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常销与畅销书背后的故事

脚印

2000年的秋天，朋友王瑛来电话跟我聊一部书稿。她是《解放军文艺》的主编，圈内传颂的能干编辑之一。我说最近读到一本书《远东朝鲜战争》，写得很好。她说这部书是她先生王树增写的，是她亲自做的编辑。这本书的影响力使我对她心生敬意。她还说王树增准备写一部全景式的非虚构《长征》，我心里为之一振。这种书正是我想做的，我很快见到王树增并表达我真诚的愿望。但那时他还是武警文工团的团长，忙着排练节目、四处演出、评奖，我只是知道他为写《长征》准备了很多年，提笔写作却没有时间。这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因为有《长征》选题的期待，我这期间读了一些有关长征的书籍，其中就有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那时还不叫《红星照耀中国》）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我读的《西行漫记》是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董乐山译本，“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是董先生翻译的。这本书翻译得太好了，语言优美、朴实、真诚、通达，难怪它一出版便在春暖花开时节风靡一时。然而，埃德加·斯诺在书里热切期待：“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我想，对呀，长征胜利70年了，是应该有一部记录这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2004年下半年，王树增为写《长征》辞去武警文工团团长职务，潜心创作。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此时还没有出版过这类大题材大历史的军事非虚构作品。书稿完成后为争取在人文社出版，曾经历了许多周折，但在作者夫妇对人文社的充分信任下，书总算顺利出版。但我们完全忽略了一本这样宏大主题书的出版时点：2006年10月是长征胜利70周年，上一年上面已经布置各出版社出版相关图书，当年10月前，关于长征的书已出版了370多种。我们的《长征》也许是最后一本出版物。这年10月，《长征》仅卖出几十本。但到了11月，随着读者的好评鹊起，经过口口相传，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大为好转，年底50000册书已销完。到第二年三四月，已销售了90000册！《长征》获得了很多国家级图书奖，至今已出版15年，一直畅销不衰。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编辑出版了王树增的战争系列重要作品——《解放战争》。这部书体量大，上下卷共130万字，很受读者欢迎，销量很大，也在百万册以上，获得了众多国家级图书奖。令人惊喜的是，我发现阅读《解放战争》的读者，很多人是读过《长征》的，如果他没有读过《长征》，读完《解放战争》还会再去读《长征》，因而《长征》的销量在这一年也不少，题材品质接近的图书相互带动销售的作用十分显著。

这种由此及彼的带动阅读现象，让我又一次想起红色经典《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便开始了解这本书的相关情况，当时得到的消息是版权比较复杂。这本书1938年被介绍到中国以来，至今已在不同出版机构出版过60来个版本，到今天早已被书海淹没。而目前正在出版和销售此书的出版社并不看好它，因为每年仅有几千册的销量。我觉得这完全不可理解，这样的书怎么会卖不动？但是，因为我是人文社的当代文学编辑，在当时社内的板块分工之下不能插手做翻译作品，于是只能暂时把这个选题放下。

2012年，我开始创办以我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脚印工作室，这是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开办的一个创新项目。按照项目责任制的设计，我在选题和图书运作方面有一定自主权。此时我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又继续追寻《红星照耀中国》的版权。但是阴差阳错，此书的版权又被另一家出版社接手了，这一下让我又等了4年。

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我下决心一定要努力拿到《红星照耀中国》的董译本版权。这一年《红星照耀中国》的版权又一次到期，我打听到前次签约的出版社并不打算续签。有个做过此书的编辑朋友知道我想去谈这本书的翻译版权，也很郑重地劝我慎重。也许他们不太清楚我对这本书热切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念：《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部写长征的经典，而王树增的《长征》是70年后的作品，两部相隔70年的作品交相辉映，一定有别样的效果。当然，我最初的预期并不很高，但我也并不甘心每年只销售几千册。我跟翻译家董乐山的家属真诚地表达了我的愿望，尽管有别家出版社开出比我们更高的版权费，她还是将此书托付给我了。作家和出版社、编辑真诚的信赖、共同的信念是成就大作品的前提。想到这些，我心里不禁有些沉甸甸的。

《红星照耀中国》就这样在人文社起步了。这本书既然在我手里出版，一定要出彩。首先是装帧设计要引人注目。我请曾经设计过《长征》、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设计奖的刘静设计《红星照耀中国》，告诉他我的期望。他不久后拿出的设计果然令我万分惊喜，它完美地呈现了本书的气息：明亮、单纯、乐观。从这个装帧设计，我预感到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我的工作团队有几位年轻的编辑刘健、梁康伟、王蔚，还有资深编辑杨新岚都显示了杰出的编校能力，他们做了大量细致的案头工作，使这部书编校和排版都堪称完美。

对于沉静了多年的《红星照耀中国》如何做推广呢？我请书评家写的书评，尽管文章写得很好，但却被媒体以“不太合适”而婉拒。在迷茫中我突然想到一张名片，这是人文社现代文学资深编辑张小鼎老师多年前给我的，他早退休了。记得名片上有个中国“三S研究会”，张小鼎老师说，三S研究会（三S即：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是1984年在北京成立的，邓颖超任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董乐山任副会长。张小鼎老师曾是理事，他是不被本社人知晓的斯诺研究专家，他一定能给我有效的帮助。

张老师如约来到编辑部，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这才了解到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斯诺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被学界忘记。《红星照耀中国》写作、出版、影响有着传奇而丰富的故事，这本书要从讲故事做起。我请张老师写了几千字关于本书出版的传奇故事在一些大报刊出。他还告诉我有一批中外学者、翻译家每年都会召开“两个斯诺的国际研讨会”。一年在中国开，隔年在美国开。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关注这本书的出版。

2016年《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时，我带了一批书到西安参加当年的研讨会。在会上，我见到了“两个斯诺”的多位家属，以及许多著名的斯诺研究专家。他们看到我赠送的《红星照耀中国》，不胜惊喜，爱不释手。于是这些学者纷纷撰写文章，讲述《红星照耀中国》自1938年首次出版以来在国内传播、流传的各种传奇故事。张小鼎、安危、孙华、刘力群等都非常熟悉这部书的来龙去脉，他们的文章在各大报刊陆续发表，对宣传新版《红星照耀中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文社推出新版《红星照耀中国》在媒体上被广泛介绍以后，此书的销量开始攀升，很快就超出了我们的预期。2017年9月，教育部把《红星照耀中国》列入八年级（上）纪实阅读课程。到2021年6月《红星照耀中国》发行已达1300万册，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与此同时，王树增的《长征》的总销量也攀升到300万册，这显然与《红星照耀中国》的带动有关。两部经典的“双璧效应”最终形成。

从2000年跟踪《长征》选题开始关注《红星照耀中国》，于今20余年，我欣喜地看到我们种下的一棵茁壮的大树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

要有初心热爱，更需持久忍耐

向萍

如果把服装设计师理解为以各种材质的面料、装饰物件为素材，依托缝纫专业技艺，融入自己设计审美理念的“裁缝”；那么编辑则可视为以“文字”为面料材质，依托编辑专业技术，融入自己文学审美理念的“文裁缝”。

无论“裁缝”还是“文裁缝”，作为一份工作、一份事业，想要天长日久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做好，都离不开一颗宝贵的“匠心”。而所谓“匠心”，就是要把看似简单、沉寂、乏味的工作，一次次循环往复地做出意义、故事和声色味。

平凡的使命与担当

出于职业本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伊始，我就密切关注着疫情的发展和作家的动向，在出版社领导和同事的大力支持配合下，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策划出版了诗文集《战“疫”之歌》，以此向抗击疫情的勇士们致敬，这是较早以文学形式反映疫情的图书。时隔数月又推出了口述实录集《抗“疫”者说》，书中35位抗“疫”者如实讲述了自己在抗疫过程中的所见所感，真实还原了抗“疫”胶着期各领域抗“疫”者不畏危险繁难的工作过程以及五味杂陈的人间百态。该书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本来自疫情重灾区的抗“疫”笔记，一份来自中国的抗“疫”鲜活样本和报告。

《不虚此行来看你》是青年残疾女作家王忆创作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是其手指在键盘上的舞蹈、用文字搭建的精神宇宙。作者作为身处逆境的弱者，却能以悲悯的情怀从不同的角度观照、反映弱势女性的生存，十分难得。在与作者的交流过程中，我被她的精神打动，也在书稿编辑、宣传视频制作、相关活动的组织主持等方面不遗余力，并希望以此传递来自作者和作品的引人向上的能量。

立足本职，以文学之光点亮人生，给人以希望和温暖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使命与担当，这是“文裁缝”的匠心所在。

在芸芸众稿中锁定“千里马”

《奥森日记》的作者是北京某高校退休教授，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和抑郁症一度危及生命，后通过常年自律不懈的跑步有效控制、治愈了疾病，重新拥有了健康的生活……我曾有过一段媒体记者的职业经历，能很快从作者和书稿中捕捉到多个当下备受关注的热点关键词。但要把一本非专业作家朴实家常的日记打磨成可供广大读者阅读分享的优质出版物，并不容易。历时近两年，我们对原有书稿删减、增补、合并、文字调整润色，进行了大规模“整修”，最终形成上下两册，于2020年4月推出。这位被称为“奥森传奇”的老人的跑步日记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被跑友盛赞为“中国版的《跑步圣经》”。

《那片土地》是众多书稿中脱颖而出的一部散文体小说，作者的文学修养较高，无论叙述方式还是语言文字都具有很强的标示性，本书于2020年6月以平装本形式出版面世。获悉点评人李直对本书先后进行了十余遍精读并作了细致的批注后，经与作者商议，推出了精装本《李直评那片土地》。本书秉金圣叹遗风，借脂砚斋神思，算是对之前特色小说在编辑出版方面的“深耕”。

在浩如烟海的文字里发现自带光芒的书稿、为有潜质的书稿深耕细作，有足够的耐心去“磨”，这是“文裁缝”的匠心所在。

油墨里也可以绽放创新的小花

出版于2018年的《老实街》是一本以泉城济南老街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共分为11个篇章。为了让书稿更有意趣，也为后续推广作铺垫，我与美编商议决定，以老济南著名街巷和书中提及的地点为对象，绘制11幅精美的手绘插放在每章内容之前。书出版后，我带着成书一一寻访这些手绘图对应实景地，将书中手绘页与实景结合，分别拍摄照片和视频，随后不仅应用于微博、微信的推广，还在抖音平台上分批次推送。把静态的文学作品与热门的旅游景点、新兴的社交平台相关联，图书编辑工作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延展，实现了与时俱进。

散文集《北中原》的作者可谓书、画、诗、文“齐飞”的“文学界草根传奇”。本书精挑细选了近60幅作者的书画，排版装帧时为了节约印制成本同时确保书画作品的呈现效果，我采用了根据印张“定点”插放书画作品四色印制，其余页面黑白印制的方式。这是一项非常精确烦琐的手工劳作，鲜有人了解和采用，但在好奇心和省钱心理的趋势下，我做得饶有兴致，结果也颇令人满意。图书推广过程中，我从书中画作中选取了一幅《柿柿如意》，借用它的美好寓意尝试着制作了少量“如意袋”，既可以作为本书的“包装袋”也可以作为收纳袋，丰富了图书产品形态。另外，还与苏州慢书房合作，选取书中的书画作品，推出了一套雅致的创意书签，深受读者喜爱。

在看似雷同的重复性工作中，始终保持孩子般的好奇心并有所创新，这是“文裁缝”的匠心所在。

隐形的存在，不露痕迹

在为短篇小说集《午时三刻》“做嫁衣”的过程中，我通过对作品的理解、文案的撰写也体会到了得意、好玩，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好评。如封底文字将作品中女主人公的“虚”的整容经历与作品外男作家的“实”的写作实验相提并论，达到了一种有趣且让人印象深刻的效果。而在撰写内容简介时又摇身一变为本书的“第一读者”，用12句话来提炼概括书中12个短篇小说的阅读体验，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书的心理距离。

《女性的河流：虹影词典》是女作家虹影的最新散文随笔集。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作为责编，我不仅对书稿的框架结构提出了合理的设想，还请作者补充了一些新的词条；而书的封面设计方面，在作者与责编、美编的再三商讨、争论和磨合中最终获得了一致认可，也深受读者喜爱。而在本书的宣传推广过程中，我们更是尝试与兄弟出版社联袂“路演”的方式，彼此协同作战，达到了1+1大于2的效果。

编辑不是简单地给他人做嫁衣毫无存在感，而是把自己的想法浑然天成地融入作品，实现与作者融洽的交流，在与作家作品的“共舞”中收获存在感、实现自身价值，这也是“文裁缝”的匠心所在。

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已有10年了，最近开通了“编读编享”的视频号，在图书越来越不好做的当下，希望借此多一个推广和展示图书的窗口，也多一个让人们了解“文裁缝”这个职业的机会。不求尽善尽美，只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想到做到，且尽可能做得长久。匠心里要有初心热爱，匠心更要持久忍耐。

编辑的匠心

李黎

当我们把编辑的标准提升到影响一个时代文化生产传播的高度时，匠心就属于这个编辑的内在要求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要求。同时，匠心本身也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匠心的体系首先建立在文字、成书和专业三件事物之上。文字不需要多说，就是一般意义的文字功力，多年前流行的《咬文嚼字》杂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大家都想掌握最权威也是最新的文字规范，并且以纠正他人尤其是权威人士的文字错误为乐。在最新的某高校中文系主任随手写的怀念文字被公布之后，也有很多编辑出手，即纠正了其中的硬伤，也有典型的矫枉过正式的修改。这种对文字的斟酌就是编辑的职业病，没有这个习惯谈匠心似乎有些根基不牢。

成书似乎是设计师的事，近20年来一些设计界的大咖也借助着各种“最美的书”扬名立万，炫目的半工艺品的图书被展示和珍藏。但更多的书无法也没有必要由大牌设计师操刀，更不需要“过度设计”，对成书的把握还是掌控在图书编辑手上。舒适、得体、流行又超脱、符合预期等等，都是编辑的责任所在。对绝大多数编辑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除了一次次摸索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方法，而摸索的依据则是过眼和经手大量的书——时常看到编辑的办公桌周围堆满了书，除了喜好、珍藏以及不得不放在这里的样书之外，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参考使用。

至于专业，这原本无需多提，毕竟大部分编辑都有着良好的专业背景，甚至相当的专业成就。但以科研、教学为核心的专业，同以图书为线索的专业存在较大的反差，同“商品”为第一属性的专业就距离更大了（“商品”并不可畏，更多是本专业的大众化普及化）。因此编辑的专业，可以笼统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学科专业，即对学科内容的评判筛选，二是出版专业本身，即一本书怎么走得更远更久，有着浓浓的跨学科色彩。最能体现专业高度的就是出版物、重大项目等等，目前活跃在出版培训领域的多位前辈老师，无一不是有着显赫的作品加持。

由文字功夫、成书能力和专业积淀构成的一个系统，算是编辑的匠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甚至在很多时候它不能支撑起一位优秀的编辑，不能支撑起出版工作本身，因为还有更为重要的事物存在。在多年前的一次新书分享会上，与会的几位作家在分享交流中突然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现在的作家太多了，实在是太多。目睹几位好友、前辈在摇头晃脑地感慨，作为编辑我突然觉得这一切太荒谬了。我很想问，如果作家真的太多该去掉一部分，那你们几位呢？是继续当作家，还是应该被剔除出去？……问题在于，怎么会陷入这个怪异的逻辑呢？作家难道不是多多益善吗？怎么会嫌多？现在的情况难道不是作家太少了吗？写作难道不是人人可以从事的事情吗？作家或者写作本身，还要什么鉴定批判考核和现场比武？

出于友谊和某种畏惧，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憋得难受。最近，我收到一篇书评，开篇一句就是“这是一个文字垃圾流行的年代，但×××的文字是宝贵的……”这句话简直让人勃然大怒，不是因为“但”之后的例子不够有说服力，是前一句话的判断过于武断和粗暴，“但”之后无论放谁的名字都难掩这句话的愚蠢。很想问问这位作者：什么样的年代是一个只有精品文字流行的年代？什么样的年代是一个只有精品文字且没有大肆流行的年代？再进一步，你的文字（仅此篇书评）是垃圾还是精品，是该束之高阁还是让它流行？

这篇文章让我痛苦地想起了此前的那个分享会，似乎只要不是精品就不允许写作，只要写的，就务必使之精品化、纯粹化，其结果就是集中于少数人。按照这个逻辑，全唐诗是不需要的，只需要“唐诗三百首”。而全唐诗之外更多没有被记录整理下来的唐诗，更是不需要的了，那是一个远远超过5万的数字，是一个根基所在，再进一步，唐以前的诗歌需不需要？太多的客观存在被视而不见。

作为编辑，匠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文化基本规律的认知和坚持，一些简单的道理不能在编辑环节被扭曲和否定。文学出版、教育出版、诗歌等等有着极大的普遍性，说直白一点，它因为事关每个人、每个家庭而客观上降低了准入门槛，造成了大批量的非精品的作品，甚至有很多质量低下、内容雷同的作品，如果用经典的标准去衡量确实无从谈起，但这些作品及作者恰恰是当事人见贤思齐的努力，是个人存在与表达的结果，也是普遍存在的情感结晶——这些都是需要编辑加以甄别，但不可以否定和打压的内容。编辑不可以否定个人书写与表达的正当性。以我个人为例，质量一般甚至低下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在工作中屡见不鲜，但编辑无权取消、嘲讽和排斥这一表达方式。

或许一部作品质量稀松平常，但寄托了作者半生乃至一生的心血，这样的作品自然难以直接成为精品图书，编辑的匠心在于尽可能使之独特、精练、真实、感人，让它问世，例如《秋园》一书，如果按照某些作家的标准它可能应该属于“太多了”的范畴。事实上，《秋园》这样的作品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因为职业作家的写作呈现出浓厚的专业色彩，而非职业作者的写作已经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而呈现出一种蓬勃的气象。事实上，非专业作者借助其职业知识和深厚情感所写的文字，有些远比专业选手好看和感人。

所以，编辑的匠心既体现在技术层面，更体现在一种对行业规律和文化发展的无条件支持、鼓舞和呼吁之上。一个只做名家名作的编辑自然是行业翘楚，但真正影响深远的编辑更多是对广大作者予以支持鼓励的编辑家，例如鲁迅一辈人。前者总有人去做，甚至趋之若鹜，后者是更深层次的匠心所在。

最后，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咬文嚼字》，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特别风行，甚至形成了一股围绕语言文字、文化知识的风潮，无数圈外人都热情洋溢地阅读、学习、挑错、辩论乃至考据。这说明了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即编辑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职业，这个行业中最核心的部分都是大众化的，都是免不了被人品头论足的。所以，编辑的匠心，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它必须是开放的，既包括了以往业界强调的“杂家”“终身学习”，更包括新技术背景下一个严峻的现状：人人都可以是编辑，你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看看不计其数的专业的、优秀的新媒体公众号，就知道编辑的广泛性普遍性了。秉持编辑工作的开放性，是新时代编辑行业必须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