粉香。她的故事，完全是红颜薄命这一母题的生动写照。这个曾经风流惹眼的乡村演员，因行事不检，落得草草嫁人，心有不甘地充当了王连方多年的情妇。作为玉米的映衬，这一形象颇具参照价值。中国妇女的命运，透过毕飞宇小说尽可观照。彭国梁在部队听到村人的风言风语，便落井下石般地给玉米写信责问：“告诉我，你是不是被人睡了？！”令玉米百口莫辩。初次县城相亲，郭家兴即与玉米同房，彰显赤裸裸的性掠夺者嘴脸；事毕郭家兴见玉米下身没有出血，不甚满意地说：“不是（处女）了嘛！”知道误会后才对玉米倍加呵护。已非处女的玉秀则始终认为，再好的东西，也换不回自己的女儿身。在传统贞操观的重压下，千百年来，中国女人的历史，似乎就是一部性奴隶的历史。毕飞宇以《玉米》三部曲，完成了对男权世界的深刻鞭挞，既挖掘女性自身的先天贫弱，更抨击了某类男人与畜生异形而同性、异质而同构的一面——王连方如此，郭家兴如此，彭国梁如此，郭左亦如此，魏向东更是如此。

女性以其萃集日月精华、钟毓天地灵秀之美，成为宇宙间至为可爱的生灵。妇女的解放，从来就是人类文明的标尺。古往今来，人类社会进行了一次次的努力。在西方世界，已经颇见成效地大致实现了男女平等，实现了民主与自由在两性间的公正施与。而在中国，尤其在中国广大乡村，这几乎还是纸上谈兵。想一想花木兰式的“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样豪情冲天关乎两性平权的乌托邦宣言，这样白日梦式的自我认证，也须通过男扮女装、通过改变女儿身来获取，怎不心寒。男人的世界很大很大，女人的世界却很小很小；她们何时才能冲出心灵的巴士底狱，奔向融融春光呢？毕飞宇小说，深刻揭示了经济、文化、政治、权力对人性的多重绞杀。

玉米、玉秀，这些出身乡村的中国广大女子，世世代代，一直成为性掠夺的对象和资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她们，只有首先赢取男人的欢心，才可一同得道升天。相形之下，那些获得了初步自主权和民主权的城市女子，就幸运得多了。玉米、玉秀们还只是在为了一个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苦苦挣扎，结果如何其未可知；她们奋斗一生的终点，也许尚远不及一个城市女子的起点，可她们仍在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这已足够可歌可泣。当女人沦为男权世界的附庸、商品和点缀时，也便有了一曲曲红颜悲歌。中国文化吃人的一面于此尽显。

《玉米》三部曲寄寓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中国妇女的命运是可叹的。她们承受了过多因袭的重担，背上了过于沉重的十字架。闺中女儿的幽怨，延续了几千年文明史；凄苦的灵魂，在集体无意识的重轭下苦苦挣扎。作为“胜利者”的玉米如此，作为失败者的玉秀如此，作为观望者的玉秧亦如此。实际上，置身无爱的世界，玉米三姐妹终不免要心为形役，走向异化；她们的青春，都在悲凉缥缈中消磨、零落。我们读出了毕飞宇文字背后那种遮蔽不住的大同情、大沉痛。

飞行员彭国梁，一度成为玉米的阳光，玉米的福音书。玉米迫切渴望一片自由的天空，作爱的翔舞和情的歌唱；然而青春不解红尘，岁月不谙人心，当玉米意识到再也不能耽误时，惟有痛定思痛下嫁郭家兴，藉此实现一己的升值。从玉米的泼辣、精明，甚至有些阴鸷分裂的人格，我们绝难看到那一抹绚丽的人性曙光。倒是在玉秀玉秧身上，更可体现出人性的本真。玉米七姐妹中，玉米精，玉秀灵，玉穗憨，玉英乖，玉叶犟，玉苗嘎，玉秧甜。高处不胜寒，生活得格外体面的玉米貌似显赫，实则悲苦，毕竟，她真正的爱情是一去永不返了。玉秀则先遭轮奸，后遭诱奸、抛弃，仿佛托尔斯泰《复活》中沦落风尘的玛丝洛娃。她已是伤痕累累，岂可再望高飞远翥？聊可慰者，是玉秀从与郭左的一段短暂的无爱之爱中，悟到了爱的真谛，在几经磨难后变得成熟而富于母性了，这对其一生，对其略显浅薄的性情或许不无沾溉。貌似木讷的玉秧，在满足魏向东变态情欲的同时，也学会了以此做交易，达到毕业后留城的目的。在玉米诸姐妹中，她是靠了自己的勤奋与努力走得最远的一个，昭示了一种新的方向和可能。“别了，旧生活！”“新生活，你好！”（契诃夫《樱桃园》）我们惟有祝玉秧，也祝玉米、玉秀们能够真正作别往昔，生活得更美好。

毕飞宇专事创作而不废理论，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得益彰。优雅锐利的风格，对节奏、语速、语感的明晰把握，对文字弹性、密度的精确追求，指向克制而激情的叙事艺术。他笔下所写，乃是现实生活的体验与经验的显现，偶尔也有合理想象的成分，总体上隐含着对一个时代秉持的特定价值判断。应该说，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乡，庶几可同怀视之。而与“红高粱”“米”一样，“玉米”，这一普通庄稼或曰作物的名字，也因此获得了超乎本体的意义的延伸。

在我看来，毕飞宇的文本不像熟透的红苹果，更像鲜亮的青苹果，带着一层淡淡绒毛挂满枝头，青青之气拂人；入口品尝，其味道则甘美与红苹果无异，只是外形不同而已。毕飞宇作品之妙处，当作如是观。正如他早已成了名声响亮的文坛俊彦，身上却不见所谓“大腕”派头，跟某些当代码字师的名士气十足形成鲜明对照。毕飞宇是个心态健康的阳光型作家，某种程度上，这一点也决定了他文本的价值。

毕飞宇的创作精雕细琢，耐心打磨，决不率尔操觚。鲁迅当年评价台静农小说能够“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话用于毕飞宇同样合适。在一片喧嚣的后现代声浪中，毕飞宇以其对终极真理的探求，深入底里地揭橥乡村背景下女子世界无言的悲哀，执着吹响启蒙的号角，显示出创作主体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境界。毕飞宇已经在文坛沃野，种下了属于自己的金灿灿的“玉米”。某种意义上，他开创了一个“玉米”的时代——既是他自己的，也是中国文坛的。毕飞宇的小说，是天真的纯粹的，是安宁的舒展的；它们不是飘荡在云空，而是扎根于民间，立足于大地，充满美丽的忧伤，泥土的气息。《玉米》三部曲象征着创作主体健旺的生命力。作家正是从感动别人和感动自己中，获取一种高峰体验，抵达自由之境。

对历史、哲学、语言、艺术颇多领悟的毕飞宇，未曾濯足游戏写作之浊流，而是致力于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纯粹表达，字里行间不见枯槁的说教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新生代小说，固多可观，而人文的贫血、价值的失位、自我的复制，文化主题的虚伪与虚无，亦势所难免。无疑，毕飞宇的创作富含激情、思想、终极关注、乌托邦等诸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元素，力求超越生活表象，以更为高远更为本质化的形而上情怀，取代所谓血淋淋赤裸裸的原生态的真实观，从而与玩世不恭的后现代写作泥淖保持了自觉疏离。在当下庞杂的文化语境中，毕飞宇的择善固执，诚可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