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世间写文人轶事的著作并不少，潘耀明的独到之处是从自己收藏的名人信札、手稿、书画以及交往的细节、“过手”的作品或面对面的访谈写起，拉近距离，获得“切近的”真实感。身为编辑家和出版人，潘耀明不仅有这个便利，还有这个眼光。

“单看他拜访过的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曹禺、丁玲、艾青、端木蕻良、萧乾、钱锺书、沈从文、俞平伯、汪曾祺、吴祖光、新凤霞、柯灵……无一不是新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文学大家，就非常之难得。”严家炎先生在书的序言中说，捧读此书，“百感交集”。令他感叹的还有，作者与每位文学大家的交往都不止一次，而是长达数年、十多年、数十年，书中的很多手稿、信札、字画、访谈，均为首次登陆内地，因此弥足珍贵，不可多得。

在此基础上，潘耀明深入、扩展，从文学成就、日常生活、情感经历、个人命运等多个层面做立体呈现，使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更是一个个的人，一个个有血有肉、风格各异、鲜活具体的人。“文学即人学”。潘耀明的笔端充满了人情味，通过回忆，他将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还原到跌宕起伏的时代大背景中，还原到真实具体的日常起居中，还原到某个夜晚某个清晨的某个表情、某段对话中，设身处地地去体恤和观照，推断和联想。每一个人，都在历史的局限中，不求完美，但求真实。他们来过，爱过，认真地思考、真实地面对过，有欢欣有幸福，有悲苦有无奈，风雨飘摇，他们用笔、灵魂和生命，努力为世界留下一些什么。那些作品，那些手迹，那些信札，承载了写作者真挚的情感，而多年过去，“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

“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原是金庸为潘耀明随笔集《永恒流动的情感》所作题记中的一句：“许多天、许多年之前，情感曾在你心中流过，今天、明天，明年、后年，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却永远流不尽，因为有些情感——是永恒的，因为那是深情。”大师的笔墨，饱含了同样的深情，亦将化为永恒的一部分。

自20世纪90年代初接到金庸的聘书，潘耀明在《明报月刊》工作将近30年，其间还曾任职于香港三联书店，与文人交往互动，是他的工作日常，风雅濡染、往来唱和抑或惺惺相惜之中，与众多文友、前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78年夏天，潘耀明和艾青夫妇在北京见面，艾青问潘耀明最喜欢他哪一首诗，潘耀明说出《我爱这土地》和《时代》，诗人当即誊抄了《我爱这土地》这首写于1938年的诗歌给他作纪念，成为他日后细心收藏的珍贵手札之一。面对诗人刚刚写下、墨迹未干的诗句，潘耀明饱含深情的解读更是多了一层有别于他人的意味。

潘耀明第一次拜访冰心，冰心听说来访者是福建老乡，格外高兴，信笔挥毫为他写了一张秀丽的小楷：“海波不住地问着岩石，岩山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然而它这沉默，已经过百千万回的思索。”冰心写下的，正是她《繁星·春水》里的诗句。“冰心这些含蓄隽永、富于哲理的小诗，曾拨动千千万万年轻人的久已沉默的心弦，在她的影响下，‘五四’以来的新诗，还进入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

汪曾祺题赠给他的一副对联：“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可视为汪曾祺逍遥一生的自我况喻”。汪曾祺的文人画也可圈可点，在潘耀明看来，汪曾祺擅于将国画和西方印象派画风互为融合，兼收并蓄，创出“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写意画，别出心裁。然而基于对汪先生的了解，潘耀明说，烟、酒才是他的第一生命，文章、书画是他的第二生命。

1983年潘耀明与吴祖光一起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作为见面礼，吴祖光把他早年写的一首《七夕》诗郑重其事地题赠给了潘耀明。吴祖光去世后，其与新凤霞合作的写意梅花图经其子吴欢在他的遗物中捡出，转赠至潘耀明手中。“玉为风骨雪为衣”，那画中的梅花虬劲傲然，独出一格，“很能体现这对患难夫妇的风骨和不屈精神”，潘耀明一直把它挂在客厅。20世纪50年代，新凤霞曾正式拜师齐白石，在大师的熏染下，她的笔底也流动着骨气、志气与义气。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被朋友称作“童话诗人”的顾城将他的第一本诗集《黑眼睛》送给潘耀明时，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下“诗·生命”，“意喻他已把生命与诗画上等号了”。在彼此交往的多年间，顾城陆陆续续将自己的20多幅画寄给了潘耀明，“他的画作，比他的诗更天马行空。”潘耀明说他的诗重语言，而当星星点点的野花在诗人的眼里“像遗失的纽扣”，潘耀明的另一种理解是对的：他“像处子一样，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是清澈、不沾点儿尘埃的。”他的语言来自天赋，他的诗歌自生命中喷涌而出。然而诗人与现实又是那么地割裂啊，潘耀明以同情的笔触，记述了顾城、谢烨和英儿远走他乡，在激流岛上非同寻常的是非纠缠和爱恨情仇。

卞之琳与张充和，沈从文与张兆和，丁玲与陈明，老舍与赵清阁、胡絜青，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在潘耀明的记忆或研究中，亦有缠绵悱恻、意切情真的故事纠缠。卞之琳对张充和的一往情深，老舍与赵清阁的凄苦缠绵，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的是非恩怨，随着当事人的离去，俱往矣。一沓手稿，几叠书信，连同记忆里的笑貌音容，还被潘耀明小心珍藏着。

还有一些文友、前辈，在书信往来或日常交往中给潘耀明留下难忘的回忆。俞平伯病重时还不忘嘱托“给写文章的人寄钱”，那个写文章的人，就是潘耀明。萧乾对晚辈文人的提携、关照，也使他念念不忘。潘耀明初次赴美，萧乾怕他人生地不熟，给他写了六七封推荐信托人照应，潘耀明深为感动，自此每年都收到萧乾和夫人文洁若寄来的贺年卡，这些卡片被他完好保存。

沈从文在作品中“供奉”人性，追求“真美”和“真善”，在潘耀明看来难能可贵，“沈从文把刻画人性奉为写作的准则，是有他的大勇和大愚，后者被时人目为不识时务者。”沈从文主张的抽离动物性的人生观，对人生或生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在潘耀明看来已是进入了哲学层次的探究。但他认为，沈从文与其他作家的迥异之处，是他连小人物的负面也不忍苛责、以宽容谅解的态度视之的博爱精神。

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里竭力提倡讲真话，“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而《随想录》香港版的问世，就是经潘耀明之手。至今他还保留着巴金的信函13封，另有《随想录》总序及繁体版序言手稿，在他的印象里，巴金是一个重情义的人，晚年的他在《创作回忆录》中大力呼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今天，早已落成的现代文学馆里，庄严地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著作，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时代。

薪火相传，文脉永续。回首过去的半个世纪，潘耀明说：“书写的年代已逐渐远去。文人的信札、手迹已成为历史陈迹。”而历史，却因着这些信札、手迹，再度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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