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谁在敲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后记里，罗伟章表示，写再长的小说他也不列提纲。那么，就凭心中模模糊糊的轮廓，一个细节接着一个细节推衍出整个世界？这本小说的确从“敲门”这个细节开始：“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然后，一个人物跟着另一个人物，一件事拉拽着另一件事，如同潺潺的小溪渐渐汇成了汹涌的江河，一本50多万字的小说，就这样轰然而至。

大概是因为《谁在敲门》这个名字，读小说的时候，脑子里会不时生出疑问，究竟是谁在敲门？开始敲门的是小弟，他带父亲到大姐家，一家人准备为父亲过生日。家人慢慢聚在一起，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跟父亲交流着，热热闹闹、喧喧腾腾，看起来是熙熙攘攘的日子。可不知为什么，这热闹里却含着一丝悲音，让人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即将衰败。显而易见是父亲，濒临失控的身体和子女面前的唯诺，把衰老表现得淋漓尽致。孙辈出现，子女们不禁意识到，“父亲老了，我们也在老的路上”。或许生活就是这样，“一代挤着一代。一代人是另一代人的收割机”。

读着读着你会感觉到，父亲的衰老和代际的更替并非这悲音的全部，还有什么更广大深远的东西在暗中倾圮，某种崩塌的细微预兆已经显现。仿佛一大片森林，虽然遮天蔽日，郁郁葱葱，可远处那为树木提供活水的泉眼已经枯竭，落地的种子也不会再长出新的大树，因而眼前的勃勃生机也就并不值得骄傲。如果不怕言重，差不多可以断定，在小说开始不久，我们就已经隐约听到了庞大命运的敲门之声。

这命运是属人的，因为每个人都在有朽的行列之中；这命运却也并不只属于人，还属于生养人们的那片叫做乡村的广袤土地；进而言之，则更属于那土地上接近崩溃的礼俗（nomos）。那广袤的土地曾经无比繁盛，置身其中的人们生生不息。而今，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土地空旷起来，蛛网结在了原本人来人往的山路上。人大量减少的后果，是原先牵丝攀藤的礼俗缺少了互相支撑的力量，往往这里一个漏洞、那里一处缺口，到最后，几乎要靠惯性和老一辈的要挟来维持这将倾的大厦。因儿媳不孝，父亲要去住岩洞，“表明后人把他的心伤透了，同时也是宣示后人的不孝，要丢后人的脸”。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靠惯性维持的礼俗大厦，在或不在这土地上的人们多数都不再认同，甚至弃之如敝履，更甚者则完全走到了反面。二哥二嫂的绝情，侄子和他朋友们的放逸，外甥女和她命运相似者的一意孤行，暗地的抗拒，明面的反抗，形形色色的置若罔闻，哪里是一朝一夕之功。长此以往，那广袤的土地会不会越来越空旷，凭靠要挟保全的礼俗还会剩下些什么？而这，或者早已经成为了事实，这是不是时代发出的急迫敲门之声？

或许我把问题说得太过严重了，那片广袤的土地并非全然处于荒废之中，当然也不全是无奈和无助，起码这土地上的礼俗还没有丧失殆尽，甚至某些礼俗因被排斥显示出该被改变的一面。复杂的乡村礼俗是在土地与人长期的共生关系中生成的，当然也就不免携带着这风土特有的贫穷、困苦和残酷。即如乡村的吃请风气，虽然已经因为送不起人情出了人命，可再怎样三令五申仍旧屡禁不止，那原因，是“我去吃了别人的酒，我不摆酒，送出的礼金就收不回来。另一方面，人家吃了我的酒，人家摆酒我不去，那才真没脸”。面上是人情，内里是算计，骨子里是穷困，这正是礼俗难以一朝而变的原因。

略微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对礼俗，不只是接受或不接受，更为复杂的思考也在进行中。父亲生病之后，小弟问“我”：“三哥，我们这里的有些风俗，是不是因为穷才有的？……人死在外面，就进不得堂屋，其实就是不要病人在医院住久了，遇到病情稍微重些，就抬回家等死；多少人得病，干脆不去医院，挺过去是命大，挺不过去就死了，而那些病，很可能治一治就好了。”这问题一时把“我”问住，或者正是因为认同而难以回答。直到父亲去世，看到父亲因输液而肿胀的手，“我”才意识到，治疗过程中父亲受尽了折磨，“身体和痛苦，其实是同一个词。为保住父亲的身体，让他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我很可能彻底误解了乡间对病人的态度，他们不去医院，去了，也不紧住，很难说不是一种通达和担待”。不必去争论两种思路的对错，只要有人意识到每一个具体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合理性，礼俗就有了更新的可能，而我们就将听到来自理解的敲门声。

理解来自反思，这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小说的叙述者，也就是“我”许春明。在书中，“我”几乎是个在现实和人情社会中完全无用的人，临事而惧，多思善感，帮不上家人的忙，无法在复杂情况下协助别人做出决断，家乡那段泥泞不堪的土路也没办法找到资助来硬化。一贯强硬的大姐夫明白他的懦弱，求他办事的人也慢慢发现了他的无用，何况他还要矜持地守护属于自己的寂寞，渐渐地，他就成了一个既值得炫耀又无法依仗的人。他呢，也知道自己只是个心软的滥好人，“我就是狠不下心，砰的一声把门关死。在我这里，门不只是门，还是态度，一个陌生人从门外过，我也要等那陌生人走过之后，才把门轻轻关上，生怕关出响声，对人家不礼貌”。

不过，有用无用要看在哪个层面观察。人站立需要的地方很小，可如果把立足处之外的地面全部挖去，人还能够行走吗？许春明的无用表现在现实层面，一旦进入精神层面，他对乡村和城市生活的双重熟悉，他脆弱敏感的性格，他善于观察的眼睛，就都变得极其有用。借助他的眼睛，我们才看到了那片土地的衰败命运，才听到时代转折的萧瑟之声；也是借助他的眼睛，我们才能理解比我们愿意理解得更广大的人们，才能意识到乡村礼俗的崩坏以及重新理解它的必要性。更加不能忽视的是，因为这双眼睛，我们能够看到，以往“礼失而求诸野”的文化循环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和乡村的礼俗，必须在与城市的相摩相荡中生出新的风姿。世界上已经极少完全封闭的乡村，如小说里的年轻人，几乎已经个个跟城市有关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必然要经过城市和城市精神的洗礼。听，城市的敲门声响得多么清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听到了如此之多的敲门声，《谁在敲门》的细节密密实实，事与事之间的关系千头万绪，却又因为用笔的坚决和果断而显得疏朗自如。父亲生日的急管繁弦、治疗的劳而无功、丧礼的变怪百出、乡村扶贫的万般曲折、城市打工的委曲求全、结尾的曲终人散，竟无端让人想起《红楼梦》来。这想法来得没有缘由，《谁在敲门》里面的说话声，绝不像《红楼梦》那样字正腔圆，相反，罗伟章有意在人物的声口上使用了方言，仔细一点儿，几乎能在叙事语言里听到方言的调子：“再不顺眼的，见多了，就顺了。比如我刚跟大姐夫从张大超那里回来时，觉得弟媳见老了，大哥的白头发也多了，坐上几分钟，就觉得没那么老，也没那么多。对盛军也一样。燕子跟盛军站在一堆儿，开始左右觉得一朵鲜花插错了地方，后来发现也没恁严重。”

非要拿《红楼梦》做比方的话，《谁在敲门》大概可以称为“乡土红楼”吧？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可以说，《谁在敲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承接了某种传统？或者索性不要这比方，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那些远离故乡的人们兜转回来，原本熟悉的礼俗之类都已变得生疏。自觉或不自觉，他们要在这生疏中发现那些合理的，也尝试着如何再一次置身其中，把自己的游历所得带回故土。只有这样，乡土才不会变成一个干枯的概念，人也不必回到家乡反而成了客人。与此同时，家乡合理的那一部分，也在兜转的过程中进入了城市，荣枯不定的时代也就因此有了丰富的可能。如果是这样，是不是说，我们将会听到传统的敲门之声——那万物复苏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