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的话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寄语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殷切期望。为深入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本期“新力量专刊”邀请8位青年作家、评论家、编辑从创作实践和本职工作出发，结合历史与当下，畅谈各自的体会与感悟。

为新时代中华民族新史诗注入青春力量

聂 梦

2021年7月1日，14亿多中华儿女共同见证了中华民族新征程的开启。在天安门广场100响礼炮的齐鸣声中，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昂扬的曲调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意味着，我们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又近了一大步。

在这历史性的跨越当中，青春的力量被牢牢铭记。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而风华正茂的征程里，随处可见奋斗着的青春的身影——100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总书记强调，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他希望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我们深感重任在肩。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艺的重要作用，对文艺事业的组织领导贯穿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始终，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民族复兴奋斗目标和文艺工作的历史使命，创造性地提出并解答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一系列根本命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伟大时代的殷切召唤，党和人民的郑重嘱托，鼓舞和激励着新时代以文学为志业的青年振奋向前。

以文学为志业，要有与时代同步伐的热望。文学自其诞生之时起，就天然拥有一张时代的面孔。在卷帙浩繁的优秀乃至伟大的文学文本内外，每位文学“新人”的呼吸，吞吐的都是时代的空气。我们常说，中国青年什么样，中国未来就是什么样。同样，中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有多大理想，中国的文学事业就能成就多大梦想。我们要像前辈作家艺术家那样，积极投身于历史与时代的洪流，在历史的主体中确立艺术的主体性，在时代的巨作中成为“剧中人”，成为书写者。

以文学为志业，要有整全性统合性的目光。从事文学事业就如同挖深井，需要我们“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谱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对青年文学工作者而言意味着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它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耐得住异常艰苦的劳作，以沉静之心探索挖掘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真善美，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坐井观天，不断历练打造整全性统合性的目光。它需要我们既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以来革命文学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深刻关联，看到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又看到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与中国当下最深广的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刻关联，看到文艺与中国人民于新时代新征程中丰富壮阔的伟大实践之间的深刻关联。并在此基础之上，要求我们锻造世界性的格局和眼光，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纵深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风云变幻的大势中，看清中国的位置和立场，校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新的精神成果、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里讲述中国故事、确立中国精神的正确航向。

以文学为志业，要有建立历史、意义与情感共同体的志向。法国作家加罗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指出，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应当具备将行动变成诗歌，同时把诗歌变成一种行动的能力，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文学理念超越资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指标。所谓“行动”，在我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向度是实现与“诗歌”之间的分裂的克服，最终体认并召唤一个历史的、意义的、情感的共同体。不少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曾对文学在形成想象共同体中的积极作用加以论证，还有人提出将1939至1942年间的民族形式争论视为在民族国家及其文化共同体想象的政治诉求下思考当代文学的起点。这些讨论充分表明，只要文学创作不被简单地视为个人的独创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历史意义的实践方式，那么，缺少了文学性叙事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塑造，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定无法更加完整地显现自身。长久以来，中国社会深层传统和文化记忆的重新构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学性叙事中的创新性呈现等，一直是摆在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前的根本性问题。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曾提到过一个例子令人印象深刻，他对贫困地区的群众说：“我们爱挂国旗，因为国旗最吉祥”。类似这样质朴恳切的共同体意识落实到文学性叙事里，理应有着更为生动的呈现和更为丰富的表达。对于青年文学工作者来说，如何在时代要求与文学性实践之间达成融合互动的“分层设色”，如何让时代艺术与人的生活相统一、让文学使命与文学审美自足鲜活地结合，如何通过新时代文学性叙事的再发现与再创造建立起历史、意义与情感的共同体，成为我们亟待攻坚的重大课题。

眼下，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文艺正深刻参与着14亿多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作为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新一代，我们肩负重任，我们责无旁贷。青春气贯长虹。我们要在时代昂扬向上的曲线中，融进自身的生命轨迹，在新时代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庄严篇章里，注入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

写出时代的精气神

杨 遥

2021年7月1日，将永远被历史铭记，因为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了。中华民族从100年前任人欺凌、任人宰割、衰败凋零，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欣欣向荣迈向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用100年时间，“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在这庄严、神圣的日子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令，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指出“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这是总书记对全党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当前党史学习教育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更是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需要践行的重要使命。

众所周知，文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录时代。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历史典籍是一个途径，但更多的人恐怕是通过《诗经》、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了解到当时的人情世态和社会风貌。同样，我们了解美国，大多也是通过好莱坞电影，通过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斯坦贝克、奥康纳、卡佛、弗兰岑等作家的作品，尤其在那些影视不发达的时代，书籍（主要是文学书籍）是我们了解别国的主要窗口。

100年的党史，给我们留下了数不尽的创作素材。战争历来是滋生文学的土壤，我们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关于这方面的佳作不少，但是继续挖掘的空间还很大。从哲学层面来讲，“破坏”和“建设”是一组对立面，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里面反映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还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我们要通过书写历史，让人们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

我们还应该深入当下的生活。现在的生活用瞬息万变来形容毫不夸张。2020年之前，人们坐火车还需要用身份证取车票，验票进站。经过新冠肺炎疫情，今天进站只需要刷身份证，车票都不用取了。这只是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变化。我出生在农民家庭，许多亲戚同学朋友至今仍是农民，自己也在农村工作过多年，自认为对农村工作很是熟悉。2018年开始下乡驻村扶贫，才发现现在的农村已经大不一样。1998年我大学毕业，面对农村的主要工作是收摊派，“三提留”“五统筹”；当下的主要工作是乡村振兴，再往前推，是脱贫攻坚，给农民们送政策、送服务、送资金，一收一送，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他点点滴滴的变化更多。

这些年一直在学习，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写脱贫攻坚时遇到的几个采访对象，他们都在吕梁。一位是月嫂，30多岁，她的丈夫是司机，儿子读高中。她不是贫困户，但她心甘情愿去当月嫂，认为凭劳动挣钱过好日子天经地义。为了多挣钱，她离开家乡，远赴汕头、深圳，甚至报名去加拿大，因为给那儿的华人当月嫂收入更高。她的想法是，每年换一个国家，今年加拿大、明年美国、后年日本…… 钱也挣了，还能开眼界。去年因为疫情，她不能出国，居然花了两万多元通过网络培训考了五个证，提高自己的“身价”。还有一位做月饼的女工，50岁，因为遭遇家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了婚。为了学会电商销售，一次“顶替”村里其他人的名额去参加培训，学完之后觉得不够，又让女儿为她报名再去学习。她们这种学习的劲头，远远超过了我周围许多所谓的“文化人”。在一个山区县采访时，一个村子的人都靠搞装潢维生，我问村支书人们去哪干活，他回答说：“你心有多大，去的就有多远！我们村的人去得远了，有去北京的、上海的。”我提到的只是个别一些人，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他们活跃在各个阶层，他们汇聚起来，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新人物，他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新时代精神。总书记强调，“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书写，我们永远应该铭记，永远应该践行。写好这些人，我们就会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总书记还强调，“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如果说上面的内容表达的是写什么，下面这段是指明怎么写，首先是学习借鉴，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这里既包括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国外的文化精华。其次是写作的态度，要抱着建设性的目的，真诚客观地去写。我读狄更斯和契诃夫的作品总是被震撼，因为他们的作品里充满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充满对人的同情和理解。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也应该拿出自己的爱，写好我们的这个时代，写出时代的精气神。

（作者系青年作家、山西作协副主席）

从热播影视剧看伟大建党精神

徐 刚

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便是伟大的建党精神。在近期热播的影视作品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伟大的建党精神的生动再现。比如从年初便“火”到现在的电视剧《山海情》和《觉醒年代》，堪称两部现象级的作品。其中，已被年轻人封为YYDS（“永远的神”）的《觉醒年代》自不待言，观众们早已被“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破防”。单就《山海情》来说，对于我们讨论今天的文艺如何呈现伟大的建党精神，以及新时代文艺如何塑造时代楷模，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里，如何依据建党精神真实可信地塑造那些扎根基层的时代楷模形象，确实成了一个稍显棘手的问题。一不留神，文艺创作就会依据惯性思维，照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式一顿操作。然而到了电视剧《山海情》，这里的时代楷模尽管仍然保留了过往作品所具有的坚定的政治觉悟，却也能够让人看到稍许的不同。比如，那个开头在扶贫办工作而后成为闽宁镇领导的张树成，这个首尾呼应的人物，便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楷模。他在基层默默奉献，直至因公殉职，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位有着现实人物原型的文艺形象，恰恰诠释的就是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及的建党精神。但是，就算是这样的一个人，电视剧也不忘表现他在“大觉悟”中的“小心思”。故事讲到他有机会去党校学习时，并没有掩饰他的激动，这对于基层干部来说是一辈子难得的机会，也自然意味着仕途的升迁。面对“人往高处走”的机会，渴望充实自己，努力学习的老张并没有客气，这一点与过去的干部完全不同。当然，我们并不会就此怀疑他的政治觉悟，反而觉得这个人物特别真实可信。所以，我觉得恰恰是人物这样的“小心思”，把这里的时代楷模一下子拉回了人间。

此外，《山海情》还会用人物的“小性格”来掩护他的“大觉悟”。这便要谈到剧中的凌一农教授。这位帮村民种蘑菇的农林专家，连缀的是社会主义文学中技术员下乡的传统。故事中人物形象的高大在于，他不仅帮农民种蘑菇，还帮他们找市场、卖蘑菇，这显然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奉献的“大觉悟”。然而，该剧的精彩在于，为了不至于让这种“大觉悟”来得过于单调，故事为这位可爱的教授设计了一点“小性格”。尽管剧中的他表现出的是担当使命，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但表面上却要将之归结为好面子的“小性格”。他看上去真的就像是吹牛吹出去了，不好意思食言，宁愿自己贴钱帮群众卖蘑菇。电视剧正是用这种“小性格”做掩护，使人物形象不至于过分拔高。

按此思路，《山海情》里最值得一说的当然是主人公马得福。与张树成、凌一农相似的是，马得福的形象也与习惯意义上的时代楷模又有不同，甚至更加复杂。他当然有政治觉悟，也不乏一些小心思，但也包含着更加明显的功利性。他很清楚自己作为“公家人”，端上“公家饭碗”的不易，因此包括父亲在内的一家人都在积极配合他的工作。电视剧生动地写出了他的成长。于是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从出场时的耿直、倔强，到后来逐渐成熟，工作能力显著提升，甚至开始有了一些“智慧”。这里并不纯粹的地方在于，马得福的选择在政治觉悟之外，更多会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这在过往同类人物身上是绝不会出现的。比如他对伴侣的选择。故事最后，他和高书记的女儿结婚了。发生的过程并没有特别交代，但是观众马上可以理解，因为这和人物的行动逻辑能够对上，因为他从一开始似乎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于马得福的功利性，该剧也常常借助人物之口来批评他，这跟张树成是完全不一样的。张树成因公殉职的时候，连一向自私的李大有都哀叹，这是一个好人。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看到电视剧到了后半段，在张树成回到闽宁镇之前，马得福心理层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动摇。这里包括他对一些形象工程的配合，对于挪用工程款的隐忍，更为致命的是对于未来的迷茫，他甚至准备当逃兵，随岳父调去大城市银川。

这一方面真实地写出了人物的微妙变化。另一方面其实也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理念：好干部其实是需要培养的，英雄也好，楷模也罢，都是需要不断敲打、锤炼，乃至久经考验的。在马得福消沉、茫然、退却，甚至开始游走在腐败边缘之时，这里有他父亲的敲打。当他无意间将村民指斥为刁民时，父亲的情感教育适时出现，涌泉村作为仁义的村庄的历史也悄然浮现。还有老领导张树成的及时指导和教育，这对于迷茫中的马得福都是极有意义的成长过程。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党的好干部、时代的楷模，并不是一出场就那么成熟，那么坚定的，他们需要培养，需要历练，需要不断成长。正是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塑造时代英雄，发扬并践行伟大的建党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锻造捕捉现实的武器

范墩子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出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号召，特别对我们青年一代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要求。他强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作为一名陕西青年作家，站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节点上，我深知陕西文学的光荣传统，深深懂得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要跳出“小我”，反复锻造捕捉现实的武器，与大地接触，做一名合格的时代书写者。

生活永远是写作的源泉，在今天，青年作家需要找准自己的坐标定位，用自己充满个性的表达，去书写生活背后的暗流。快节奏的生活常常会让我们迷失，缺少方向感，所以有时候，就得让自己从快节奏中抽离出来，与时代拉开一定的距离。我对时代感的理解是，个人本来就身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无法背离，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脱离时代生活而写作。

以前我写过许多成长小说，试图通过少年的视角去记录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生活。现在我更喜欢把写作的背景切换到县城、小镇，或偏远的小城市，可能是因为熟悉吧，写起来很顺手，许多想法会不由自主地涌现出来。在我看来，小城是更为复杂的一个载体，有乡村的背影，也有城市的背影，似乎在小城里，人们的各种感觉都很强烈，而这正是我未来想关注的领域。

写小说已经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之所以迷恋这个文体，是因为它可以跨越现实以进入辽阔无垠的未知世界。描述未知，正是小说的乐趣所在。人们相信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在小说里能够触摸到真实的人性。因而，小说家就不能用小说来欺骗读者。小说家其实也是一名冒险家，带着一份执著和勇气，在黑暗的原野上奔跑，前方却永远没有尽头。

近期，我的首部长篇小说《抒情时代》刚刚出版。这本书是我对前期写作的一个总结，它容纳了我各种怪诞的想法和探索，包括小说的结构、语言和整体弥漫出的气息。我不能说它有多么好，但它的确凝聚着我诸多的真情和血泪。无论是写短篇，还是长篇，我都是在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如果对一件事情没有太多感触，我宁愿不写，熟悉我小说的读者也自然是知晓的。

在写《抒情时代》之前，我先后走访了多个村庄和镇街，重点翻阅了《永寿县志》，记了大量的笔记。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确应该将准备工作做扎实，毕竟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写作长篇小说的经验。写作的8个月间，我耐心叙述有关主人公杨梅的一切，她的成长历程，她的爱情，甚至还有她的梦话和怪念头，依靠着这些纠缠在一起的想法，我写完了这本书。

写作这本书时，我停下了短篇写作，也拒绝了不少约稿，当我全身心投入进自己建立的小说迷宫中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叙述的快乐、酣畅和黑暗。长篇对我的诱惑，在于每天都有东西可写，思想上不会有太大的负担，毕竟面对的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在荒野上一次漫长的跋涉，每天能做的，就只有耐心地推敲和打磨，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只能慢慢地写，慢慢地等。

有些记忆可以忘却，但有些记忆却永远不能丢弃，因为它们承载了个人生命中最要紧的部分。写作实际上就是一次提醒，一次对记忆的重新审视。记忆并不仅仅是那些沉睡在脑海里的瞬间，穿过记忆之门，可以看到时光斑驳的锈迹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这所有过往的记忆构成了时代的一个缩影，也构成了我眼中的现实，作为一名作家，记录时代的变迁是一个永恒的方向。

小说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优秀的小说家都在摆脱旧有的惯性，创造着新的且适合当下语境的语言。创造新的语言，也就意味着创造新的写法。现实是小说的土壤，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从现实中抽身出来，这也就注定了小说家的命运，时而在现实中观望，时而在超现实的领域里幻想。别妄想完全丢掉现实影像，也别妄想躲在超现实的胡同里完全理解现实的部分。

当小说家沉浸在虚构世界里时，就会忘却外界所有的声音，甚至也会忘却自己。留在他面前的，只有他笔下的人物，以及表达本身。每位小说家都渴望在笔下抵达那个虚构的世界，以求同现实世界达成和解。所有伟大的小说都是在阐释人性幽微处那尚未被人们理解的部分。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认同了福楼拜的说法：小说家是一位希望消失在他的作品后面的人。

（作者系青年作家、《西北文学》编辑）

用文学的表达呈现历史进程

蒋 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赋予了青年人别样的期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

100年后，在这条初心不改而又愈加宽阔的道路上，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要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作为青年人，我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创造者；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我们还具有未来的书写者与传播者等多重身份，需要继续孜孜不倦地探索与发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11次提到“创造”一词，可见“创造”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要性。《现代汉语词典》中，“创”指“初次制作”。创造的本源与文明相关。中国神话中的女娲便是以泥土仿造自己抟土造人，创造并构建了人类社会。在《说文解字》里，“创”本写作 “刱”，因为“井”在远古是一种常见的人类的创造物，其中井为意符，“刅”为声符。

井的创造标示着人类文明的另一种觉醒。远古时期，人类聚水而居，有了河流便有了文明。如同古巴比伦文明起源于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古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与恒河，黄河哺育了中华文明，四季变换更替，历史如水流般潺潺得以周而复始。然而当河流不再满足人类向内陆的扩张时，我们便创造了“凿井”这一方法，伴随着它日常的使用，它的形式也如艺术雕塑般千变万化，从土井、木井到陶圈井、瓦井与砖井，文明至此获得了更大的移动与传播空间。夏商西周为土井；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陶器兴盛，有了陶圈井；汉代烧砖，砖井居多。人类的所有故事，人类那些年月里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都与那口井的形状、材质、高低、地域有关。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转星移几度秋。” 后来“刱”字逐渐被“创”字替换，但那把刀刃仍然保留了下来。这样的演变过程或许还包含着一种丰富的变化，“创造”将不再仅仅是指手工意义上的敲打与雕刻，它还是一种形而上的刻画，即艺术在于刻画。人类早期艺术的形式是遵循“生命”概念而创造，千百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公元前1345年的那件雕刻作品《阿克纳顿和妮菲尔提提抱着孩子》前时，它不再是冰冷的石头，它镂空的缝隙中栩栩如生地向我们传递着那个空间的存在与死亡，图腾与崇拜。

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创造”即是打一口井，井的深度和宽度以人类的眼睛和需求而丈量，带着时代的体征与温度，在时间和真理的检验中朝着历史的纵深处延展。奥尔罕·帕慕克在演讲稿《父亲的手提箱》中说，写作就是 “用一根针去凿一口井”，这是一个惊人相似的比喻，让人不禁联想到中国古代文明与当下文明的一种交错，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期待艺术创作中这种超越时空和地界的不谋而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福楼拜说，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艺术的缝制与穿透应如那根缓慢但却尖利的针，以具象可测量的创作时间锻造，探出的却将是深远、无限、永恒生长着的历史想象与历史时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在任何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我们的书写和创造，都不仅仅关乎“我”，而是深刻勾连着“我们”、勾连着“人民”。这里的“人民”，是普遍而历史化的、也是具体而鲜活的。艺术家在进行创造的时候，思考的不再是“个人的永生”，而是整个民族以及人类命运在当下这个时刻的永生。当我们书写创作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宽度和思考半径不仅应是一两百年后，还要争取延伸到一两千年后，要能够让那个时代的人类更详尽地了解我们这个时代，了解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我们民族的复兴与梦想，以及我们还有我们的先民曾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生活过。

书写与艺术的表达作为一种古老的方式，在时间的进程里并不会被隐没，反而会越来越清晰地获得与凸显。蝉鸣进入了岩石，它将会在宇宙的暗淡处照亮美，在破灭中寻找真与永生，它既然征服了空间，它也就征服了时间和历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广阔深远的时间维度里亦如是。

（作者系青年作家、《十月》杂志编辑）

文艺工作者的自我要求

林 森

7月1日当天，我在单位通过电视观看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有感触。因为我是从事文学编辑、文学创作工作，对文字可能更加敏感一些，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里透露出更多的自信——对10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绩、做出的事业的自信。作为文艺工作者，通过这样的话语自信，更加深刻理解“文化自信”的含义。也就是说，今后我们的文学书写、艺术创作，要更加体现出中国人的自信。

文学、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我们一直讲“文以载道”，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艺术家跟时代，一直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能从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里，感受到初唐的旭日东升。我们也能从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里，体验到盛唐之光芒万丈。我们更能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看见盛唐转衰的时代悲音——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文学、艺术都必然体现出某种时代特征。对于当前来讲，我们处在新时代，其书写肯定会带有当前的时代特征。所以，文艺工作者如何理解、感受当前这个时代，就考验着我们的思想力。我们通过各种学习，领会时代精神，这是对每一个文艺家的最高要求，可在某种程度上，这又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很多作品里只有对时代精神的生硬图解，这样的创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作品将此当作了创作的全部，而忽略了文艺的某些特点——比如说，文艺要讲究艺术性、有细节描绘、有情感起伏，才能感染人、打动人。一首歌要传扬开来，得有曲调的婉转、歌词的动人、演唱者的情感投入，而不仅仅是一些热词的生硬组合。其他艺术门类也一样，古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过于直白、生硬的创作，层次太低，文艺家要努力提升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文艺作品和新闻宣传毕竟不同，需要有更高的讲述技巧，才能打动人、感染人，成为经久不衰的优秀之作。

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更要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意识和宽广视野。每逢重大的时间节点，总会有很多文艺工作者创作相应的文艺作品，这其中会产生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我觉得，仅仅是踩着节点的创作还不够，这些作品由于时间赶、任务急，缺乏足够的时间去打磨、斟酌、修订，有些作品往往十分粗糙，很难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没有流传开来的生命力。文艺工作者要有前瞻意识和宽广视野，才能拥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准备材料、投入创作、进行修改，使作品趋于完美。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七一”前夕，海南琼海潭门的渔民王书茂获得了“七一勋章”，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之下，他的故事开始广为人知，相信会有很多艺术家以他为原型，创作各类文艺作品。但是，因为各种新闻报道已经出来，相关的文艺创作在急匆匆中立刻跟进，很多作品就会缺乏沉淀和思考，浮于表面，感染力甚至比不上新闻。我在10年前就觉得海南的海洋题材应该引起重视，这和中国的农耕文学传统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气象，需要作家去开拓，于是一直在搜集相关材料。我2017年完成，2018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9期的中篇小说《海里岸上》，就是以潭门镇渔民生活为书写对象的作品。在这个小说中，对于海洋生活的书写，对渔民的悲欢离合和劳作艰辛的刻画，不仅仅是要表现他们的生活，而是要通过对其生活的书写，记录下我们中国人在南海生活的痕迹和历史，这是某种意义上的以文学宣誓我们的主权。急匆匆的书写、手忙脚乱的赶工，很难出来让人满意的作品，因此，就需要文艺家深刻思考，有前瞻性的眼光，有足够长的准备期。

文艺工作者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创作的寂寞，多一些独处的思考。文艺创作是体力劳动，更是脑力劳动，是需要投入脑力创意的体力劳作。但是当下社会太热闹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层出不穷，这样的活动对于文艺作品的传播可能是有好处的，但对于文艺创作则未必。每一件文艺作品出炉，都需要创作者投入巨大的心力才能完成，可过于热闹的氛围，往往让文艺工作者没办法安静下来，花费在阅读、思考、创作上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会充满浮躁和浅显。过于热闹，文艺家们也难免被各种名利所裹挟，会动摇文艺创作的初心。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定力，真正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文艺创作中，让沉甸甸的作品来说话。

（作者系青年作家、《天涯》杂志主编）

伟大历史的坚实佐证

张维阳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顾百年光辉历程，总结百年奋斗经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对百年历史的剖析和反思中，汲取力量，明确方向。历史是时间的骨骼，而文学则填充了时间的血肉，宏大的政治判断和历史概括需要史实的支撑，也需要文学的表现和佐证。对此，我深有感触。

日前，辽宁省作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集中推出了《静静的鸭绿江》《铁血旅顺》和《百年颂》三部作品，深入历史的细部和普通人的命运，以文学的方式表现民族的百年遭遇和国家的百年变迁，呈现了党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成就。

《静静的鸭绿江》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作者通过书写志愿军老英雄孙景坤的传奇经历和感人美德，塑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党的历史贡献和功绩，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共产党员来完成的，这些具体的党员，承载了党的信念与传统，代表了党的作风与形象。在孙景坤身上我们看到，共产党员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符号，更不是什么身份和地位的名片，而是信念、纪律和美德的集合，正是千千万万个孙景坤这样的默默工作和奉献着的共产党员，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如此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孙景坤老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是一位战斗英雄。在和平年代，他返乡务农，带领乡亲开展农业生产，抗击灾情。改革开放后，他又能顺应时代潮流，带头为家乡的发展寻找出路，搞副业，办工厂，把村民的生活搞上去。在这一为老百姓找出路、谋福利的过程中，他深藏功与名，甚至和他并肩劳动几十年的老伙计都不知道他在战争年代的光荣事迹。在年纪大了之后，他不求私利，主动隐退，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对于子女家人，他严格约束，甚至显得刻薄，但对于群众，却毫无保留地帮助和扶持，表现出老一代革命者无私而高尚的品格。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胸怀，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操守。

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孙景坤具有鲜明的特点。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坚决执行党的命令，同时又是一个头脑活络，不乏个性的人，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作策略。在灾荒侵袭的困难时期，他没有让乡亲们饿肚子，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普遍犹疑的氛围中，又能一马当先，挺身而出，积极地为乡亲们蹚路，可以说，孙景坤是一位既忠诚又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党员，这一形象对塑造党员文学形象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思路。

《铁血旅顺》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旅顺自古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表现了东北人民在中国迈入现代过程中所承受的屈辱与疼痛，以及面对苦难和凶险所展现出的勇敢与顽强。

近代以来，旅顺这片土地是中国被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欺凌时间最久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中华民族遭受了最深重的屈辱，在这里也涌现了众多可歌可泣的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浴血抵抗的感人故事。旅顺是东北的一道伤疤，也是一枚勋章，这部作品通过对旅顺这座城市的书写，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东北历史的丰富与厚重。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际化的视野，作者在地缘政治和世界历史背景中去讲述近代以来旅顺这座城市的经历与遭遇，作者的叙事格局决定了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旅顺这座城市的历史，更是将旅顺作为一个观测现代中国的视点，通过旅顺的遭遇，呈现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清廷权力中枢的内斗、派系的纷争、行政体系的空转与崩解、侵略者的阴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算计与博弈在这部作品中都很好地被呈现了出来，通过旅顺，作者展示了半部中国近现代史。这部作品有文学的表达，也有历史的考据，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历史作品。在既往的文学或者历史著作中，东北大多被认作是边地，把在东北发生的事件，作为中国历史叙事的背景或者陪衬，而这部作品从旅顺看东北，从东北看世界，这种视角具有鲜明的家园意识，带着对东北的深厚的情感，这使这部作品独特而富有情感的温度。疼痛的历史与繁荣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繁荣富强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百年颂》是一部散文集，辽宁作协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建党百年主题征文，从千余篇作品中择佳作成集，就是这部《百年颂》。作者们力避虚浮空泛的叙述，有些回顾个人的成长历程，有些书写祖辈、父辈的人生经历，还有些记录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每一篇都根据真实的人物与事件进行创作，充满了历史的细节，将对党史和国史的认知融入到具体的家史和个人际遇的讲述当中，使文章丰满充实而情真意切。文章中的人物，有大学教授、作家、民主人士，也有村干部、教师、医生、战士、工人和农民，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通过对他们命运和事迹的讲述，生动地呈现了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百年来整体性的变迁。书中的人物有些做出了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事业，被后人铭记和敬仰，更多的则朴实而平凡，踏实地奋斗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贡献也许有着不小的差异，但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情感，对家国重任的担当，则是一样的。作者们通过叙述传达出，是党的影响和教育，给了他们责任感、担当意识、奉献精神和勇气，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重塑了国人的精神，进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使国家团结稳定，繁荣富强。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其间的曲折与艰难，荣耀与辉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辽宁的作家们通过书写与党的奋斗历程相关的具体的人与事，形象地展示了党的精神与力量，以细腻的笔触为伟大的历史做出了坚实的佐证。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青年网络作家的时代责任

七月新番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召集了来自全国各地一共32名“90后”网络作家，汇聚于北京，我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十分荣幸。

这三天里，我们首先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感受到了国家对青年人的期盼。又聆听老师们的精彩授课，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技巧。这次学习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明白了青年网络作家的时代责任。

不论生活在任何国家和社会，文学创作都和时代紧密相连，没有法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就没有雨果与巴尔扎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催生了俄国一批优秀作家；拉丁美洲苦难的历史，催生了《百年孤独》等作品。世界文学如此，中国文学亦如此。回望100年前，中国挣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里，被列强踩在脚下，人民没有人的尊严、人的幸福。穷则思变，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优秀的知识分子们试图寻找新的文学样式，从内里改变中国，他们用白话文来写作，还引入了一种新的载体：报刊连载。

1921年12月4日，一篇叫做《阿Q正传》的小说，在《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引发无数人“追更”，它的作者是鲁迅先生，他的作品可谓硕果累累。回望过去，鲁迅先生，还有茅盾、巴金、郁达夫等作家，他们没有辜负身处大时代的责任。而今天，世界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势风云变幻。中国经过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力与日俱增，就像巨人的肩膀，我们普通人站在上面，得以平视这个世界。

当初在中国种下的新文化之种，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但是否结出了甘美的果实呢？

当然有，《白鹿原》《三体》等优秀作品并不少，但相对于中国的文化体量而言，还不够多。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与国力的强劲，也会带动文学艺术的飞跃，类似的佳作以后肯定会更多，而且它们一定能从网络文学中诞生。

在这一期32名学员里，除却作家这个身份，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人自言曾经是空调工，调侃地为自己取了“我会修空调”的笔名，创作出了令人如痴如醉的作品；有人是来自基层的警察，经手过一个个普通却又让人心酸的案件，将这些真实事件融入自己的小说，看得读者潸然泪下；还有人是医学博士，在书中描述了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有人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决定以非遗文化为题材……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是人民的作家，应该书写人民喜闻乐见的故事，我们拥有最肥沃的创作土壤，脚踏着地，不曲高和寡。我们积极拥抱任何让故事精彩的技巧和手法，灵感来源于电影、动漫甚至是游戏，广纳百川，紧跟时事。我们也勇于尝试各种设定，创造了一个个或现实或离奇的世界，这就是过去20多年，我们能够在中国文学这棵大树上百花齐放的原因。

正因为网络文学的勃勃生机，才被国家越来越重视，有了这次集中学习。主办方希望能给我们一些方向和帮助，让网络文学早日精品化。汲取时代故事之营养，吸收国家照耀之阳光，方能早日结出硕果。所以，传承红色精神，书写伟大时代，这就是我们青年网络作家的责任。

就我个人而言，我首先是一名历史系硕士，因为专业所长，开始时尝试了创作历史小说，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过去6年，创作4部作品，总字数超过了1000万字，在历史观和舆论导向上，始终坚持人民史观，尽力还原古代的细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曾沾沾自喜。

现在经过学习，我深刻反思，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小说的“穿越”噱头，给读者带来代入感和身临其境的同时，也有许多弊端。比如涉及改变历史进程的历史虚无主义，会误导一批历史观尚未成熟的读者。

我自己也曾想过改变，但因为毕业以后直接进入全职写作，毫无工作经验，对目前提倡的现实主义题材始终保持敬畏，不敢轻易触碰。但现在，通过与老师、同行们的频繁交流，吐诉自己的焦虑与困扰，我的思想上有了转变，决定走出舒适区，去尝试创作更优秀、更有意义的作品。

这不仅是思想上的转向，还要具体到行动上。我的家乡在云南，这里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多民族生活方式的素材宝库，我一直想写相关故事，但又怕太小众，始终没勇气动笔。利用这个契机，我鼓足了勇气，接下来，会通过调研，查阅有关讲武堂、护国战争、滇军抗日、民族团结等资料，加以整理，写作一系列讲述近代云南革命的现实题材作品。这是我愿意用未来五年、十年去努力尝试的事业和理想。

总之，利用自己所长，讲好中国故事，如此才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希望下个100年中的青年人，回望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时代，依然能看到流传下来的网络小说精品。而我的作品，便可以是这些硕果中的一颗！

（作者系青年网络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