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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延津,刘震云的笔就重了
来源:北京青年报 | 李建新  2021年08月03日16:19

三十年前,刘震云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最近出版的《一日三秋》是他的第十部长篇。《故乡天下黄花》的叙事开始于“民国初年”,《一日三秋》写到当下,小说里的时间,已跨越百年。

当年出版社宣传刘震云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标签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名气太大,在中国大陆绝版多年,出新版后仍然畅销不衰。出版社营销蹭热度可以理解,其实马尔克斯自马尔克斯,刘震云自刘震云,没什么可比的。如果硬贴,不如说《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是刘震云的“百年孤独三部曲”。

这三部长篇小说写的都是延津——刘震云的延津,就像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只是一百年于中国而言是太短暂的历史。《百年孤独》的百年漫长到迷雾重重,刘震云笔下的一百年,清晰而荒诞,真要算神奇的现实。

暂时忽略贯穿全篇的花二娘故事,《一日三秋》的情节并不复杂。从戏曲演员陈长杰、李延生两人的交往开始,到陈长杰之子陈明亮的遭遇;叙述的空间从延津到武汉,到西安。由主要故事线带出各色小人物,天师老董,开羊汤馆的吴大嘴,扫大街的郭宝臣,“天蓬元帅”老板、卖猪蹄的老朱……热热闹闹,逼似烟火人间。写到陈明亮与马小萌恋爱、结婚、出走、创业,背景距离当下更近,这样的人和事近在眼前,仿佛他们就是生活中的熟人。不过,一以贯之,刘震云笔下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并不比其他作家的书写惊心动魄,甚至更平淡无奇。他很少做渲染。三十年前的《故乡天下黄花》,从民国初年写到20世纪60年代,家族争斗,战争、运动的血腥,文字几乎不带感情;但是那种粗粝的叙述,给人强烈的真实感,有如快刀掠过肌肤。

与稍前的长篇小说如《手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相比,《一日三秋》也给人更强烈的真实。我固执地认为,这是因为作者的笔回到了延津。

伟大的作家也不是上帝,他只是能够携带巨量信息的使者,把生身血地的真实带给更多不了解它的人,这就很了不起。作家汪曾祺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作家无疑要深刻了解自己的人物,笔下才有活人。若了解得不充分,只能塑造出扁平的纸片人。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曾借用轰动网络的杨达才、于洋事件来构筑情节,事实上对于新闻中的人物,作家未必比读者知道得更多,虚构的情节就显得有点飘。而回到延津的《一句顶一万句》,开篇即元气淋漓,记得有位作家说过,此书人物出场让人眼花缭乱,作者如造人的女娲,一时兴起,藤蔓甩出的泥点子立地就活了。《一日三秋》中的人物也是活的,有生气,甚至有气味。

刘震云早年的代表作《单位》《一地鸡毛》等,区别于其他所谓新写实小说的一个特点,是充溢着反讽,貌似朴实,实则狡狯。他一写长篇——尤其以故乡延津为题材的长篇——便沉重起来,叙述的历史是鬼打墙似的轮回。《故乡天下黄花》还是木刻般的一刀一刀划下去,之后的《故乡相处流传》便不耐烦琐,一变而为狂放之书,上天入地,佯癫作痴,但也相应流入寓言式的单薄。

《一日三秋》中的花二娘是个怨魂般的存在,等情人花二郎等了三千年,到延津人的梦里去找笑话,讲不出笑话的人要被花二娘压死。而延津最大的笑话,是花二郎三千年前就被鱼刺卡死,让人扔到了黄河里,这一事实只有花二娘自己不知道。花二娘是一团不能超脱的宿命的焦虑,无穷无尽的悲苦,需要“笑话”去稀释。常有人评论刘震云笔下的“冷幽默”,照我看来,“幽默”对于他笔下的人物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幽默需要从容和优裕,他写的哪一个人有这样的好运?

在我想象中,作家也像花二娘一样在上天入地地寻找,寻找什么他自己并不知道,但是步履匆匆,像被无形之手控制的陀螺。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是司马牛遗稿《花二娘传》仅存的开头:“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结底,是本血书。多少人用命堆出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这才是作者袒露的心迹:我真的不是在讲笑话,可你们都在笑。《故乡相处流传》的题记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玩笑”和“眼泪”,是刘震云在反复书写的主题,只是前者容易被发现,后者往往被忽略。他当然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