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1世纪以来，以阿来《大地的阶梯》、蒋蓝“天府三部曲”（《蜀地笔记》《成都笔记》《锦官城笔记》）、周闻道“在场写作”系列、彭家河《瓦下听风》为代表的四川散文，以地方书写为载体，对人类命运、文体革新、文化认同，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做出了极为有益的探索。

作为新散文的杰出代表之一，蒋蓝耗了近10年工夫，从自己交往或采访过的几百位蜀地人物中反复甄别，精选了13位能够代表自己价值观的奇人，挖掘传主们“比传奇还要传奇的”人生故事，揭示他们不为人知的内心隐秘，将自己的全部知识储备、诗性智慧、大地之思、实验精神熔于一炉，用情感的火焰和泪水的热度淬炼成了一部《蜀人记——当代四川奇人录》。

蒋蓝获得过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他是当之无愧的“非非主义”第二代传人，此前也曾担任过大型丛书《蜀道雄风》执行主编，长期兼任成都多家报刊编辑、记者、评论员，却把成为“怪兽梼杌”作为自己的写作理想，不免令人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怪兽梼杌”也有热泪、有温情、有大爱。这其中，似乎暗含了蒋蓝的文学命运，也喻指了蒋蓝写作之于当代散文界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笔者认为，要读懂蒋蓝，则必须认真阅读《蜀人记》。其中，在《罗成基：先生记》里，蒋蓝深情回忆了在罗成基先生引导下，自己为人为文的重要转变。这篇文章涉及的人与事可能承载了可以照亮蒋蓝心路的重要信息。

一、先生让我成宗布，我却甘愿为梼杌

《罗成基：先生记》中有一段话，或许是参透蒋蓝文学生命的关键密码。

他突然说：“你要努力成为宗布。宗布可怖，齿口瞠目，飞鬓猬髭，狰狞魁梧。”我不知道先生的所指。回家查书才明白，后羿死后化身为宗布。我承认做不了宗布，我至多可望成为写作者里的怪兽梼杌。

宗布是谁？宗布是为民除害的羿死后之化身。“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淮南子·氾论训》）高诱注曰：“羿，古之诸侯，河伯溺杀人，羿射其左目；风伯坏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诛九婴 ，窫窳之属，有功于天下。”（刘安等编者《淮南子》，高诱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P50）令蒋蓝自己感到惊诧不已的是，作为一个长期打架斗殴、穷练武功的少年周处（参见《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式坏学生，高中语文老师罗成基先生竟然对自己寄予如此厚望和期许。

在某种教育机制下，估计蒋蓝是绝大多数老师都会忽略或者放弃的孩子。但是，罗先生慧眼识才，居然终身护佑、爱如亲子。罗成基跌宕起伏、千回百转的戏剧性人生，本身就是丰厚的巨著，其坚守、探索、尝试，以及其“言说方式”“用心与勇气”，无不对蒋蓝启发甚大。

文中，蒋蓝详细回顾了自己暴躁不能容、动辄要发飙的习惯如何在先生家访后慢慢得以改变，并且在这位“身边的浮士德，更准确点儿讲是堂吉诃德”的鼓舞和指导下，对写作、对人生有了信心。师生能够惺惺相惜，或许因为被蒋蓝视为“利斧”的罗先生本人就是有锋芒、有见解、有胆识、有魄力亦有智慧的。罗先生基于对蒋蓝性格特征和文学禀赋的精准判断，明确地指出了一条适合蒋蓝的出路——“你要努力成为宗布”，即在文学上用暴力惩恶扬善。但是，蒋蓝自谦，觉得“宗布”作为后羿死后的化身，实在高不可及，只能退而求其次，努力成为外形更加可怖、更有蛮荒之力，但是冥顽不化、凶神恶煞、口碑极糟的“怪兽梼杌”。

要注意，置身于争名为荣的语境中，蒋蓝以“怪兽梼杌”自况就显得非常独特怪异、匪夷所思。因为，向来文人雅士都是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

蒋蓝执意要自许为“梼杌”，那“梼杌”到底是什么？

有关 “梼杌”的记载，主要见于《左传》《国语》《史记》《神异经》等，另有楚国史书名《梼杌》。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史记·十二本纪·五帝本纪》也强调了梼杌“不可教训，不知话言”的冥顽特征，并提到梼杌与“贪于饮食，冒于货贿”的饕餮、“掩义隐贼，好行凶慝”的混沌、“毁信恶忠，崇饰恶言”的穷奇并称“四凶”，被“迁于四裔，以御螭魅”。《神异经·西荒经》则认为其是长相凶恶、喜欢捣乱的怪兽：“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大，毛长两尺，人面虎足，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扰乱荒中。”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总体来说，梼杌在中原文化中指代的是桀骜难驯的恶人、凶神、怪兽。但是这个恶人、凶神、怪兽却可以“御螭魅” ，也就是说抵御山林中害人的其他怪物。

其实，蒋蓝此前专门出版过一本《梼杌之书》。他的新作《蜀人记》里面选取的13位四川奇人中，陈子庄、罗成基、何洁、朱林等人的传记雏形就收录在《梼杌之书》中。不过蒋蓝对自己的文字要求非常苛严，后经反复增删修改，已非原貌。值得注意的是，在《梼杌之书》的《梼杌叙事》里，蒋蓝更加全面地解释了自己对梼杌的考辨。在他看来，剑走偏锋的梼杌在正统的神话及史书体系中被视为“‘人子’的反词”，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人能够使其归顺于制度和伦理的麾下”，所以其实“口口相传的历史具有阴谋论和血统论性质”。

蒋蓝借用北宋蜀州新津人张唐英“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有异乃至对立”的《蜀梼杌》（一名《外史梼杌》）书名来命名《梼杌之书》，而《蜀梼杌》之所以名曰《蜀梼杌》，“盖取楚史之名，以为记恶之戒”，“使乱臣贼子观而恐懼（惧）耳”。（王文才、王炎：《蜀梼杌校笺》）他还参考并认同学者王晖的考证和其惊人的论点：“‘梼杌’（梼梼）应是中性词，是没有褒贬之义的。所谓的恶名应是中原诸侯方国强加给的。”对此，朱晓在《作为书名或人名的“梼杌”》一文中认为，“回过头来看四凶，‘梼杌’云云，也可能只是部落内争雄、部落间兼并的托词。” 蒋蓝在回顾了自己与多数文坛大家迥异的成长史和阅读史之后，清醒地意识到“梼杌一般的性格”“血淋淋的断壁残垣来满足内心的嗜血冲动”可能导致两败俱伤。他还从哈佛大学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一书中悟出了善与恶的相对性，以及书写恶对于宣扬终极的善的必要性、可行性，并联系自己感到了“难以言传的诡变和危机”。他的结论是，“善恶固然是有标准的，但历史并不掌握这个标尺。‘秉笔直书’的人俨然拥有这个标尺，读史的后人则人人胸怀真理。”最后他表示：“我难以做到，只是希望在复原往事的过程里，上帝即在细节中。”

回顾和分析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蒋蓝为什么要以梼杌自况了，那就是他对既有的言说体系并不满意，对以“血统”来进行似乎理所当然其实并不其然的善恶、好坏、美丑、高低的评判体系也难以相容。这种价值立场与他上述成长史、阅读史养成的性格有关，可能也与自己的成长环境以及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有关。

二、“四凶”魔性兼其二，复杂体验难命名

常常以怪兽梼杌自许的蒋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让习惯了教科书式经典散文的许多评论家和作家们大跌眼镜。因为，很多人不知不觉中早就已经习惯了朱自清《春》的清新、《背影》的朴实，习惯了郁达夫《故都的秋》之悲凉，习惯了梁实秋《男人》《女人》略显刻薄的幽默，习惯了杨朔不管睡着还是醒着都可能“做了个奇怪的梦”，习惯了秦牧的阔大、三毛的洒脱、周国平的睿智、毕淑敏的亲切、史铁生的超越，习惯了汪曾祺的随遇而安与自得其乐，习惯了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习惯了跟随贾平凹《商州寻根》、余秋雨《文化苦旅》……

诚然，这些习惯或许未尝不好，更何况这些典范的确影响深远。不少人甚至有点为新文学百年散文发展史感到自豪和骄傲了。可是，正当大家要好好小结一下，以便继往开来的时候，突然，半路上杀出一个蒋蓝，断喝一声：“且慢！”随之，他贡献了跟上述所有典范都不一样的系列作品，试图刷新我们的认知。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这是些努力让“熟悉的事物再度陌生”的作品，“常常将大家熟知的意象、常识、事物进行消解，以自己的认知来重构体系。”（王星：《豹子的精神之旅——蒋蓝随笔印象》，参见蒋蓝《极端动物笔记·附录二》，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P338）这些“到处都是浓烈的杀机和杀气”的作品，它们将“大量的知识考古、狂热的历史想象、复杂的个人经验、丰富的诗歌意象以及批评家式的高谈阔论”五大元素进行任意组合，“形成了一种狂飙式的语势”。（朱大可：《剧痛的言说》，见蒋蓝《媚骨之书·序言》，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P1）这些作品不但与前述典范迥异，也与所有畅销的“心灵鸡汤”殊途而不同归。它们锋芒毕露、刀光剑影，但与此同时，又给予你最深沉的大爱和最深刻的反思。这些作品几乎每一个片段都出其不意，而又催人亢奋。刚刚还在好好地给你讲述一个传奇故事或者市井人物，与你一样正纠缠于人间恩怨，徘徊于人生迷途，一瞬间，已把你诱陷入哲学玄想，可是，还没有等你悟出个所以然，他又旁征博引，劈头盖脸砸过来一连串、一大摞不管你需不需要的知识杂货。不得不说，这样的阅读体验是很多人消受不起的。

如此看来，蒋蓝的写作，不是让你沉醉，而是让你警醒；不是供你消遣，而是要刺激你在轻阅读时代的消费社会日益钝化的神经，让你奋起。但是，这种奋起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励志文学，因为他对所谓励志毫无兴趣。他把“真诚”视为散文写作的最高境界，绝不会为了励你的志、讨你的好而唱你喜欢的歌。在《蜀人记》中，罗成基先生引用的“修辞立其诚”（《周易·乾卦·文言》）是点醒这个怪兽梼杌的刻骨箴言。

怪兽梼杌要说话，就已经抢夺了我们的话语权。何况我们我早已习惯了赞美诗或者“善意的谎言”，这个家伙还要讲真话，讲真话我们也可以原谅嘛，但问题是，他讲真话还不愿意稍稍委婉一点！

等我们生完了气，做做深呼吸，然后平心而论。笔者发现，有人不喜欢蒋蓝，背后指指戳戳，很可能仅仅是蒋蓝冒犯了他们的审美习惯，或者认为蒋蓝的招数也不过如此，自己并不佩服。可是，当你还在嘀咕“蒋蓝也不过如此”，他又有了新的招数，似乎在文体实验、知识索取、哲学反思、人性拷问上面，他不只像怪兽梼杌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倒更像一个饕餮，永不满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的沉淀，习惯的改变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尤其是要改变一个人的审美习惯，往往需要渐进式的熏陶，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但是蒋蓝暴躁难容的性格可等不及！

好比你正在水边闲坐，静看云卷云舒。倏地一下，被语言的风暴席卷起来，正要呼救，已被推进人性的幽暗处、历史的深渊里，此时湍急的瀑布飞流直下，把你冲得晕头转向，正不知如何挣扎，他又以逻辑的“强力”钳制住你，再辅以叠床架屋的知识重压……尤其在阅读他此前的作品《黄虎张献忠》时，这种感觉最为深刻，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将之比作是“风暴与深渊的体验”。（此为李敬泽语为《黄虎张献忠》撰写的卷首推荐语。见蒋蓝《黄虎张献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P1）这种体验，除非你是最专业的文学漂流者，一般人真是消受不起，唯愿躲之而后快。这种峻急的暴力美学在中国新文学百年散文史中还不曾有，所以“个性鲜明，辨识度高”（第四届朱自清散文奖授奖词）。

笔者一直在思考，用一个什么样的词语可以精准概括自己的真实阅读感受和朱大可描述的“狂飙式的语势”、李敬泽所说的“风暴与深渊的体验”。最近，在读《蜀人记》时，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词语，那就是“峻急”。

三、独树一帜“峻急”美，破解逸才千古谜

“峻急”一词在《蜀人记》中出现过3次。一是在《何洁：青峰山记》一文末尾，蒋蓝特意附录了《布金满地流沙河》，这不仅仅是因为何洁与流沙河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附录此文以便互文见义，同时也在于蒋蓝难以割舍这篇附录里对散文观、随笔观的夫子自道：“喜欢散文的人，一般而言比较感性，所谓静水深流，曲径通幽，峰回路转；倾心随笔者，显得较为峻急，所谓剑走侧锋，针尖削铁，金针度人。”二是在《龚氏：团扇记》中，蒋蓝分析马克·科尔兰斯基《盐的故事》转述的盐商李琼甫《琼甫菜谱》中关于青蛙的奇怪吃法，认为“这一菜肴昭示了民国盐商极端而峻急的味蕾追求”。三是在《后记》中，蒋蓝指出，“处于长江文化带的巴蜀地区自古出逸才奇人，人们在亦步亦趋之余，更有一种追求顿悟、灵动、突发而至，甚至剑走偏锋的峻急特征。”

“峻急”有以下几种基本用法：或指行政管理“严酷”；或指行文语气“严厉”，与“舒缓”相对；或形容性情“严正急躁”，如陶宗仪《辍耕录·贤孝》“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再如唐甄《潜书·悦入》“予，蜀人也，生质如其山川，峻急不能容，而恒多忧恚”；或者描绘水流“湍急” ，如苏轼《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盖谓上水湍流峻急，则自然下水泥沙囓去矣。”

上述例子中，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唐甄也是四川人，其峻急不能容的性格导致一生困顿，但他饱读通栏，“苦思潜修，有衡论天下之志”，他倡导平等，批判专制，启蒙民主，连章太炎、梁启超都对其极为赞赏。

唐朝魏颢虽然已经注意到了“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的地理特征，但未揭示这些地理特征如何影响人的性格，也未指出作家及表现对象的性格在地理与创作之间的桥梁作用和催化作用。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蜀地山川落差大、弯道多，形成的“峻急”水流往往无法阻挡，奔涌而来。正是这些景观形象经过观察、领悟、记忆然后改变蜀人的性格。而且，蒋蓝更加敏锐地发现，蜀地“无闻则已，闻则杰出”的人才现象，“固然源于蜀地地缘、季候、物产的不同”，谜底之二“更源于通达亚洲西南的‘蜀身毒道’，将异域文化不绝输送传递而来，以及自秦朝就开始的移民入川，这些因素与本土文化‘对撞生成’而出现了独秀的巴蜀文明”。这就进入到了地理背后的文化底蕴，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与人物性格、艺术特征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度思考，进而在艺术创作的选材和开掘方面就与众不同。恰如评论家陈思广倡议的那样，“四川作家要集中精力，认准自己的矿脉，深挖下去，挖透开来，挖出属于自己、属于时代、属于民族、属于人类的天地。”（向荣、唐小林、陈思广、段从学、白浩：《地方性叙事与新的生长点——四川当代文学创作笔谈之一》，《当代文坛》2016年第5期）

遗憾的是，现在有些人把蜀地简化地、片面地理解为成都平原，而且一提到四川，就想到成都的闲适和成都人性格的温和。这种简化因为删掉了许多重要而繁复的人文细节，也缺少基本的地理知识，所以非常不准确。其实，四川既有平原、盆地，也有山地、丘陵、高原，地貌东西差异大，地形复杂多样，高低悬殊。四川人的性格既有温和、包容的一面，也有勇猛、坚韧的一面，抗战时期“无川不成军”在当年几乎成为共识。

在《蜀人记》中，水流的“峻急”表现为湍急、失控。“叶巴滩是一个连续的跌水群。按照国际探险标准，起码达到了最困难的6级。”“他们在叶巴滩的跌水里，船被回旋的激流疯狂搅动起来，乱石都飞到了天上。”（《冯春：“衮雪”漂流记》）

蜀人性格的“峻急”表现为不怕死、不认输、不信邪、不苟且。入得了蒋蓝法眼的都是些什么奇人呢？世界上漂流里程最长的人之一、“万里漂流第一人”冯春及其队友们视死如归，在已经牺牲惨重的情况下，“为了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还要组建补漂小分队，“决定再闯叶巴滩”，导致王振、王建军、杨前明3名队员及记者遇难。（《冯春：“衮雪”漂流记》）只有小学文化的陈望慧不向贫困低头，发扬长征精神，带领乡亲们种植玫瑰实现了脱贫致富。面对质疑和嘲笑，她却笑着说：“人穷不要紧！只要脑壳不卡起就可以。我们的脑壳不能被贫穷限制住想象！”遭遇连续两年玫瑰价格暴跌，她主动承担损失，并设法化危为机。面对既有研究成果条条框框的“终极审判”，她只相信实践出真知，最终改变了玫瑰种植的历史，书写了高原玫瑰传奇。（《陈望慧：夹金山玫瑰记》）高叔先“天天走夜路，但就是没有撞见鬼！这叫邪不压正”。即便经过传说中“阴魂不散，随风播散她的怨恨”的美女上吊的地方，“他没有听到哭泣声”。中元鬼节前后，别人看到“忽明忽暗的萤火虫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飞舞的精魂，它们提着灯笼寻觅亲人或仇家”，而高叔先却“视作星星点灯”。（《高叔先：天台山牧虫记》）谁能想到“改造着一座卤气弥漫的城市与人心”的赖雨竟然“身长不足一米，双手小而短，胸骨歪斜”，但是她不但没有苟且于重度残疾的不幸命运，还刻苦自学，努力进修，服务社会，帮助600多个孩子走出心理阴影，帮助几十名残疾人度过生存危机，走出绝望，并用“爱意与诗性写作”诠释了“大写的文学和人生”，用轮椅在泥泞中碾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赖雨：雨夜白鸽记》）

可以说，“峻急”的景象与“峻急”的性格相契合，给蜀地奇人们注入了生命的力量、人格的韧性、艺术的光芒，所以蜀地杰出的诗仙文豪们对大江大河、飞湍瀑流最有深切体验。可以说峻急水流某种程度上成了蜀人“追求顿悟、灵动、突发而至、甚至剑走偏锋”的精神镜像和意象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李白笔下会有“冲波逆折之回川”，会有“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蜀道难》），杨慎会写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蒋蓝会写出《蜀人记》。不只是冯春、陈望慧、高叔先、赖雨，其实13位蜀地奇人的命运和事业无不跌宕起伏。如果把他们的生命旅程比喻成河流，几乎每一条河都不时有“峻急”的飞瀑冲击出惊涛骇浪。但是，他们都不妥协，不退避，“峻急”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人生路上必然会经历更多艰险，但是也将激荡出更加壮美的浪花。

但是，需要警觉的是，峻急的李太白纵天赋异秉也会得罪权贵，峻急的苏东坡总想发言所以反复被贬，峻急的杨慎纵然被誉为三大才子之首也因上疏抗谏而被杖责罢官，峻急的流沙河急于“创造历史的洪流”却命途多舛……峻急的蜀人往往有逸才但是急于表露，语言赶不上思维的速度，所以极易言多必失：有时，是因为对知识贪多求全嚼不烂，不易消化；有时是缺乏对语境的必要交代而导致不必要的误解。当然，更多的时候，言多必失还不一定就是失去了对真理的把握，而可能更多的是失了分寸，失了场合。所以《罗成基：先生记》里，老师笑着说，“当事实比传奇还要传奇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渲染，再说就破了，乱冒气。”显然，蒋蓝迷醉在自己的火焰叙事、震惊美学和豹的精神镜像里，罗先生作为峻急的过来人，似乎有点忧心了。

四、一意孤行非正宗，剑走偏锋开未来

朱大可认为，蒋蓝作品“表达了对‘文学党人’以及正统散文家的反蔑视。这是民间先锋派的一贯立场。是的，这是‘随笔’向‘散文’宣战的时刻。在杨朔、秦牧、刘白羽和余秋雨的散文面前，这样的随笔是离经叛道的。它拒绝向主流价值鞠躬。随笔的动机就是摧毁主流美学中的媚俗。它把媚骨留给散文，而把利爪留给了自己。”蒋蓝“延续了八十年代川籍诗人的各种特点：非非式的语词营造、钟鸣式的知识考古，以及以‘流氓’和世俗的方式在世，跟日常生活保持良好的关系。”（朱大可：《剧痛的言说》，见蒋蓝《媚骨之书·序言》，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P3）这些特点往往不属于同一个人，因为它们之间有非常不搭调的地方，而且有些还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当它们统合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往往就产生了内在的张力。所以蒋蓝的文风显得特别另类，在某些作家和评论家看来，觉得简直就是怪物，或者根本不入流，更算不上散文的正宗。

但是，诚如敬文东所言：“在当下中国，蒋蓝或许是很少几个拓宽了散文文体的散文作家之一。”（敬文东：《〈豹典〉：一部关于豹子的观念史》，《中华读书报》，2016 年8 月3 日第 11 版）诚然，在当代散文作家中，蒋蓝可能是最让评论家头疼的一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作品类型太过驳杂而丰富。截至目前，他正式出版的散文作品至少涉及非虚构写作、历史解读、动物植物诗学、身体文化、思想随笔等。其次，还在于表现手法上几乎是脱缰野马，任意奔走，难以捕捉。新文学百年散文史上的那一整套理论术语，几乎在蒋蓝这里都失去了阐释效度。

我们知道，很多知名作家都讨厌“被标签” ，因为他们认为，作家作品一旦被标签就意味着被局限，再大的、再美的标签也是一种局限。但是相反，蒋蓝毫不介意，他对各种批评、赞美、标签统统置若罔闻，他只是一意孤行，在自己的文学路上孤军奋战，任随流言纷飞、恶意横流、误解纷呈，蒋蓝都不在意。蒋蓝真的不在意，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底气和资格。

笔者以为，那些流言、恶意、误解也并非毫无缘由，只不过大都是因为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他们没法通观全局，他们只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看到的或者自己讨厌看到的那一个层面、那一个角度，或者说自己的学养、识见、趣味够得着的某个段位。这样说吧，因为内容的驳杂、思维的跳荡、修辞的繁复和变化多端，的确给评论界“如何定位和命名蒋蓝的写作”提出了一大挑战，也在散文创作界引起了不小的震荡。成都凸凹慧眼识珠，曾经创造性地将蒋蓝的写作命名为“超极写作”，并特意指出“超极写作中的极，是极端、极限、极地、极致”，认为蒋蓝“所有的向度都是带有‘极性’ ”,因为“超极”与“超级”谐音，所以也曾引起误会。但是，结合蒋蓝的全部作品细细玩味，笔者不得不承认“超极写作”是切中肯綮的，而且正是“峻急”风格的具体操作方式。蒋蓝不仅以“极端”命名自己的动物笔记、植物笔记、人物笔记（《极端动物笔记》《极端植物笔记》《极端人物笔记》），还曾极具挑战性地用至少“七种暗器”戳穿“学术中人” 的谎言（《黄虎张献忠》），敢于揭示“血衣里体现出的人性”（《踪迹史》）。

但是，幸好广大读者对评论界的“失语”和创作圈的“非议”也不太介意，他们就是喜欢这个“峻急”作家的“峻急”风格，喜欢他那副放荡不羁的笔墨，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哲学的殿堂、知识的海洋、诗性的花园和幻美的天空。而这种穿梭似乎没有章法，没有套路，所以着处生春，惊喜迭出，每一次阅读都那么新鲜。读者到底有多喜欢蒋蓝？有一个小细节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在认识蒋蓝之前，我问作协一位朋友要了蒋蓝的自我简介和创作年表，这位朋友转给我上述信息的时候顺便把它们发到了微信上，当晚他惊讶地给我留言：“居然1天之内，被阅读和点赞了2.4万次。”

这个一天之内被阅读和点赞了2.4万次的蒋蓝，却从未歇息，他依然在不断地探索着、开掘着、尝试着。蒋蓝曾多次告诉笔者，他快40岁的时候，在认真分析了自己的知识储备、诗性思维、职业习惯等诸多因素之后，终于突然醒悟，找到了之后写作的发力点。那就是以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神秘难测的巴蜀文化与巴蜀人物为中心，将文献资料、民间传说、出土文物和实地调研结合，聚焦“地方性”知识的考辨、风物的观察、文化的反思、人物的记录。所以，不惑之后，蒋蓝逐渐侧重于散文、随笔、非虚构写作，希望在文章领域掀起一场改革，打破思维定式和言说模式，不断进行文体实验。其《春熙路史记》《成都笔记》《蜀地笔记》《锦官城笔记》《踪迹史》《黄虎张献忠》《蜀人记》逐渐成为外地人进入“文化四川”的快速通道，也成为蜀人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身边这些人物的前世今生的一面镜子。

在阅读《蜀人记》时，笔者还注意到一个细节，13位蜀地奇人中，不少人出身寒微，而且学历很低，他们也曾如蒋蓝出道之初，因为身份的尴尬、想法的奇特、路数的诡异，遭遇歧视、漠视、质疑、辱没。小学文化的陈望慧历尽艰辛终于成为“玫瑰专家”和脱贫致富领路人。“从木匠到教授”的斫琴大师何夕瑞也是“在无数次试错里，一毫米一毫米地挪动，逐渐抵达他想象中的圆润、光明、澄澈的城池”，在试错数千次、持续10年之后才完成了自己的发明。《赖雨：雨夜白鸽记》修改了五稿、《何洁：青峰山记》修改了六稿、《陈望慧：夹金山玫瑰记》修改了九稿，《何洁：青峰山记》2010年完稿于成都，2018年第六稿改定于峨眉山，《陈子庄：石壶牛心记》采访写作时间长达3年，2011年1月15日夜于成都大雪乱飞之际完成初稿，2018年4月10日再改。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其实也是在对自身要求方面的“不能有所容”，这在当代散文界可能已经比较稀缺了。正如何夕瑞的“琴”是“对工匠精神最生动的诠释”，蒋蓝的《蜀人记》也是其“峻急”风格的定型，因为其“竭尽全力、一丝不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尽善尽美，最终总会得到大家认可”。（《何夕瑞：斫琴记》 ）

笔者相信，虽然蒋蓝还一直在路上，他的怪兽梼杌式“峻急”风格的散文创作至今还被一些人背后指指戳戳，但是他的努力和实验必将像陈子庄的画作、何夕瑞的琴一样，经越时间的检验，赢得足够的尊重，让我们看见中国新散文的未来和当代汉语言文学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