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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儿童文学中的女孩形象
来源:文艺报 | 王 欢  2021年07月13日10:23

20世纪50-70年代,在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与斗争中,一大批表现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应运而生,讲述了一个个出身贫苦的农家少年在战火的洗礼与历练中,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英勇顽强的小英雄的故事,为我们贡献了海娃、雨来、小马倌、孙大兴、张嘎子、潘冬子、铁强华等一长串熟悉而响亮的名字,成为了一代少年儿童的精神偶像。回想一下,这些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似乎都是以男孩为叙事中心,很少见到女孩的身影。事实上,20世纪50-70年代的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中有不少被人们忽视的女孩形象,具有丰富的社会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附属性:作为小英雄同伴的女孩

每个人的童年都缺少不了玩伴,英雄也不例外。在智勇双全的少年小英雄身边,经常会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孩形象,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战斗中协助他们,在形象上衬托他们。这些女孩出场时间不长、性格个性也不鲜明,其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功能性的、附属性的。但正因了她们的存在,让残酷的战争多了一丝温情,给小主人公苦难而不幸的生活带来一丝安慰,她们承载着少年英雄重要的精神寄托,也是英雄成长的见证人。

《小兵张嘎》(徐光耀,1962)是红色经典儿童文学中公认的杰作,塑造出了嘎气十足、生动活泼的嘎子形象(13岁),他胆大机智,同时又符合这个年龄的儿童特点:爱炫耀、争强好胜、冲动贪玩。文中小嘎子受伤后去荷花湾杨大伯家养伤,杨大伯的闺女玉英(13岁)成为了他的好伙伴。玉英“是个温柔、俊秀而又淳朴的小姑娘”且“一向少言寡语”,符合中国传统女性的审美特点。小嘎子受伤天天躺着不能动,嘴巴却从没闲着。他给玉英讲战斗故事,把从老钟叔那儿听来以及自己参加过的事情,全数倒给了她。这使得玉英不仅把他看得英勇、伟大,也羡慕起他那神奇有趣的生活来了。后来,玉英跟着嘎子在部队里做了卫生员,在鬼不灵战斗中还协助嘎子立了功。通过嘎子与玉英的对比,不难看出他们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这个角色是附属于主人公的。而且,玉英的父母最初是打算把玉英和嘎子凑成一对的,显示的是女性最终以婚嫁为归宿的传统观念,玉英在嘎子的启蒙下,对这个传统有所反叛,向往着穆桂英、女八路的建功立业,开始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意识。

《野妹子》(任大星,1964)这部儿童小说虽以“野妹子”来命名,其实主角依然是男性——17岁的“我”(少年曾天秀)。小说讲述了“我”失去父亲后寄住在乡下野妹子家,在野妹子(十六七岁)及其三哥(共产党员)的引领下,一步步认清乡长陈步云的汉奸面目,最后和野妹子一起去参加游击队的故事。“我每次去,野妹子总在忙着做活:纺纱、劈柴、喂鸡、补渔网,光着脚跑来跑去,和我说话的机会不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家笔下的少女以劳动妇女为最高审美标准。并且,野妹子总是“扮成男孩子模样”,或许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却也映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常常是“无性别”的。野妹子在三哥的影响下思想是进步的,她一直秘密参与对敌斗争,帮助“我”,接应“我”,看到“我”的进步由衷为我高兴,但是,我们却无从得知野妹子的内心活动。相比懦弱爱哭的“我”、阴险老辣的陈步云以及壮烈牺牲的昌外婆(野妹子的母亲),野妹子的形象是平面而单薄的,具有一定的附属性。

秀银是《小砍刀的故事》(勤耕,1965)中“小砍刀”郭顺(14岁)的邻家姐姐,因她从小跟从父亲习武,一出场就举起棍子和小砍刀比武过招,像一个飒爽英姿的女英雄,这为她后来协助小砍刀手刃仇人赵坡儿埋下伏笔。然而,秀银身上更多承载的是一个“代母亲”的角色:她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打从小砍刀父母死后搬到她家来,一家三口人的穿的戴的、鞋脚袜子,就全落在她身上了”。秀银是生活的一把好手,纺线织布、裁衣裳、扎花绣朵,样样儿精通。请看一段对秀银的描写:“秀银钉完最后一个扣子,咬断线头,拿扫帚扫扫沾在棉袄上的棉花毛儿,把身子挪到炕沿边,撑开棉袄,披在小砍刀的身上,说:‘试试合身不,这是拿俺爹的一件旧褂子改的。’”这完全是一个传统的劳动妇女形象。小砍刀去参加八路军时她千叮咛万嘱咐,小砍刀心想:“女孩儿家的心眼儿想得可真周到。”可见,秀银虽然具备英雄豪杰的条件,但对男主人公而言依然是协助性、补充性的角色。

英雄性:从边缘走到中心的女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中,除刘真、杲向真等几位女作家较为擅长写女孩外,作家很少将女孩作为主人公来书写。这种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了改观,女孩不但从配角变为主角,还成为了掌控大局的女英雄,对男孩起到引领作用。

《烽火三少年》(原题为《山高水长》,邱勋,1978)中的冬梅(14岁)和两个弟弟留孩(11岁)、石头(9岁)相比,是绝对的主角和引领者。留孩和石头还会收集子弹壳作为玩具、捉弄恶霸潘彪家的儿子金库,冬梅虽只比他们大几岁,但她的精神世界早离这些孩子气的事情十分遥远了。作者对她的苦难经历进行了铺垫,“爹被潘家逼走,娘被潘家害死,14岁的贫苦女儿,瘦瘦的肩膀早就承受了无比沉重的痛苦和灾难”。14岁正是少女爱美的年纪,冬梅为了执行任务,毫不犹豫剪去了长长的发辫,变成了半大小子。为了保护受伤的陈虹老师,她教育弟弟“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吐口”;为了替陈老师弄到草药而不被怀疑,冬梅不假思索用剪刀划伤了自己的手臂。后来伤口快要愈合了,冬梅想:“为什么陈老师的伤好得那么慢,自己的却好得这么快呢?”为了继续给陈老师弄到药,她故意往伤口上洒冷水,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至此,冬梅的坚毅与胆识,已经令她的形象过于高大了。而后,冬梅忍受住了严刑拷打,一刀捅死了潘彪精明的老婆卞桃花。被捆绑示众时,“她心里没有恐惧,没有哀伤,没有遗憾”。最后在与潘彪的扭打中,14岁的少女擦枪走火杀死了潘彪。整个故事中英雄豪杰的壮举都由冬梅完成,她被树立为一个无坚不摧、无所不能的女英雄,还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成熟的共产党员,这对于一个14岁的少女来说,显然有些失真了。

《奇花》(陈模,1979)中的许英(16岁)也是一号主人公。《奇花》讲述了著名的抗日儿童团体孩子剧团自成立之初从上海、武汉、长沙,辗转到广西、贵州、重庆,最后就地解散奔赴抗日前线这一路的艰难旅程与复杂斗争。许英是孩子剧团的灵魂人物,也是孩子们的精神支柱。和冬梅的完美无缺不同,许英在一次次面对未知的生活和工作挑战时,是有犹豫和担忧、软弱和幼稚的。方老师让她带领孩子们排练活剧,她没有经验,只得硬着头皮上;与方老师失散后,她摸不着方向,心里害怕,“由于一时心急,感到担子的沉重,她担心团员有损失,泪水忍不住扑簌簌地滚下来”。可她没有退路,20多个饿着肚子的孩子等着她去领导,环境逼得她不得不坚强。小说细致地描绘出一位女共产党员一步步成长、成熟起来的过程。许英的男同学尚德一直从旁协助她,一改之前红色儿童文学中总是女性协助男主人公的人物设定。小说中孩子剧团走了3年,结束时许英19岁,已经是成年的大姑娘了,她与尚德同行互助许久,相互扶持敬佩,逐渐产生了真挚美好的感情,这是符合真实人物的性格发展规律的。小说将二人的情感写得光明磊落、真切动人又含蓄内敛,遵循了儿童文学的正面价值导向。

主体性:具有强烈主体性的女孩

《奇花》中的许英虽然具备了正常人的优缺点和情感走向,较为真实可信,但依然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从外部去描述她的行为表现,并没有深入她的内心,主人公的性格与个性还是偏弱。而有一些作品已经开始关注女主人公的主体性,它们多使用第一人称,便于刻画女孩细腻复杂的心理活动。

《“强盗”的女儿》(史超,1961)中的桂娃是一个勇敢又懵懂的贫苦人家的女儿。故事的背景是红军时期江西农民在酝酿起义,桂娃的爹是共产党,也是起义的领袖。桂娃虽然不懂革命,爹也没有告诉她真相,但她能感受到爹的危险,她一心想要保护爹、救爹,于是不顾一切地一次次冒着危险去通风报信,间接立了大功。桂娃的状态始终是“懵”和“猜”,从头到尾都处于想象和担忧之中——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写出了儿童有限的理解能力和真实的心理反应。桂娃偶尔听到爹和叔叔们低声讨论,她的心理活动是:“啥子抗粮哦,搞枪哦,庄稼人要那些做啥子用嘛?”胡子表叔往她家送柴(其实柴里藏着枪),桂娃在心里笑胡子表叔“迂磨”:“我家守着山,伸手就是柴火,何需你从后山向这送?”桂娃去给爹送饭的时候,也体现出女孩子特有的胆小:“快到死人崖的崖口上,有座破庙,庙里那个绿脸的神像,朝我咧着血口。我闭起眼,绕着庙跑过去,折了一根树枝,这里一打,那里一抽,给自己壮胆子。”非常具体而形象。桂娃虽然不懂那些革命大事,心思却也细腻缜密,比如她三姑来家里,她给爹打掩护谎称爹在里屋睡觉,听三姑说家里没米吃,心里同情,转念又一想:“我有意给这个好心肠的三姑挖上碗米,但米放在里间,我怕三姑跟我进去,瞧见爹不在,坏了事,就硬起心肠装不懂。”这部小说中的桂娃这一形象有想法、有脾气、有主见,已初具女主人公的主体性。

而《盐丁儿》(颜一烟,1985)中的小姑娘盐丁儿则显现出十分强烈的女性主体性。盐丁儿的身份本是晚清的格格,祖上都是皇亲贵戚,父亲位高权重,却因为封建大家庭的“重男轻女”思想,过着悲惨的生活。父亲流连在姨太太屋里,母亲被祖母百般折磨,盐丁儿被祖母视为“扫帚星”,斥名为“盐丁儿”,意为咸(嫌)透了。她对家中的规矩充满疑惑:“为什么一家人有站有坐呢?说是老的坐、小的站吧?那么麟哥儿不比奶奶(妈妈)小得多吗?说是男的坐女的站吧?那么太太(祖母)自己不也是女的吗?”畸形的生活环境让盐丁儿从小就产生了男女平权意识,处处比着哥哥麟哥儿,处处不服气。多次表明:“我不要当女的,我要当男的!”中秋节的时候,祖母的哈巴狗都有螃蟹吃,却没有盐丁儿的份。后来母亲、姨太太都被折磨死了,继母进门,盐丁儿连饭都吃不上,全靠管家福大爷怜惜她,偷偷把猫食留给她吃。日子越是艰苦,盐丁儿越是奋进,她要给死去的母亲争口气。13岁考上师大附小,当选班长时,她心想:“女生还能当班长?这可是真正的新事儿!怎么?在这个学校里,男生不但不欺负女生,还选女生当副班长?”两年后,她又考入了师大附中,生平第一次见到女老师,惊讶极了!因为在她的记忆中,女人都是低人一等,成天挨打受气,一直到被折磨死啊!盐丁儿读到了庐隐、冰心的文章,由衷感叹道:“女的,能当老师已经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了,现在又看见,女的还能写文章、出书、当作家,这在我心里激起的震荡真是大极了!”后来,盐丁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奔赴延安。这个与命运抗争到底、自立自强、奋发拼搏的女孩激励并感动着一代读者,尤其是女性。

儿童性:葆有天真儿童性的女孩

儿童文学红色经典聚焦的是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中,少年儿童对苦难生活的抗争,侧重于突出小主人公的高尚品质与不屈意志,注重模范性和教育性,较多展现其作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和预备成人的成熟的一面,而较少注重其儿童天然本性的发现。萧平的《三月雪》(1956)中偶有一段关于童真的书写:小娟(十一二岁)的妈妈要执行任务,把她寄放在邻居家,说好两天回,可小娟等了4天都没等到。周叔叔问她:“哭没哭?”她羞涩地笑,低头踢路边的小石子,说:“我就哭了两次。”“不对,睡觉时还哭了三次。”“没有,没有,就哭了一次。”小娟大声争辩着。“一看见妈妈回来你就又抱着她哭了,是不是?”“谁说的?是我妈告诉你的?”“不是,反正我知道。”“那还算哭呀?也没哭出声来。”这一段对话童趣十足,把小孩子想极力掩饰,又容易被大人套出话来的情形生动地描摹出来。

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中真正将女孩形象写活的是女作家刘真,她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采用的都是完全的儿童视角,以“儿童本位”的姿态展现了活泼自然的儿童心理、儿童思维与儿童情趣,这种写法在当时独树一帜,即便是放在今天,也令读者感到童趣盎然。《小藤篓的故事》(1956)中的凤妞(五六岁)喜欢收集“宝贝”:小皮人儿、花布条儿、瓷碗片儿、小瓶子,“这些小瓶子,我都把它们当人看待,好看的当成大姑娘和小媳妇,不好看的当成男人和老太太”。然后玩“过家家”游戏。这些行为和心理实在太符合小女孩心理了!《核桃的秘密》(1957)中的“我”(14岁)是一个馋嘴的小八路。小时候嘴馋,“就是云彩上掉下个雨点儿,我也伸出舌头来接几滴尝尝”。生活再艰苦,也能让自己的嘴不闲着,“什么有甜味的草根、野杜梨、黄麦穗,还有一种叫江米包的草子儿……野外所有能吃的东西,我都吃过”。14岁到太行山,看见美景不眼馋,最感兴趣的是山里的红柿子、黑枣、核桃……“我”偷溜出去摘核桃,心里想:“我只摘一个核桃,就算是犯了群众纪律,错误也不太大。”这是典型的儿童“明知故犯”心理。摘核桃回来,“我把头低得越低,小组长越是用眼角偷偷看我,也可能是我先看她的,要不然,我怎么知道她在看我呢?”

《长长的流水》(1962)特别细腻地刻画了小八路“我”(十三四岁)的小脾气、小个性以及成长转变的过程。故事写1943年全家到太行山参加革命工作,“我”年纪虽小,但性子野,心气高,不愿学习,不服从大姐管教。后来两人都因为生病在卫生所相遇,“我”把母亲捎来的两双袜子送给大姐一双。大姐看了“我”抱怨学习的日记后批评了“我”,这时“我”的心理活动:“好家伙!我浑身上下都是缺点了,每根汗毛都长错地方了,脚趾头也太短了,耳朵不该东一个西一个,腿肚子也不该脸朝后了……反正是没好地方啦,不好就不好吧。”这非常符合儿童听不得批评还要强词夺理的特征。“我”的脸越拉越长,竟然伸手拿过那双袜子,不送给她了。可是随后便开始自省:“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听见人家批评,怎么就像身上着了火一样呢?”这一段心理描写极其真实,一个骄傲的小八路形象跃然纸上。一直到后来,“我”长大成人了,才理解了大姐的良苦用心:“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好干部”。刘真笔下的女孩形象天真烂漫、个性鲜明,注重儿童性的捕捉与描摹,为红色题材儿童文学注入了新鲜、昂扬、跃动的活力,也更贴近儿童的真实生活与儿童读者的审美喜好,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从历史边缘走到舞台中心,从面目模糊到眉眼清晰,从依附于少年主人公到具有独立的主体性,从勇敢顽强的女英雄到活泼任性的天真儿童,我们看到了特定历史时期女孩的生存风貌与形象的演变轨迹。她们身上充满坚毅果敢、导人向善的正能量,同时又闪耀着不同于少年英雄的温婉与灵秀,是红色经典儿童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如今,多部以女孩为主角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陆续问世,比如左昡的《纸飞机》、李秋沅的《木棉·流年》、毛芦芦的《福官》、王苗的《雪落北平》等,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女孩身上所蕴蓄的巨大生命能量与抗争精神,这无疑为红色题材儿童文学长廊增添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