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0周年的辉煌时刻。中国儿童文学始终与党引领中国人民走过的百年历程同频共振。在中国，“儿童”是一种大至政治理想、民族理想，小至家族、家庭理想的承担者。儿童文学作为“人之初”的文学，在文学性的艺术标准之外，兼有凸显儿童文学特质的游戏属性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的文化属性。儿童文学自诞生伊始，即与中华民族的未来想象密切相关，承载着教育儿童进而塑造民族未来的历史使命。这种寄寓，使得儿童文学与社会变革、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相伴相生，上层建筑领域的各项要素的变化，都直接作用于儿童文学的发展。中国儿童文学从萌芽走向自觉，从尝试走向建基的每一个足印、每一个阶段背后，都可清晰聆听到中国共产党引领时代、引领中国文化前进的足音。

巧合，亦并非巧合

1921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的酝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会议最后一天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11月15日，叶圣陶创作了他的第一篇童话作品《小白船》，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一篇具有现代意义的文人童话。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叶圣陶创作了《傻子》《燕子》《一粒种子》《地球》《芳儿的梦》《稻草人》等23篇童话，结集为《稻草人》，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叶圣陶的第一部童话集，也是中国第一部个人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集。

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其实又并非巧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学，是在20世纪初风云激荡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一同诞生的。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新文学的开拓者。“自觉”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其有迹可循的发展萌芽同样始于清末民初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且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群体、新文学的倡导群体有着大量共同的成员。

1918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陈独秀明确指出：“‘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新青年》也率先登载了安徒生、托尔斯泰等人的童话，热情倡导为儿童服务的文学。1920年，周作人应北京孔德学校要求，做了一次题为“儿童的文学”的讲演，后以《儿童的文学》为题在《新青年》上发表，并传遍全国。儿童文学成为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儿童文学”作为概念呼之欲出。

1921年3月至6月，叶圣陶在北京《晨报》副刊《文艺谈》上探讨儿童问题，提出“儿童文艺”概念。1921年7月，严既澄在商务印书馆“暑假专修班”上作题为《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的讲演，将“儿童文学”作为专有名词做出解释。1921年9月22日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里，将“小学校里的文学”称为“儿童文学”。郭沫若写于1922年1月11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中也对儿童文学做出界定。“儿童文学”专有名词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自此以一种自觉形态与独立品格登上中国文坛。中国儿童文学以迥异于此前漫长历史时期的面貌，逐渐呈现出现代性的文学新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文学对革命事业的推动作用，积极组织倡导文学运动与文学社团建设。这其中，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非常大的文学社团之一。1921年，叶圣陶、茅盾、郑振铎等12人发起文学研究会，实践文学反映人生的文学观。中共党员与文学社团成员同样相互交集。1921年冬，仍在甪直镇教书的叶圣陶收到筹办《儿童世界》的郑振铎的约稿信，于是开启了我国现代童话的创作。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王统照，通过小说的形式反映儿童的苦难境地，创作了《雪后》（1920）、《春雨之夜》（1921）、《湖畔儿语》（1922）、《小小的画片》（1922）等儿童小说。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的冰心，以儿童题材的“问题小说”开启创作，《最后的安息》（1920）、《三儿》（1920）、《离家的一年》（1921）、《寂寞》（1922）等表现了对未成年人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母爱、童心的由衷称颂。冰心同时在《晨报副镌》连续发表诗歌，1923年1月，《繁星》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5月，《春水》作为 “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由北京新潮社出版。诗集歌咏母爱、童真、人类之爱与大自然之美，不仅奠定了冰心在中国新诗坛的地位，也为新生的儿童文学寻到了一块诗意的绿洲。冰心在1923至1926年间于美国游学时的随笔，在1927年以《寄小读者》为名由北新书局结集出版，成为现代中国最畅销的儿童散文集之一。冰心在小说、诗歌与散文尝试中获得的成功，为刚刚起步的儿童文学从题材到形式作出了贡献，尤其是温柔优美的散文，开拓了儿童散文创作的新天地，也奠定了她在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仍然是在1921年，郑振铎开始筹备我国第一个以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的周刊《儿童世界》。1921年9月22 日，郑振铎写定《〈儿童世界〉宣言》，1922年1月《儿童世界》正式创刊，成为“儿童文学运动”的主战场，对推动我国现代童话、寓言、儿童诗、儿童散文、儿童小说、儿童戏剧、幼儿文学等多文体的创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大胆的开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与骨干作家们不但是儿童文学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而且热情投入创作实践，推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从无到有。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许地山、王统照、顾颉刚等纷纷为其撰稿。诚如王泉根的评价：“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光荣的拓荒者和建设者。正是这个社团的辛勤开垦与创造性劳动，促成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第一个全方位推进的高潮。”

呱呱坠地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由引领先进思想的共产党人以及当时最优秀的文人学者们共同开创，他们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启了很高的起点，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第一座里程碑。深重的历史时期，尖锐的革命斗争，也促使中国儿童文学在其发生期选择了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创作之路。这条路，是积极介入现实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之路。叶圣陶在最初的童话作品《小白船》里，塑造了唯美的童话意境和人道主义的童话形象，希望用爱与善来陶冶孩子，使“受之者必能富有高尚纯美的感情”。但是，作为一个“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郑振铎）。于是，叶圣陶毅然转换了笔调，从梦幻的世界走向现实的人生，笔下的童话形象不再是“公主”“王子”的西方模式，而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稻草人》《大喉咙》《快乐的人》《画眉鸟》《富翁》等作品直面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与阶级矛盾。从叶圣陶开始，中国的童话创作逐渐聚焦于现实人生，凸显了时代需求。

在之后一系列严酷战争与艰难岁月中，儿童文学被赋予了更多的宣传战斗功能。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将儿童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正面切近生活，揭露社会阴暗面，暴露阶级矛盾，激荡着民族救亡与慷慨英雄主义激情的儿童文学成为主流。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以儿童化的叙事角度、童话的隐喻象征手法和幽默戏谑的语言刻画了丑陋的统治阶层群像；写于抗战烽火中的《金鸭帝国》，更是犀利地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苦难儿童与革命战争年代成长的红色少年，成为该时段儿童形象的典型。苏苏的《小癞痢》中的穷苦孩子小癞痢、贺宜的《野小鬼》中的小土根、管桦的《雨来没有死》中的雨来、华山的《鸡毛信》中的海娃、黄谷柳的《虾球传》中的虾球、包括方冰的歌词《歌唱二小放牛郎》中的王二小等，都是在挫折、战乱中不屈成长的少年英雄。正如管桦等作家回忆中提到的，这些小英雄是有原型的，是那个时代真实存在的大量儿童英雄中抽象出的文学典型。波澜壮阔的大后方儿童文学，被誉为“抗战血泪中”开放的“奇花”的儿童剧团、延安根据地的“红色儿歌”等，这些战争年代的儿童文学，发挥了“文化的军队”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那个时代，“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现实主义传统与红色基因，成为镌刻于发生期中国儿童文学的鲜明特征。

百废待兴与儿童文化事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文化事业受到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儿童文学也由此翻开当代篇章。第一次文代会后，党建立了完备的文学制度，儿童文学受到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双重管理。多项围绕儿童文学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走向蓬勃。

1949年底到1950年初，中央责成团中央负责领导青年和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团中央成立了以李庚为主任的出版委员会。1950年到1956年间，青年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相继筹备并成立。1952年12月28日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郭云任社长，陈伯吹任副社长。宋庆龄为出版社题写了社名。少年儿童出版社一经建立就步入了正轨，在短短3年时间里实现少儿出版物4倍数增长。但是，相对于新中国1亿多少年儿童来说，出版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儿童阅读的需求。1954年底，团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国少年报》社社长左林起草了《关于当前少年儿童读物奇缺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

1955年8月4日，毛泽东主席对团中央报告作出批示：“有关部门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迅速改进工作，大量地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明确提出：“必须扩大现有的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机构的编辑部门，并增设专业的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在各省市有条件的人民出版社设立儿童读物编辑室，负责出版一部分当地需要的儿童读物。”1956年6月1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郭沫若题写社名，叶至善任社长兼总编辑。短短几年里，《小布头奇遇记》《叶圣陶童话选》《大林和小林》《罗文应的故事》《五彩路》《宝葫芦的秘密》《小牛黑眼儿》《绿色的远方》《小黑马的故事》《雪花飘飘》《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小兵张嘎》《我们在地下作战》《小武工队员》等一批作品先后面世。除专业少儿社之外，《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红领巾》《少先队员》等一批少儿报刊也纷纷创办。中国少儿出版体系逐渐形成，为儿童文学提供了有效的传播支持。

1955年10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十四次理事会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11月18日又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下发《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制定1955—1956年发展儿童文学创作的具体计划。儿童文学创作受到全国范围内作家们的极大重视与积极参与，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老舍、何公超、贺宜、金近、苏苏、包蕾、黄庆云、郭风、鲁兵、圣野、田地、施雁冰等作家再次为儿童创作佳作，萧平、柯岩、徐光耀、袁鹰、胡奇、郑文光、任大星、任大霖、任溶溶、洪汛涛、葛翠琳等年轻作家也迅速成长。政策号召和专业少儿出版平台的建设，形成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良好开局。1955年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年”。

“拨乱反正”与儿童文学的春天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也推动文化和文学走向现代化。中国儿童文学也在新时期文学建设与巨大儿童阅读需求的双重推动下，重焕活力。

该时期，全社会面临此前十年社会文化的极度贫瘠困境，“书荒”现象严重。儿童读物匮乏问题受到了来自政府多个部委的关注，文化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国作协、全国妇联、全国科联、新闻出版局等都直接介入儿童文学的领导和管理。意识形态的号角首先启动了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量”的飞跃。

1978年10月11日至19日，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全国科协等中央单位联合主办“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由陈翰伯主持，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发来祝词。与会者讨论了“童心论”“儿童本位论”和“儿童文学特殊论”等问题，解除了思想上的束缚，制订了《1978年至1980年部分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紧接着，1978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工作》，呼吁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和文艺界、出版界、科技界、教育界的同志们都来关心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并明确指出：这是一件“关系到我国两亿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的大事。1978年12月2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全国科协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提出阶段性发展目标：到1979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后，全国要有1000个品种的少儿读物在新华书店供应。《报告》同时针对少儿读物出版工作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措施，要求发展壮大作者队伍，大力繁荣少儿读物的创作；建议全国文联各协会，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及其在各地的分会建立相应的组织，并尽快地组织一批作家深入生活，争取在一两年内每人都能拿出作品；还建议在有条件的大学和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恢复或建立儿童文学专业，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有条件的美术院校，开设儿童画课；恢复少儿读物评奖制度等。上述举措，掀开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新篇章。

1979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设立儿童文学委员会，由严文井出任主任委员，金近、贺宜为副主任委员。此后，作家协会以多种形式、在多个地区广泛开展儿童文学创作讲座、座谈，逐步形成了儿童文学的凝聚力。1980年5月30日，第二次全国性的少儿文艺创作评奖揭晓，评选范围涵盖1954年1月到1979年12月出版的优秀少年儿童文艺作品。叶圣陶、冰心、高士其、张天翼、严文井、叶君健、陈伯吹、贺宜、包蕾、金近等13位老作家、老艺术家获“荣誉奖”，212篇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万人授奖大会。陈伯吹先生深情描述了此次评奖的效应，“对于繁荣儿童文学的创作，提高作品的质量，仿佛是一台大功率的发动机，又仿佛是登高一呼，群山应鸣”。

经历创伤、踟蹰多年的儿童再次鼓起了前行的风帆。1979年以来，地方专业少儿社纷纷建立，至1985年底，由“南有上少，北有中少”的局面发展为全国25家专业童书出版社。之后直至80年代中期，相关的政策持续发力。1986年6月14日，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1987年1月24日，《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专版出刊，冰心题写刊头。时至今日，《文艺报》仍是刊载儿童文学评论的重要阵地。在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中，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程玮的《来自异国的孩子》、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孙幼军的《小狗的小房子》、高洪波的《我想》、陈丹燕的《中国少女》等41篇（部）作品，集中反映了新时期前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优秀成果。

举国的号召，书业的建设，作协的推动，共绘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一个各界同心协力、共谋出版的盛世景象。儿童文学这个文学家园中的“小儿科”，在80年代后半期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

“三大件”工程与儿童文学提质

行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儿童文学，在新时期文学思潮的激励和各项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尝试了艺术性的追求，也显现了教育性的急切，偏离了儿童本位的艺术规律，也忽视了市场化时代的传播变化。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知识读物成为儿童读物的主体，儿童文学陷入低迷，不少出版社的文学读物编辑室因效益问题，一度撤销或合并。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规划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在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1995年，中央提出要推动电影、长篇小说和少儿文学的创作。这三项，被称为文学创作的“三大件”工程。

重锤敲响，四方呼应。1995年3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贯彻落实中央领导要求重视儿童文学的讲话精神。同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与《文艺报》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举行会议，商讨儿童文学大计，提出繁荣儿童文学创作的六项措施，包括恢复、健全儿童文学委员会，增补一些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为委员，由鲁迅文学院举办儿童文学青年作家班等。1995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召开“关于繁荣长篇小说、影视文学和儿童文学”座谈会，明确要把“三大件”的创作和生产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尽快拿出一批高质量的作品。各地作协也纷纷组织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繁荣少儿文学的指示精神，儿童文学、尤其是儿童长篇小说新一轮创作热潮由此开启，单调、低迷的儿童文学创作局面逐渐被冲破。

在各大图书评奖中，儿童文学原创图书也受到重视。以中国图书奖为例，在1994年第八届中国图书奖92种获奖图书中，少儿类获奖8种，且均是知识图书与思想教育图书。而到1995年的获奖图书中，“黑眼睛丛书”“青春口哨文学丛书”“小作家丛书”均出现在获奖书目中，凸显了原创作品的活力与生机勃勃的时代气息。从90年代末至新世纪，在多个重要评奖如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评选的优秀图书中，适应时代，服务儿童读者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先后涌现。孙幼军童话创作的典范之作《怪老头儿》，黄蓓佳反映当代儿童精神面貌的《我要做好孩子》，曹文轩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秦文君的《宝贝当家》《男生贾里全传》，郁秀的自传体小说《花季·雨季》，董宏猷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高洪波的《鸽子树的传说》，金波的《乌丢丢的奇遇》，金波主编的《红帆船诗丛》，张之路的《足球大侠》，杨红樱的《巨人的城堡》，王一梅的《木偶的森林》，张洁、彭学军、殷健灵的“小橘灯·美文系列”“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等贴近儿童文学艺术规律、适应儿童读者阅读需求的儿童文学作品，呈现出风格各异、名家涌现的热闹景象。这些作品也逐步成为当代儿童文学中的经典。

讲好中国故事与书写中国式童年

进入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儿童文学不断从文学的边缘走向市场的中心。被市场推动高速运转的儿童文学最大限度激发活力的同时，也在不断“透支”着儿童文学的创造力，模糊着儿童文学的品质边界。童书出版迎来业内所称的“大年”的同时，中国儿童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讲好中国故事”与“实现中国梦”成为两个颇具凝聚力的高频短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大命题，是对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价值表征，涵盖着我国对优秀传统文化、伟大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重自信。这给予新时代儿童文学发展以重要启示。

2013年底，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年会设定的主题为“儿童文学如何表现中国式童年”。由中国作家执笔抒写中国儿童的儿童文学，理应表现中国式的童年。当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时，恰恰说明了儿童文学创作需要警惕的某种趋向。2014年12月15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全国少儿出版工作会议；2015年7月9日，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两次会议，数百位全国各地的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少儿出版人参与，从“回应时代变化，描绘中国式童年”“坚守精神高地，打造儿童文学精品”“加强儿童文学评论，坚持说真话、讲道理”等议题共话儿童文学。两次京西宾馆会议也被评价为“吹响了繁荣儿童文学的集结号”，“将有力推动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开启一个全新的儿童文学时代”。

在作协“重点扶持”专项与出版业“主题出版”选题等政策带动下，儿童文学作家们积极投入了对中国当代民生大事的文学书写，密切关注了社会变革与时代发展，扶贫、援疆、支教、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城镇化进程等影响重大的事件都与儿童生活轨迹自然咬合，在儿童可感的视角下达成对“当代中国”的体认。还有多部作品聚焦和平年代的军人，以富有质感的细节呈现当代军人的默默牺牲与无私奉献，呈现他们不屈不挠的阳刚气质与昂扬奋进的生活状态。还有多部作品在讲述故事的同时，着力凸显了乡土、地域等民族文化特色，呈现了不同样貌的文化寻根。2015年前后，爆笑、魔法类儿童文学创作明显减少，讲述“中国故事”，书写“中国式童年”，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主旋律。

围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大主题，红色题材儿童文学大量涌现。大跨度的史诗书写，如董宏猷讴歌红船精神的长诗《中国有了一条船》，徐鲁纵跨70余年革命战争与新中国建设史的小说《远山灯火》；回顾红军战斗史的柳建伟的《永远追随》、张品成的《我的军团我的兵》等；描写战争童年的曹文轩的《火印》、黄蓓佳的《童眸》、张之路的《吉祥时光》、常新港的《寒风暖鸽》、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史雷的《将军胡同》、殷健灵的《1937·少年夏之秋》、左昡的《纸飞机》等；重塑少年英雄形象的如薛涛的《第三颗子弹》、孟宪明的《三十六声枪响》等。红色题材作品在对历史的回望中，以儿童的视角多角度呈现战争，反思战争，既直面战争的残酷，又弥漫着人性的温度与童心的光辉。这些作品引导当代孩子直面属于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书写了不忘来路的“中国式童年”。可以说，儿童文学创作承载了以文学记录时代童年的使命，参与了中国的童年变迁，并进而参与了对“中国”与“中国式童年”的体认与建构。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儿童文学发展与党的发展紧密关联。“培根铸魂”的文化使命与担当，更加凸显了儿童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未来已来，儿童文学将在新的时代肩负希望，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