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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门》导演81岁出自传忆人生 郭宝昌:我不认识什么大人物
来源:北京晚报 | 陈梦溪  2021年07月30日15:21

近日,郭宝昌在新书发布会

在中国影视剧和京剧圈子,郭宝昌都被喊一声“宝爷”,这个称呼含着圈里人对他人品和艺术的评价,也是对他独特身份和过往经历的总结。

“我这辈子没结识过什么大人物,在小人物的河流中蹚来蹚去。”在近日出版的自传体散文《都是大角色》中,郭宝昌写的生命中结识的重要人物,奶奶、王师傅、猴三儿、女张飞、琴人、钱儿爷、小伙计、大哥、杜伯伯,还有大宅门里头的两位小姐雯和芹。他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不起眼的小角色,但“宝爷”眼里,他们都是大角色。随着年龄老去,这些小人物在郭宝昌脑海中反倒越来越清晰,在他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每每想起,总能引发一声叹息。“读懂和发现小人物挺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太不起眼,没什么丰功伟绩,几乎没什么值得记载的事。”郭宝昌在书中写道,然而这世上多的都是小人物,小人物折射着时代风貌,表现出独特个性,小人物站在人生舞台上,个个都是大角色。

郭宝昌今年81岁,60岁那年他导演的电视剧《大宅门》家喻户晓,叫好叫座,按扬名的标准,他算大器晚成。郭宝昌一生经历大起大落,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0年导演的刑侦电影《神女峰的迷雾》便受到关注,他是乞丐之子,父亲冻饿而死,儿时两次被卖,12岁进北京五中,16岁动手写《大宅门》,“文革”时曾被判无期徒刑,冤案平反后,《大宅门》手稿又因离婚等原因屡次被毁……

“我从几十年前就想写自传了,现在都八十了,所以我挺着急的。”郭宝昌说,想做的事还很多,他还想写小说、拍新戏、导演芭蕾舞剧版《大宅门》,时间不等人,年龄不饶人,“拖了两三年,后来一做手术,估计活不了几年了,我心想不行,得赶紧弄了,再不写就没机会了。”

2003年,郭宝昌出版《说点儿您不知道的》,采访时有一位记者挑衅地问他:您这是不是在出卖隐私?对此他的回答是:不是。“我经过太多时代,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改革开放,我经历了太长的历史时期,对各个时期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这些是难忘的,让我激动的,让我感恩的,让我永远也不会忘怀的事,也有很多让我切齿,让我痛恨的事。”郭宝昌说,写这两本书也是件好事,“我也做过坏事,没有人不犯错,但是我敢承认。我不认为是在出卖隐私,我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心里特别踏实,我透亮了,不像过去老蒙着一层雾,我能有这种勇气,我想也不错,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勇气。”

在这本书里,他有两篇文章提到对不起母亲,因为自己曾经背叛过她,也有对不起朋友,因为也在某种程度上出卖了对方,他都承认了。在这次的新书发布会上,郭宝昌说,一个人能够认错,能够在亿万读者和观众面前承认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是在向所有的朋友们忏悔,他必须要把自己憋在心里不说,又一辈子难受的话说出来。

这回,郭宝昌除了自传《都是大角色》,还一道出版了一本讲京剧的书《了不起的游戏》,书中他与学者陶庆梅合作,汇聚出对京剧几十年的体验和研究,将京剧写得生动有趣。向大众普及京剧,也是他的心愿。

郭宝昌出身京城一户大家族,电视剧《大宅门》有他自己的影子。直到三十多岁,他才弄明白自己的身世——小时候他跟随奶奶郭骆氏长大,1927年河北农村大灾,郭宝昌的“爷爷”郭绍臣携妻女逃难进京,女儿仅十岁左右,住在南城金鱼池一带;两年后郭绍臣去世,女儿以五百大洋,被卖到京城豪门乐家,成了给三老太太抱宠物狗的丫鬟。

1940年,郭宝昌的“母亲”23岁,嫁给七十岁的乐四老爷为妻,虽一跃嫁入豪门,但老夫少妻,个中滋味,甘苦自知。因为婚后无子,她便用二百大洋买了乞丐之子李保常为子。李保常的父亲做工伤残后,沿街乞讨,冻饿死在珠市口大街的柳树井。因为家族规定,本家男子不得过继外姓人为后,李保常便被养在“母亲”的娘家,跟着郭骆氏生活,改名郭宝昌。郭宝昌不叫郭骆氏“外婆”而叫“奶奶”,不叫他的养母“妈”而叫“姑妈”,叫乐四老爷“姑爹”。书中《奶奶与我》一章,郭宝昌深情记录了童年与奶奶十年间相处的点滴。儿时和青年的记忆力最好,虽然童年没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桩桩件件都有趣味,回忆中的奶奶时而是“心狠手辣的昏君”,时而又是“善良、慈祥、深明大义”的,但更多是惶恐不安的形象。她对女儿很内疚,女儿嫁了个大四十岁的老男人,即便有了阔绰的生活,她也并不认为是幸福的,反而觉得女儿做了很大的牺牲。另一方面在面对姑爷时,她又表现得恭顺拘谨,尽管她是长辈,又是岳母,但阶层的鸿沟在她心中已根深蒂固,她认为自己这样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是低人一等的,而谈笑风生的四爷是有钱的上等人。这些细节,幼年的郭宝昌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让懵懂单纯的他第一次体味到生活中一些不忍揭开的真相。

三联书店总编辑尹涛看过这篇后感慨:“宝爷采取了非常狡猾的写法,他写亲人,但是实际上他人生的自传都在里面了,这是水平很高的。《奶奶与我》把我在飞机上给感动哭了。他写着一些重复的东西,上升到了戏剧,又是他真实的人生,读到最后我有点像读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的感觉。”

郭宝昌写的《我们房头的两位小姐》中的雯姑娘和芹姑娘,是郭宝昌养父的长房女儿。姐弟三人第一次见到彼此,是养在外头的郭宝昌回家,两位亭亭玉立的小姐与他擦肩而过,“长得实在好看,尤其是雯,可谓天生丽质,两人都穿着浅竹布的旗袍,身材修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们四大房头儿里长得最漂亮的小姐”。很快姐弟间便熟识起来。雯极有艺术天赋,古琴师承于查阜西、管平湖两位大师,二胡师承姜丰之先生,此外弹得一手好钢琴,还有一副甜美的歌喉。可以想见,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美丽,求婚者可以说是踏破了门槛。然而之后发生的种种离奇悲剧,却让人感慨命运弄人。

芹爱上了一位反对包办婚姻的进步军官。1946年,这位国民党军官随军入城,芹便与那位意中人私订终身。不过对方并没有在京停留,而是随大军南下,两人约定书信往来。芹不停寄信,都没有收到回音,直到一天她发现原来是母亲将她寄出去的信和收到的信全部藏起来。军官最后一封来信说,一年半全无回音,他已另觅他人结婚了。芹小姐登时疯了,举着刀走向母亲的卧室……她没杀了母亲,却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对另一位小姐雯的影响是,她决定终身不嫁。事实也是如此,直到她71岁去世,一直没有嫁人。两位小姐一位进了精神病院,一位由文静开朗变得仇恨阴郁。新中国成立后,各房各立门户,众人抛开体面争抢财产的场面深深刺激了少年郭宝昌,虽被家中奴仆称呼“宝爷”,但从此他发誓靠自己功成名就:“我深知靠祖宗吃饭是没有出息的,我视这些少爷小姐如粪土一般。”

《大哥》一篇中,郭宝昌写他第一次见识到宅门之外的世界、普通人的生活便是因为“大哥”。一次放学后,他走进最好的朋友“大哥”家门,那是一个肮脏又破旧不堪的大杂院,“我迈过污水走进他家的堂屋,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亲眼看到一家人为一头蒜打起来,因为这是晚饭唯一的菜。他当时的惊愕难以形容。“这是怎么了?这世上还有这样活着的人?”他想。那时的他住在深宅大院,奴仆成群,还是中学生自己的藏书便有两万多册,每星期他至少看五场电影、三场戏,母亲给他每周四十块零花钱——而“大哥”一家七口人,一个月只靠父亲的四十块钱工资生活。在此之前,郭宝昌从未见过生活艰难,他与大哥出身差别巨大,思想信仰也有很大差异,两人偏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郭宝昌可以把“我这么多年做的好事坏事尽数地抖搂给他,这世界上我只有对他一人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出一切,他永远不会出卖我”。

在《爱信不信》中郭宝昌写到了对母亲的愧疚。《大宅门》手稿几次创作、几次焚毁,头一次便是被母亲发现没收。一些文章中写到电视剧《大宅门》片头字幕的最后一幅衬底画着一个人跪在大宅门前请罪,说导演这是因为外扬了家丑,向宅门族中人请罪。这是郭宝昌特意授意画家丁一先生创作的,不过请罪的对象只有母亲。“在写《大宅门》剧本时,我一直是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进行创作的,因为母亲表示过,离世以后不想在人间留下任何痕迹,包括文字的、影像的,我未遵母命,此乃大不孝。”郭宝昌在书中写到自己这一跪,是给母亲跪。在书里详细陈述这段经历,也是在向母亲忏悔。

“人老了,爱忆旧。因为谈未来、理想、前途、命运都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很多一辈子顺顺利利过来的人,说羡慕他这辈子没白活,可是这些稀奇古怪、光怪陆离的事,真要让谁经历一遍,却不会真的同意,宁可活得平平淡淡。郭宝昌怎么不认识大人物,不说他在影视界活跃多年,结识多少明星名人,他堂哥便曾是北京市副市长,他的中学同学中也出过市长等名人。但他偏偏不写这些,而只写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写得跌宕起伏,令人为这些陌生人的命运感叹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