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对微观而琐碎的日常生活抱着特殊的热情，以至于有人认为，宏大叙事已渐呈衰弱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既定的日常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主义四处蔓延，全球化趋势无法阻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大众文化全面崛起，无论是日常消费、日常交往，还是日常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都已变得极为丰富和繁杂，并给当代作家们提供了巨大的叙事资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在试图重建“人类完整的生活”，并且不断地强调物质、身体等因素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这既体现了我们对“人的文学”的自觉实践，也折射了人们对于人本主义的理想追求。

一、物质与生命的相互支撑

人类的生活通常包含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部分。物质生活不仅是日常消费活动的主要目标，也是人的生命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胡适就曾说：“不应视物质文明为一种找钱发财，‘利用厚生’的手段，而应视之为解放人类心灵能力的有效工具，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奋斗日常生活问题之上，使他们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精神上高尚的欲望，这样就提高了人类能力的价值。”合理的物质诉求，既是安顿肉体的重要保障，也是解放人类心灵、提升精神生活的基本前提。因此，抛开哲学上的概念界定，仅就日常生活本身来说，物质与生命的统一，不仅是人本主义的重要体现，也是日常生活诗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由于过度强调人的精神生活，推崇去物质化的、利他性的生命理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将人的物质欲求控制在最低的生存层面。像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毕其一生，渴望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只是为了解决一家人的基本生存。而那些希望通过物质赚取来提升生活品质的行为，通常被视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并受到价值观上的批判。19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物质生产的不断丰富，人们对物质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像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的“漏斗户主”陈奂生，在感受了城市宾馆里的舒适设备之后，内心便生出别样的生活滋味，体现了优裕的物质生活给人的观念所带来的触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以及物质生产能力的迅猛提升，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已逐渐进入鲍德里亚所说的“物的丰盛”的时代，物质与生命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暧昧和复杂。

这种暧昧与复杂，首先体现在人们对于物质生活有了更全面的认知。物质商品拥有的丰裕程度，不再是意识形态化的阶级区分标准，而是消费主义时代恋物癖的一个指征。也就是说，当物质满足了人们正当合理的生活需求之后，过度的物质追捧则由实用主义演变为符号化的商品，成为人们社会身份自我确证的一种外在手段，并导致商品拜物教的流行。其次，它还体现在人们对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振关系的理解上。以前，我们常说“人穷志不穷”，物质的贫乏并不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如今人们常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明确地意识到了物质匮乏对生活质量的严重制约。其实，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上看，现代化在本质上就是不断借助技术的变革，提升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并通过建构物质文明来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只有物质生活有了充分的保障，人们才有可能回到理性和尊严的精神生活中。这方面，张贤亮的《绿化树》等作品已进行了生动的演绎。但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意味着人类精神生活会必然提高。事实上，在当今极为繁富的物质生产面前，越来越多的生命开始为物所役，成为物质主义的奴仆。这也就是说，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单纯地强调精神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而有了充裕的物质保障，精神生活也同样面临被奴役的危险。

理想的日常生活状态，当然是既不鄙视和排斥物质生活，也不迷恋和贪图物质享受，而是在个人的主体意识支配下，辩证地理解并恪守物质生活对于生命存在的重要意义，并致力于追求物质与生命相统一的内在关系。这也是日常生活诗学的重要内涵和本质属性之一。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生存主要还是围绕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而展开；无论是日常消费、日常交往还是日常观念的活动，人们总是离不开物质生活的谋划，其目的就是要让生命获得应有的舒适和体面。从物质文明的发展来说，所有的物质生产都是为了保障人类的生命活得更有质量，并在衣食住行方面，不断改变人类自身的某些身体局限，拓展人类生活的自由空间，驱动和提升人类的精神生活。譬如现代城市的发展，从商场到饭店，从公交到地铁，从弄堂到公寓等，都是为了建构一种更为舒适便捷、更具人性化的现代生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在新世纪以来的日常生活书写中，绝大多数作家都是积极维护物质生活对于生命存在的重要意义；很多作品都从人性的自然欲求上，对物质生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给予了积极的关注；不少作家尤为强调特定的物质生活与人物精神之间的同构关系，包括酒吧、咖啡厅、西餐、洋酒等时尚生活，对于人物个体心性和生存观念的影响。当然，也有不少作品对商品拜物教式的生命进行了别有意味的质询和批判。这种对于物质生活的多元性表达，都在不断地突出一种日常生活的基本理念：对于任何一个个体的人来说，物质生活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不能决定人们的非日常生活，却对那些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在内的非日常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既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求，又通过需求的满足唤醒人们的欲望，并由此刺激人们去寻求更高层次的自我满足。列斐伏尔就认为，人是一种需要的存在，“需要唤起欲望。一旦需要变成了社会的，需要就会变成能力和权力。人为了满足人自己，能够这样或那样行动、创造或工作，至少试图这样或那样做。可能的大门开始打开。虽然人除了取舍没有选择，虽然社会全力控制他的取舍，但是，个人正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做选择。另外，一旦需要变成个人的，我们的需要变为欲望，欲望通过控制、批准、限制和可能性展开。一方面获得了能力和权力，另一方面欲望具有不确定性，辩证运动出现了，辩证运动填充了日常生活”。这里，列斐伏尔道出了需要、欲望、权力与选择之间的隐秘关系，同时也说明了物质需求与个体物欲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事关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也事关每个人的生命欲望和个体行动能力。

在这方面，具有高度隐喻意味的作品，就是王安忆的中篇《向西，向西，向南》。这部小说叙述了1990年代后期，两位中国女性游走异域的生活经历，从柏林到纽约，她们最后聚首于美国南部的小城圣迭戈。小说中的陈玉洁和徐美棠，一个是因为老公有了小三而导致婚姻名存实亡，一个是因为失去了爱侣而从此一蹶不振，为了改变自身的内心困境，她们开始了漫长的漂泊。但是，无论她们置身于哪个国度，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中餐馆，或者中国大厦。小说中的中国大厦，俨然是一个浓缩的物质化的中国标本，从东北到西南，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方言都汇聚于此，各种人物游走其中，让人觉得“过日子的劲头一股脑冒出来，中国式的日子，乱哄哄，热腾腾，与使领馆的中国式不同，那是官派的，这里却是坊间社会”。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城”确实早已遍布各国，但是，王安忆却别有意味地将中国式的物质生活，几乎毫无差别地嫁接到异域，似乎对于徐美棠、陈玉洁来说，只有这些物质性的、具象化的“中国大厦”，才能使她们获得内心的安宁。当她们看见中餐馆时，当她们听见服务员高喊“老板娘，有中国人”时，便倍觉温馨，“陈玉洁在一股饭菜的气味中醒来，恍惚以为是在公司的食堂里——饭点到了，窗户板推上去，大锅，小炒，米饭，面食，热气蒸腾，汹涌澎湃”。而“中国大厦的餐厅，中午不开张，少数几个客人，就直接到后面厨房，锅灶边上，盛饭盛菜，倒有几分居家的气氛。这一日，大师傅的媳妇从山西老家来探亲，下厨帮忙，做的是家乡饭猫耳朵。揉得十分劲道的面，揪成手指头大小的薄片，下在汤里。黑木耳、胡萝卜、西红柿、青芦笋、紫茄子、白山药，切成片，上下翻滚。大海碗，灶台上一字排开，老陈醋胡椒面，任意添。这一餐饭呀，吃得汗泪交加，痛快，亲热”。可以说，正是这些充满了物质化的中国镜像，才让这两位女性获得了某种身心上的安顿。无论是中餐馆，还是中国大厦，它们本身就构成了某种中国式日常生活的隐喻。只不过这种隐喻，是通过具体的物质生活来传达的，是借助日常饮食和日常交流的物质性情境来实现的。王安忆试图要表达的是，无论全球化多么迅猛，无论中国人走到何处，他们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中国式的物质生活，因为这种物质生活已紧密地熔铸在他们的生命之中，成为他们血脉中无法剥离的一部分。

滕肖澜的中篇《美丽的日子》和长篇《心居》则以城市住房作为叙事焦点，围绕房子这一安身之所，呈现了上海都市平民的日常生活。它使我们看到，在当今的日常生活中，吃喝拉撒已退到次要位置，而作为物质生活的标杆式物品——房子，则成为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这既是当今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焦点，也是中国社会走向市场化之后所形成的特殊现象。在《美丽的日子》中，外乡人姚虹渴望成为上海市民中的一员，为此她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资本，包括女性的身体、智慧和命运，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精明过人的算计，最终咬定了卫兴国，尽管卫兴国是一位没有主见且性格懦弱的残疾人，但他拥有上海的住房和户口，是正宗的上海人。面对卫老太太的不断刁难，姚虹几乎使出了全部的招数，从假怀孕开始，就一直没有放弃要嫁给卫兴国的念头。当她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征服了卫兴国之后，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只要不放弃，卫老太太终究要接纳自己作为儿媳妇。姚虹之所以要嫁给身患残疾的卫兴国，并非他们之间有着多么纯真的爱情，也不是因为姚虹找不到更理想的爱人，只不过对于置身于上海的她，太需要有一个安身之所。在《心居》中，滕肖澜再一次放大了这种物质生活对于生命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将房子作为整部小说的中心事件。对于小说中的每个人来说，房子既是他们日常生活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也是他们社会身份的重要标识，甚至是生命存在价值的体现，用小说中的话说，“房子是上海人绕不过去的话题。滋生出各种情绪，各种际遇。真正是命了”。所以顾家的人每次团聚，话题总是离不开房子；无论外乡人还是上海人，他们最大的人生追求就是拥有一套像样的房子；有了小房子当然还想大房子，有了大房子还要追求世纪尊邸。像顾士宏这样的老上海人，虽然拥有自己的房子，但在豪宅林立的上海，终究少不了落寞。而以婚姻作为代价的外乡人冯晓琴，虽然没有像《美丽的日子》中的姚虹那般艰难，但她同样也是押上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家当，嫁给了残疾的顾磊，才终于获得了上海人的身份。顾家的房子并不宽敞，四世同堂挤在一起，但她坚持以此作为据点，让妹妹冯茜茜、弟弟也即私生的儿子冯大年都在上海有了落脚点。对于冯晓琴这样的外乡人来说，上海的房子既是高不可攀的物质，又是日常生活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它与自我的生命交织在一起，共同支撑着她在都市里的日常生活。

当房子成为一种坚硬而强大的物质意象，对每个个体的生命都形成强制性规约的时候，人们的日常生存就变得焦虑不已。因此，《心居》虽然叙述了顾家两代人的日常生活，但它通过房子将不同人物的社会身份进行了清晰的定位，从顾清俞、顾昕到顾磊，依据他们的购房能力以及住房环境，作者清晰地呈现了他们各不相同的社会身份和生命价值。它是如此尖锐，又是如此真实。如果我们从列斐伏尔的理论来看，这无疑体现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异化问题，但这种异化，又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自然景象，无人能够战胜，也无人能够克服。就像滕肖澜自己所说的那样：“写上海，绕不开‘房子’这块。这几乎是近十几年来与上海百姓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一个词。错过或是侥幸，生出无数的悲欢离合。它已经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一套房子’的概念，而更像是一双命运的手，重新洗牌，把贫富阶层重组。好好坏坏，哭哭笑笑，希望或是失望，各种正面和负面的情绪，俱是由此而来。可以说，房子牵动着无数老百姓的心，另外，多少也撼动了这一代上海人的价值观。”的确，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住房已成为一种信念，一份希望，一种精神，它让每个个体深切地体会到，“虽然是小日子，过的却是大味道”。《心居》的意义在于，住房已不是一般意义上人们安顿身体的物质场所，而是内在于人的精神深处的“心居”。它与人的生命已形成了紧密的支撑关系，也成为现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奔波的重要寄托。

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书写中，很多作家也同样对物质生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众所周知，如今的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不再恪守小生产者的生存方式，而是面对现代化、城市化的社会进程，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日常生活方式。诚如有人所说：“中国乡村内部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比如传统家族文化的解体，人与土地关系的淡漠，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等等；中国处于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之中，这不仅对城市有着巨大的影响，也让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主要的表现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这不仅影响到乡村的社会经济秩序，也影响到了道德伦理秩序等不同层面；更重要的是，中国乡村置身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乡村所面临的问题便不仅仅是乡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新世纪以来的乡村日常生活书写中，很多作品都聚焦于两个基本领域：一是因家人进城务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乡村留守群体不断引发的各种伦理问题，像晓苏的《花被窝》、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葛水平的《喊山》、阎连科的《白猪毛，黑猪毛》、陈应松的《野猫湖》、贾平凹的《带灯》、张惠雯的《垂老别》等，都是借助这样或那样的故事，引发了男女情感、代际伦理、权力伦理的各种冲突，呈现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化。二是在发家致富思想的驱动下，展示了乡村农民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呈现了物质生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朱辉的《七层宝塔》，就揭示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带来了乡村农民生存方式、生存秩序、生存观念的变迁，还引发了社会伦理和个体精神的嬗变。阿虎平日里嬉皮笑脸，吊儿郎当，一副乡村小混混的模样，但他精于致富门道，从下手毒鸡到盗挖地宫，从囤积和贩卖焰火、炮仗之类，到贩售丧葬用品，虽然所做之事都上不了台面，但他毕竟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唐老爹和阿虎之间的冲突，便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被不断激化。在冲突激化的过程中，冲突双方的内心也在不断撕裂。这个撕裂的过程，明确地折射了物质生活在人们精神上的投影。

田耳的《长寿碑》讲述了一个有关长寿致富的造神故事。为了吸引八方游客，开拓村里的经济收入，长寿村打起了“长寿”的招牌。如何让村里那些并不长寿的人成为游客们眼中的长寿者?唯一有效的证据就是身份证上的年龄。于是，全村开始在年龄上进行造假，但没有想到的是，这种造假带来了巨大的伦理难题。譬如，如果让一位老人今年加了30岁变成100岁，假设他只有一个儿子今年40多岁，儿子如果不随之更改年龄的话就会有漏洞。如果把母亲和儿子中间添加一代，那么原来的儿子就成了孙子，这无疑会引发辈份的混乱……长寿村由此陷入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怪圈之中。应该说，这是一部荒诞小说，但它却源于农民对于物质时代的财富梦想。付秀莹的《陌上》也让我们看到，市场化冲击下的芳村，已渐渐远离了田园诗般的农耕社会，代之而起的，自然是各种低端的工业和服务业。其中，皮革产业几乎成为芳村乃至大谷县的经济支柱，而作为辅助性经济的服务业开始兴盛，农业却沦为可有可无的副业。在芳村村北的开发区里，几乎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皮革加工厂、皮具厂、养鸡场、养猪场，村里也开起了春米家的饭店，秋保家的超市，连小鸾的针线活也由义务转为收费。尽管这种市场化的物质追求，给芳村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也引发了各种问题，从环境污染到人性扭曲，甚至出现了权力与资本的相互勾结。《陌上》似乎在告诉我们，物质生活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激活了芳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又使他们不断地陷入各种异化之境，但从本质上说，芳村人永远也无法回到最初的农耕生活了。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作品精心描摹各种现代都市的时尚物质，借助特殊的物质情境，呈现都市白领人群的生命格调。这种现象，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小资情调”的写作。其实这种小资情调，也同样从某个侧面反映了物质生活与人们生命情趣的内在呼应，体现了都市人群正当的生命诉求。像潘向黎的《轻触微温》中的秋子就是一个典型。秋子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单身女白领，常在深夜里去酒吧点一杯甘洌的鸡尾酒，或者到一个名为“茹丝可丽”的清吧叫一杯“伤心太平洋”，这成为她日常生活里消磨闲暇的重要事项。她与众多的都市女白领一样，喜欢到固定的美容院里做头发、脸部护理、按摩，并且有着自己固定的服侍者。对于秋子来说，这些日常的休闲活动，不仅仅代表着某种具体的事物，还代表着一种精英化的生活方式。正是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她实现了对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抗争，并且从中获得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就像董丽敏所言：“‘悠闲’在这种情形中不再代表了‘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无所事事，而是指向了‘尊严’‘个人’这样的层面。”唐颖的长篇小说《阿飞街女生》也是如此。即使是在“文革”时期，阿飞街的女性们也从来没有放弃对于“美丽”和精致生活的追求。作家通过大量服饰意象的描绘，生动细致地呈现了阿飞街的女性们在各个时期对于时尚和生活品质的强烈吁求。从1970年代质朴飘逸的藏蓝中式棉布单衣，经改制的窄臀宽腿草绿军裤，用宽皮带束在白衬衣外再配一双蓝棠皮鞋垫的黑色小丁字形皮鞋，到1970年代中期的黑色条子毛料裤子，配黑蚌壳棉鞋以及黑色麦尔登呢海芙领子的中长大衣，再到1970年代后期从香港舶来的白色开司米大衣配玫瑰红唇膏，及至1990年代淮海路上一拥而入的各类世界名牌服饰，“皮尔·卡丹”“伊都锦”“Esprit”“依思丹”“Gucci”“LV”“CK”等，层出不穷。通过对这些时尚精美的服饰意象的渲染与描绘，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上海女性们对于时尚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充分彰显了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的前卫性、时尚性，以及女性化的城市气质。我们有理由质疑中国是否存在着中产阶级，但我们不能否定那些由特定的物质所营构出来的小资情调对于都市人群的重要意义。

捍卫必要的物质生活，其实就是维护生命自身的完整性。在日常生活中，当人的身体也成为一种消费符号时，物质的丰富性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超越了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为相互混杂和交融的现代伦理关系。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精神对物质的妥协，或人类精神的退化，也不能粗暴地认定物质已露出某种霸权主义的嘴脸，扮演了人类精神的某些角色。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日常消费和日常交往活动中，物质已通过它的特定符号，生动而又巧妙地诠释了个体的生命情调及其价值立场。这一点，恰如姚鄂梅的《衣物语》所呈现的那样，对于每个实存的个体而言，我们都是生活在小时代里的普通群体，远离了群雄争霸的历史风云，也远离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绝大多数只是希望怀抱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为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具体的生活理想而奔波。《衣物语》以一座小城为背景，细腻地呈现了当代女性与物质之间的亲密关系。通过闺密晏秋的视角，小说叙述了春曦对于衣物的迷恋，对身体的自我陶醉。在春曦看来，“身上穿的衣服并不只是衣服，而是一个人的美学”。因为衣服是身体的重要修辞符号，它通过款式裁剪和各种搭配，使肉身变得更加接近人们自我设定的形象或气质。这种身体与物质的同构性，强化了春曦的物欲化生存观念。春曦之所以喜欢威廉，也是因为他身上那一袭黑色衣服的打扮。有意思的是，在经历了各种挫折之后，春曦最后开始了断舍离，变成了一位绣娘。于是她将那些曾引以为傲的华服，全部寄给了晏秋，并在信中附上了一首诗：“看这些衣服/来自田野的纤维/它们谦虚低调/貌不惊人/它们扎起布匹之花/在尘世簇拥你，保护你/它们帮你取悦男人，却比男人更值得你依靠和宠爱。”曾几何时，衣服总是这两位小城女性的中心话题，是她们的精神支柱，是她们日常生存中的最大乐趣，而现在，她们似乎明白，这种恋物癖式的生活，最终不过是为了“取悦男人”，同时又比男人更值得依赖。这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在今天这样一个“小时代”里，每个平民的物质梦想，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不断重构物质与生命之间的支撑关系。

二、身体与心灵的内在统一

如果说合理的物质诉求是人类完整生活的一种重要体现，那么身体的自我觉醒则是通往健全人生的一种重要表达。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对于身体的关注都是单一的，主要突出身体的社会群体价值，为个体的利他主义精神提供坚实的内在依据。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过于强调身体的非日常性功能，突出其对内心理想或宏大目标的重要作用，剔除身体特有的“利我”原则，使身体始终超越于个体的日常欲求之上，这又导致人们逐渐忽略了身体作为生命实体的丰富内涵，使身体成为形而上的思想符号。直到19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盛行，大多数作家开始重新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并由此触及身体作为血肉之躯的丰盈和充实。随后，在“个人化写作”思潮的影响下，身体叙事成为作家们聚焦的重要目标，大量作品要么将身体作为质询伦理的手段，要么将身体作为欲望表演的化身，要么将身体作为消费主义的符号，使身体开始在“苏醒”和“解放”的名义下，回到了形而下的原真状态，尽显各种妖娆之色。但这种对身体的嘉年华式书写，多少也忽视了身体的形而上意义，同样造成了身体与心灵的分裂，甚至出现了“下半身写作”之类的诗歌现象。

应该说，中国当代作家对于身体的这种两极化书写，既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又受制于身体与心灵的二元对立观，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种身体书写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随着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倾力关注，特别是对普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及内心精神的关注，这种身体书写的局限正在被不断超越。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女性主义文学开始很少出现极端化的身体书写，至少没有了卫慧、棉棉、木子美、九丹等作家对身体原欲的迷恋性表达。曾以《一个人的战争》《致命的飞翔》而成为“个人化写作”代表人物的林白，在新世纪以来也完全回到对普通群体日常生活的书写之中，并创作了《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等一批长篇。这些长篇都不再突出以往那种私语化的身体体验，也不再强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疏离状态。新世纪之后活跃于文坛的“70后”“80后”女作家，包括魏微、戴来、金仁顺、乔叶、鲁敏、黄咏梅、盛可以、滕肖澜、张悦然、笛安、张怡微等，虽然都以书写女性的日常生活为主，且也不乏一些身体叙事(如盛可以的《无爱一生轻》《道德颂》《息壤》)，但并没有对身体进行单纯的形而下式的关注，而是更多地突出了女性身体在伦理约束、性别对抗以及物质消费方面的纠葛，体现了女性内心与身体的紧密互动。诗歌方面，尽管出现了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之类带有原欲挑逗意味的诗题，但就这首诗歌本身来说，还是传达了抒情主体对于爱情的渴望，以及面对苍茫尘世的长久喟叹，体现出此在的身体与内心希望之间的彼此呼应。

身体既是生命意识觉醒的前提，又是日常生活运转的基石。任何个体在生命意识上的自觉，首先就体现在身体的自觉上，即意识到身体作为生命的载体，应该膺服于自我理性意志的管理，不能盲目地屈从于他者的意愿；应该对人性的自然诉求保持合理的尊重，而不是以各种外在的伦理全盘压制和扭曲自我的人性。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就是从身体的觉醒与独立开始，并从性别关怀的角度，全力争取“一间自己的房间”，安顿属于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事实上，从衣食住行到各种消费活动、交往活动，日常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持肉体生命的生存与发展。它类似于马斯洛心理学意义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社交需求；至于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可能更多地依赖于人的非日常生活来实现。有学者就明确地指出：“日常生活世界是人类社会(人的世界)的原生态，而非日常生活世界则是人类社会的次生态；换言之，人的世界的历史建构途径是从日常到非日常，而当非日常生活世界真正建构起来并日渐丰富发达，日常生活世界则逐渐作为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潜基础结构嵌入背景世界。”没有日常生活就不可能有非日常生活，因此，当我们考察日常生活诗学时，身体是一个绕不开的首要目标。

从新世纪以来的日常生活书写来看，作家们对身体的关注与探索是多维度的，也是多层面的，但大多立足于人性关怀的层面，理解并尊重身体的自然属性，探讨人为之人的肉身之中所隐藏的各种非理性特质及局限，使作品的内涵在身体与心灵上构成某种紧密的呼应关系。如玉上烟的《子宫之诗》《乳房之诗》《婚姻之诗》等，就是从身体入手，或通过演绎流产过程中的身体之痛，传达了“她分娩了这个世界但又无法自己处理掉多余的渣滓”的性别之殇；或借助女性乳房的不同遭遇，呈现了乳房对于女性生存的特殊意义；或通过不同年龄在身体特征上使用“频率最高的标签”，来表达不同阶段的夫妻情感关系。在这些诗歌中，我们既看到了作为性别的女性身体之痛，体会到了岁月对于身体的淘洗和摧残，也看到了身体之痛背后的生命之痛和心灵之殇。或者说，诗人就是以具象化的、可触可感的身体书写，揭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诸多无奈的生存意绪。具体来说，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对这种身体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对传统伦理的质询与反抗、对欲望膨胀及危害的揭示、对身体消费的批判与反思等方面，虽然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交织，但从总体上看，这几个方面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重点关注的目标，也是日常生活中身体自觉的主要体现。

众所周知，身体的自觉通常是基于人性的觉醒，因为“身体就是日常生活的主体。它是行动的承担者，是属己世界的建筑师，是诗性的发源地。诗性与行动密切相关，存在于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之中”。没有在日常生活中与世界形成互动关系，身体就只是一具生物学意义上的躯体，无法实现生命意识的自觉。只有科学地、辩证地理解了基于身体自觉意义上的人性，正视人性的合理欲求，又严防人性的过度放纵，才能确保身体与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人性觉醒的主要体现。当然，就人类的自我认知而言，人性的觉醒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在某个时刻抵达终点。人性觉醒的基本前提，或者说其具体实现，就是身体的自觉。人们既要意识到身体的诸多基本欲求对于生命价值的体现有着必要的合理性，同时又要明白身体的欲求也存在着很多不合理之处，并能够给予其必要的限制。因为人的身体既是动物性的，又是文化性的，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元素。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各种社会秩序的要求而不断形成的文化伦理，从根本上就是为了规范和限制身体的某些欲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观念的更新，有些伦理已经构成了对人性的某种伤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作品都在触及这一问题。譬如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就是将身体置于伦理之中加以拷问。留守儿童旺旺面对正在哺乳的惠嫂之乳房所表现出来的迷恋，其实只是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是人性的一种正常体现，但是它对伦理却构成了一种挑战。七岁的小孩，怎么会对别人的乳房产生迷恋?怎么能对别人的乳房产生迷恋?是谁教唆的?旺旺对惠嫂乳房所表现出来的亲昵之举，结果演绎成一场有关人性与伦理的冲突，甚至事关家教、家长脸面等。尽管毕飞宇并没有在小说中明确传达对正常人性的捍卫，但他通过旺旺啃咬惠嫂乳房的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心理效应，质询了传统伦理对于人性的潜在伤害。

这种人性对伦理的反抗，在新世纪以来的大量作品中都获得了巧妙的表达。譬如马小淘的《失重》，就叙述了一位都市白领对自己身体的折磨。当然，这种折磨是以自我的偶像化作为参照，在减肥与美食的不断挣扎中来完成的。丁鑫鑫工作稳定，生活优渥，夫妻情感尚可，只是在少女时期一直引以为傲的从不发胖的身材，现在开始发福了。虽然在结婚前，她的身材已经有了发胖的趋势，以至于身边人都说“新娘是不该胖的”，并催促她减肥，此时的丁鑫鑫丝毫没有危机感，自信地反驳劝她减肥的人，仍毫无顾忌地吃喝。直到拍婚纱照的时候，她发现喜欢的衣服竟然都穿不上，这对她而言是一个打击，拿到处理过的照片，她感叹“哪怕是虚假的照片，看起来也是令人欣喜的”。真正让她意识到少女时代的身体偶像正在渐行渐远，是因为她在无数次折腾之后，发现依然无法完成内心的目标。“丁鑫鑫那无法被偏瘦的时尚衣装容纳下的‘沉重的肉身’成为导致一系列生活混乱的发酵剂，她一直试图控制自己的体重，却失察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她对体重的焦虑并不单纯来自自控的失效，而是因为她的身体被更大层面的消费观念塑造并掌控着，早已与个体脱离，成为标示其社会身份的载体，更吊诡的是，这种实际上去个体化的身体又成为丁鑫鑫拼命追求的自我认同的核心。”这也就是说，丁鑫鑫不顾一切地奔波在减肥的路上，甚至以丧失健康为代价，仅仅是为了世俗伦理意义的美感，为了在日常生活和日常观念中，重新让身体获得增值的空间。任晓雯的《换肾记》则以丈夫的肾病作为聚焦，在生与死的冲突中，冷静地撕开了一个家庭内部脆弱的血缘伦理，并使我们看到，身体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命之物，也是人性、亲情和各种日常伦理聚合的纽带。这种借助身体来质询人性与伦理之间冲突的作品，在新世纪以来尤为普遍。像迟子建《鬼魅丹青》里的卓霞，王安忆的《发廊情话》中帮客人洗头的女客，艾伟长篇《南方》里的寡妇和她的两个女儿，毕飞宇长篇《推拿》中的众多盲人按摩师等，都是或通过情感或通过身份或借助职业，让人物各自特殊的身体以及特殊的身份，在正常人性的艰难吁求中，对各种吊诡的现实伦理发出了尖锐的质疑。

所有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欲望的身体。没有欲望的存在，身体便不可能成为一个鲜活的生命实体，所以我们说，人性欲望的出发地和归宿地，都是身体。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因个体的欲望所引发的身体冲突，不仅与一些文化伦理造成冲突，还对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造成动摇。像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伊甸樱桃》等，就极力演绎了人性欲望的疯狂表演，展示了身体中永难填满的欲望之壑。《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中的陈重，长期迷醉于金钱与美色之中，仿佛只有这两样东西才能安顿他的肉身，也只有这两样东西才能证明他是一个活着的人。他拥有娇妻，但又迷恋寻花问柳，从街头妓女到清纯学生，从卖油条的姑娘到饭店老板娘，从生意场上的女伙伴到公司里的女同事，几乎“一个也不能少”，也一个都不缺。《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中的肖然，在事业打拼阶段，无比珍惜感情，身体虽然劳顿却很充实。而当他暴富之后，欲望开始四处奔涌，勾结黑社会、贿赂官员、奢侈浪费、纵情声色……只要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事儿，他几乎都充满了无限的热情。《伊甸樱桃》中那个一贫如洗的青年，因为获赠一支名贵的万宝龙水笔，便迅速堕入欲望的深渊，从路易威登皮包、宾利轿车，到劳力士手表、阿玛尼西装，现实中的物质已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人性完全被扭曲了。当然，这种欲望的疯狂表演，看似让身体获得了巨大的满足，其实最终都成了对生命价值的否定。陈重的妻子赵悦改嫁，好友李良吸毒，陈重自己也因为欠债被董胖子逼走，最终死于黑社会之手。肖然呢，恋人离他而去，他不惜花费重金，将“港姐”搞到手了，但他什么都不想做了，人生陡然陷入巨大的虚空之中。而那个穿着“人皮”的青年，死后还在幻觉中看到妻子改嫁了七次，结果还是没嫁到理想的“大富之家”，最后郁郁而终。这无疑是创作主体的价值立场。它体现了作家对于欲望极为膨胀的否定，也折射了作家对身体觉醒的理性思考。类似的作品，其实还有很多，如张者的《桃李》《桃花》，盛可以的《水乳》《北妹》等，都是通过欲望的极力推演，呈现了身体在混乱的日常生活中的贪婪形态，同时也对这种欲望与心灵之间的失衡给予了尖锐的质疑。

与这种欲望表达相呼应的，还有日常消费活动对身体的侵袭。日常消费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是，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日常消费活动早已超越了最初的实用主义原则，变成了以符号化商品为主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不仅体现了人们日常生活观念的变化，而且展示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有学者曾详细地论述道：“对于今天的理性文学而言要真正直面感性的生活，需要解决的是要注意到在身体写作中普遍存在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偏见。现在解放人的感性欲求的意识形态手段，是传播消费主义文化。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解放人的感性欲求的作用，开拓了人的需要的疆土，另一方面在市场条件下，人的这些感性欲求一般只能通过金钱交易的方式获得满足，所以它又用煽情方式，刺激、扩张敛财购物欲望，容易使人受制于满足欲望所必需的金钱和商品。在后工业社会，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扩展到整个社会，资本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它生产商品、最后盈利的原材料。非人类的自然界的资源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而人类自身的身体资源、感性欲求的资源，则是目前的开发对象。”这段话清晰地阐释了身体欲望与消费主义彼此互动的循环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同样有着极为广泛的表达，像慕容雪村的《伊甸樱桃》，每一章的小标题都冠以某个世界名牌商品，从路易威登到宾利，从劳力士到阿玛尼，它们装饰了主人公的身体，也烘托了人物内心的欲望。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同样巨细无遗地讲述了各种世界名牌商品，在装饰人物身体的同时，彰显着人物的身份。余华的《第七天》里的鼠妹，为了一部苹果手机，最终在大庭广众之下跳楼身亡。

在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身体既是消费的主要目标，也是消费的重要符号。从结构主义的消费逻辑出发，鲍德里亚直接将身体视为“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的确，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表征，身体充满了消费和被消费的双重特质。所以鲍德里亚强调，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无论在何种文化之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鲍德里亚的独特之处，是敏锐地分析了消费社会的身体文化，看到了人们在身体上所表现出来的双重实践，即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作为偶像(或消费品)的身体实践。特别是在偶像消费的实践中，身体不再是具有某种固定体积的对象，而是成为可以不断向外延伸、日益完美、功能更加齐备的对象，虽然其他物品依据同样的逻辑也能扮演这一角色，但是鲍德里亚认为，只有身体是心理所拥有的、操纵消费的那些物品中最美丽的一个。费瑟斯通也认为，好莱坞电影几乎创造了外表和身体展示的新标准，将“看起来漂亮”的重要性传递给大量观众，并使它在人群中生根发芽。影星们光彩夺目的生活方式使大众产生了无限向往之情，完美的身体形象使外表的内涵不断增加，大众逐渐无意识地在外表健康与享乐之间画上等号。如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作为明星代言的商品广告，还是各种影视剧中精心包装的偶像人物，其身体本身都是一种消费的符号，向人们诠释了什么是完美的生活。这种身体的符号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身体的资本化。这一点，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如韩寒的《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的娜娜、曹征路的《霓虹》中的倪红梅、何顿的《幸福街》里的杨琼，都是以身体作为资本的普通百姓，但她们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善良。阎连科的《受活》则以残疾身体的奇观化作为资本，演绎了一个村庄的致富梦。

身体在新世纪以来的日常生活书写中不断被关注，一方面体现了当代作家对于身体作为日常生活之重心的认识，显示了作家在完整的“人学”意义上重塑日常生命的审美意愿；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人的身体并非是一种动物的身体，而是一种文化的、历史的身体，它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抵达人的内心之中，与人的心灵保持着各种微妙的共振状态。这种共振状态，在很多作品中虽然呈现出各种错位，但恰恰是这种错位，体现了作家们对于身体与心灵相统一的审美诉求。在《心灵与身体》中，杜威就曾通过复杂的神经系统中纤维与细胞的关系，从心理学的意义阐释过身体与心灵的共振关系：“心理与生理有着同质的关联。精神与神经系统有着怎样的关系，它就与神经系统的所有部分都有着相同形式的关系。大脑和脊髓都是精神器官，脊髓与神经纤维的外周末梢也都是精神器官。毫无疑问，大脑与精神生活有着最为密切、最有影响力的关联，但这个关联和‘神经系统任意其他部分与精神的关联’是同质的。这使得我们只有以下唯一的取舍：要么身体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要么心灵通过神经系统出现在身体的每个部分。这意味着，精神根植于身体之内。”由于“精神在身体中的固有性”，“因而精神根植于身体，指导身体朝着某个特定目标前进。精神不仅是固有的，而且是目的论地固有的”。我们无意于深究身体与心灵如何在生理或心理层面保持着密切的共振，但是，从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书写来看，身与心的统一，既是日常生活诗学的基本属性之一，也是作家们孜孜以求的审美理想。

三、人本主义的现代吁求

无论是突出物质生活对于生命存在的重要作用，还是强调身体对于伦理、欲望和消费的特殊意义，新世纪文学对于物质和身体的关注，既是缘于日常生活快速变化的现实，也体现了创作主体对于人本主义的现代诉求。因为人本主义的核心就是关注人的生命的平等性，人的需求的多样性，人的价值追求的丰富性，以及人的生存方式的多元性，使人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使不同的个体尽可能拥有一种“完整的生活”。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也让我们看到，无论我们的日常生活多么繁杂、混乱和琐屑不堪，抑或多么鲜活、喧嚣和生机勃勃，它们都是为了让人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完整之人”，让人类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独特的生命景象。有学者认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日常消费活动。“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延续为宗旨的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最基本的层面，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概莫例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日常生活世界称之为消费世界。”二是日常交往活动。“杂谈闲聊、礼尚往来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同样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最基本层面之一。”三是日常观念活动。“伴随着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其它各种日常生活的日常观念活动，是一种非创造性的、以重复性为本质特征的自在的思维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日常观念活动领域就是胡塞尔晚年所推崇的前科学、前逻辑，原给定的世界。”在有学者看来，“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没有这种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人类便不可能拥有那些高度理性化的非日常生活，也不可能拥有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和上层建筑，更不可能出现各种规范性的精神文明形态。因此，卢卡契认为，“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人们的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就每个个体的人来说，无论他的生命多么漫长，也无论他的身份或地位多么特殊，日常生活都将占据他全部生活的核心地位，而他面对日常生活的态度，也将体现他的生命情趣、文化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品质。我们之所以绕上这么一圈，就是想说明，无论是物质还是身体，在本质上始终处于日常生活的核心，是日常生活书写中绕不过的重要对象。只有物质和身体被放到合理的位置，人的生命价值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建构“完整的人”才能成为可能。这既是日常生活诗学的重要内涵，也是人本主义的一种体现。

首先，关注物质和身体的书写，就是关注个体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化体验。在这种世俗化的体验中，作家致力于呈现不同个体的生存形态，将人还原为真实、立体、丰富的生命实体。事实上，新世纪文学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个体生命常常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表达热情，其全面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几乎超越了很多历史时期的作品。像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我将你遗忘》中的陈重、《深圳向左，天堂往右》中的肖然、《原谅我红尘颠倒》中的魏达、张者的《桃李》《桃花》中的教授们，以及李洱的《应物兄》中的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等，表面上看都是时代的典范、社会的精英，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热衷于吃喝玩乐，或沉迷于酒池肉林之中，或念念不忘童年时代玩过的蝈蝈、吃过的美食。这种反精英化的物欲书写，一方面将人物还原到日常层面，最大限度上突显了个体生命的世俗欲求，另一方面也对消费时代的物欲现实进行了别样的质询。更有意味的是，大量长篇小说开始不再突出主要人物，而是采用群像式的人物书写策略，多方位展示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群体。如金宇澄的《繁花》、林白的《万物花开》、迟子建的《群山之巅》《烟火漫卷》、付秀莹的《陌上》、艾伟的《南方》、叶弥的《风流图卷》等，都是将众多人物有条不紊地编织于小说之中。非虚构类的作品也不例外，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都属于典型的杂树生花式的写法，以群体人物来反映作家对现实的思考。这种人物群像式的书写策略，充分体现了新世纪作家对于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的自觉尊重。在以物质和身体为中心的世俗生活里，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之处，每个人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实体，每个人都是一种难以替代的艺术形象。很难说他们具有某种类型的表征意义，但他们以自身的形象展现了不同个体的生命体验。这种世俗化的生命体验，也表明了作家们对于人的认识有了高度的自觉——任何一个平凡、充实、富有个性、饱含俗世情怀的人，都是值得书写的生命。

其次，关注物质和身体的书写，也为作家更加深入地揭示各种非理性的人性面貌提供了有效通道。在商品拜物教盛行的现实中，物质和身体无疑都具有极为特殊的符号价值，也是催生各种非理性生命景观的载体。譬如，在姚鄂梅的《衣物语》、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孙频的《松林夜宴图》、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艾伟的《小满》《一起探望》等作品中，我们都会看到因物质或身体欲望所催生的各种非理性的人性景观。这些人性，不是源于简单的动物性，而是渗透了各种难以言说的欲望与本能，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思想诉求，使我们很难从道德伦理或法规上对其进行明确的评判。不错，从哲学思想上看，“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对人的非理性因素做了深刻的揭示，多少涉及了人类认识中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和方法。这些都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合理之处。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否定理性，把人的非理性作了任意夸大的绝对化解释，不仅把非理性当作人的本质，而且把非理性作为世界的本体和社会的本质。这种把非理性本体论化，并试图以此来反对和取代传统本体论的做法是唯心的，同时也是错误的。因此，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实质上是非理性化了的人本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人本主义”。但是从文学创作的实践来看，这种非理性的人本主义探索，不仅有助于打开人性的复杂空间，呈现人之为人的诸多奥秘，还对日常生活中个体生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文学即人学”在创作上的核心内涵，就是对人之为人的种种本性给予积极的关注。既然是人之本性，就有其难以摆脱的内在规定性，无论或优或劣，都应给予合理的同情和关怀，这是人本主义的基本诉求。但人又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存在，必须遵守相应的道德伦理及法律秩序的制约，从而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在和谐公平的现实中生活。这两者之间，总是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冲突，构成了人类日常生活内在的重要张力。

再次，关注物质和身体的书写，还可以从不同形态中揭示个体的多元化生存方式。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我的身体我做主”，不同的个体可以在合理的社会秩序中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事实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世纪以来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在个人生存方式上已拥有巨大的选择空间。从国内到域外，从北方到南方，从乡村到城市，可以说，只要个人拥有生存的基本能力，在空间上几乎没有选择生活的障碍。所以我们看到，大量新移民作家笔下的人物，其日常生活不再是单纯的国内现实，而是广泛涉及中外文化或情感的纠葛，像陈河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就讲述了中国小留学生在域外的无序生活；《义乌之囚》则揭示了外国人在中国义乌经商过程中的生存际遇。张惠雯的《梦中的夏天》《十年》等，也都叙述了中国人在海外的情感生活，折射了不同文化对于人物内心造成的巨大困扰。至于国内不同地域之间的迁徙式生活，更是众多作家笔下普遍存在的一种景象，包括各种“底层写作”中的进城务工群体，都市市井生活中的外来群体，尽管这些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常常遭受各种曲折和坎坷，但作家们通过这种迁徙式的生存方式，打开了各种丰富的生存景观，像贾平凹的《高兴》、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盛可以的《北妹》，以及大量的“打工诗歌”“打工散文”，形成了新世纪日常生活书写的独特现象。

从个体的生存方式来看，大多数作家都自觉推崇个体至上的自由生存方式。特别是在很多“70后”“80后”作家的笔下，其主人公都生活在各种相对逼仄的空间里，而且是一些游走在都市边缘或底层的普通男女，他们虽然不乏血性和尊严，也不乏真诚和机智，但都没有什么宏大的志向，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甚至没有厚实的经济基础，没有严谨的生活态度。这些人物所乐于接受的生活方式就是：独身而居，自由自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遵循的伦理准则是：逃离——既逃离于一切现存的伦理秩序，又逃离于人应有的道义职责，更逃离于一切等级化的社会阶层。但是，这只是他们的生存表象，是他们被现行体制所规定了的社会角色。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又常常会不自觉地衍生出各种色彩斑斓的冲撞——有时是一种欲望的盲目折腾，有时是一种无意义的反抗，有时又是一种源于本能又超越本能的自我奔突。在这种冲撞过程中，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某种无群体、无目的的“逃离”状态，在自我封闭的精神空间，散步，发呆，独坐，睡觉，借此消解因冲撞所引起的内心失衡。像戴来的《对面有人》《折腾》《亮了一下》《别敲我的门，我不在》，孔亚雷的《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追击1999》《小而温暖的死》《我》，张悦然的《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红鞋》《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昼若夜房间》，以及孙频、甫跃辉的很多中短篇小说，都是如此。

人类的日常生活，既离不开物质和身体作为其运转的枢纽，又是人本主义思想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有学者曾说：“人本主义认识到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追求和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本主义理论表达了人类生存的一种自觉的境界；人本主义是一种理想、信念和价值，它表达了人类对一种更加完美的现实生活、更为完善的人生状态的信仰、向往和不懈的追求；人本主义是一种原则：既然人本主义是人类现实生活的真理和价值，它就会在人类自觉自主的生命活动中成为一个根本原则，以对人类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做出是非、善恶的评判；人本主义是一种传统：人类必须自觉地追求生存和发展，才能不断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类自然地倾向于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对人类来说也是一种生存法则，人类的每个时代都有与其时代特征相应的人本主义的表达，人本主义的意识、观念和理论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并已逐渐形成为一个传统，广泛而持续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生存原则或文化传统，人本主义观念在当代中国已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之中，也体现在新世纪文学的物质和身体书写之中，并成为日常生活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重申物质和身体的书写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当代作家已自觉地意识到，真正完整的人类生活，既包括各种共识性的“大生活”，也包括个人化、多元化甚至非理性的“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