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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孙犁美学风格确立的集大成之作，《白洋淀纪事》包含着多重交叠的内容。作品以开放的现实主义视阈展开与冀中平原现实历史的互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白洋淀地区军民奋起抗日为叙事聚焦域，其中对军民抗战意志的礼赞、对敌人残暴行径的鞭挞、对革命道德品格的崇敬、对工农兵真善美的颂扬、对幸福安宁生活的向往等，具有民族情怀、时代属性、革命本色。同时，孙犁以内向型的诗性主义视阈对抗战大后方普通军民“日常生活叙事”进行倾心营构，在其精巧雅致的系列篇什当中，构建起包括革命启蒙、人道主义、民间伦理、日常美学、抒情浪漫等话语内涵，从而确立起其显豁的美学品格。

作为“荷花淀派”美学风格的文学典范，《白洋淀纪事》能够成为国家政治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所共同接受与认可的“红色经典”通约文本，在当代红色经典谱系当中成为具有“当代性品格”，即如波伊劳所说的“中性共存性”的经典化特征（包含着历史、现实和未来三重维度），正在于孙犁在作品当中对诸多话语意识“冲突性”对峙的消弭、超越与整合。他对既有革命文学经验的拓延、对对立性话语罅隙的弥合、对宏大革命历史的日常个体聚焦、对现实战争题材的诗性美学赋予等，他调遣着传统与现代、民间与西方、政治与人文等诸多文学观念、叙事修辞、美学技巧等，实施着他对主流革命战争文学的“叙事结构”和“话语意识”的积极矫正与重构，以此实现他所倾心向往的“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这是他对革命战争文学“流行”“固化”模式的类型开拓、创制、生产、构建，也是对左翼革命文学叙事形态扇形谱系的延展，标识出革命文学叙事所能抵达的艺术高度与叙事可能，最终形塑出《白洋淀纪事》的跨历史、跨阶层和跨文化意识形态的红色文化内涵。

左翼革命文学以塑造“新人”为文本核心，借助于“感召模式”的叙事结构，展示人物在革命理念、革命想象、革命战争、革命先导的洗礼之下所经历的或艰难或顺畅的蜕变，这种革命新人的诞生与成长，尽管也要经历激烈的思想、心灵与精神的纠葛或焦虑，但“告别旧我、奔向新我”已然是预设的必然前提，并以政治正确的“革命品格”驱逐深邃鲜活的“个体人性”为叙事终点。孙犁在《白洋淀纪事》当中，解构了人的“革命品格”与“人性品格”的对立，解构了作为人的“宏大历史性”与人的“日常生活性”的抵牾，一方面倾力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队伍（主体为工农兵），他们自觉接受革命思想，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对革命胜利前景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作品在抗战大后方的日常生活化叙事场景当中，反复凸显军民（特别是乡村女性）所饱蕴的人性、人情与人格的高尚、完美、纯洁，展现出“人”的宏大革命品格与极致美好人性的“一体化”，复原出在革命场景和战争语境当中“人”的日常性、多重性和立体性。孙犁抒写了在中华民族遭受异族侵略的深重灾难下，普通军民特别是乡村女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展示出的民族大义、淳朴善良、英勇顽强、隐忍坚韧、慷慨乐观等高贵人性与道德品格。“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是孙犁的叙事选择，也是孙犁的刻意为之，深隐着孙犁对革命文学叙事经验延展的积极构建，即革命文学要向宏大的历史现实敞开，也要打开时代微观个体的面向；要展示战争年代普通军民坚定的革命党性品格，也要展示他们作为日常生活场域当中“个体之人”的永恒人性情感。可以说，《白洋淀纪事》续接起了五四启蒙传统的人性话语，又承接了革命文学的宏大理念，并且融入日常生活中人性诗意的开掘呈现，从而构建出具有高贵、美好、理想、纯净的人性或人情作为抗战革命人文肌理支持的总体历史图景。抗战军民的美好人性在《芦苇》《山地回忆》《吴召儿》《蒿儿梁》《浇园》等当中表现为女性向人民战士慷慨相助的军民鱼水情的温馨画面，在《采蒲台的苇》《邢兰》当中表现为普通民众在抗战大后方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在《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当中表现为普通乡民面对战争灾难所展示出的乐观智慧，在《吴召儿》《战士》当中表现为冀中民众以鲜明的爱憎立场参与战争，“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正是对“宏大革命叙事”的“日常生活化”转换、对抗战军民“革命品格”的“美好人性”的整合，《白洋淀纪事》获得了主流政治话语的认可，赢得了人文话语体系的接纳，成为其红色经典的重要艺术魅力。

“抗战”是《白洋淀纪事》的历史语境、生活场域、叙事装置、行动内驱，它以匀质的方式覆盖和介入到普罗大众的精神世界，充当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内容，形塑着乡民的精神肌理，民众身处于“同质的历史”（抗战）被赋予了“抗战政治革命”的“符号意义”或“身份标识”，抗战由此充当起民众的合法性日常生活内容。同时，孙犁消解了宏大历史与日常个体之间惯常隐匿的规约与反规约的对峙，对革命化、政治化的抗战群像的塑造，进一步分解为对抗战军民“个体生命”的文学呈现，聚焦于普通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民族战争劫难时，个体的生命、身体、情感、心灵所承受的生死考验、欢欣忧伤、灾难磨砺与精神创痛，展示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抗战革命前景的乐观、自信和坚韧，但是孙犁更关怀战争时期民众所经受的物质匮乏、生活孤寂、生命陨落、青春流逝、心灵焦灼的“真实质地”，这是其人道主义的主体内容。女人因水生抗战离去时的孤寂（《荷花淀》），水生在抗战生涯中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嘱咐》），抗战少女大菱的意外“牺牲”（《芦花荡》），小红和小红娘所忍受的物质压榨与生活凄苦（《采蒲台》），浅花遭受着惨烈的身心折磨（《“藏”》）等。可以说，《白洋淀纪事》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革命化的人道主义”，是将革命关怀与个体关怀进行合一的“人道主义”。一方面，孙犁聚焦于普通民众所经历的“抗战革命意识”的萌芽、生长、确认到坚定的“身份成长”，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人的思维、伦理、观念、行动与精神的革命化景深；另一方面，孙犁并未将个人被宏大历史所规约的“革命身份”的“赋值”或“成长”，与世俗日常性的“个体生命”的“自然”或“人性”进行剥离，而是将革命身份符号与个体生命符号进行了“内嵌式”的“并置”，即宏大的革命身份的生长与确认，是生成于个体的日常生活渴望与人情人性经验。因此，对民众个体的日常生活的情感、心灵和精神的慰藉，也就包含了对个体所同时附着的抗战身份、革命身份和政治身份的激励，或者说，《白洋淀纪事》的人道主义是对个体的日常性与革命性、对“个体关怀”与“战争认同”的弥合，由此导引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体军民抗战革命的人道合法性。

在《白洋淀纪事》中，较之于家族宗法伦理，民族国家伦理在战争语境中具备至高的历史权威，而传统家族伦理向革命战争伦理“同向”转换的叙事机制，则是家族伦理的话语权威者（作品中常化身为父亲或长辈）对革命伦理的认同、推崇与告诫，遵从家族伦理秩序当中父亲的告诫，与遵从民族国家伦理秩序的革命召唤就实现了同构。譬如，“水生，你干的是光荣的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荷花淀》）“爹活着的时候常说，水生出去是打开一条活路，打开了活路，我们就得活，不然我们就活不了”“你应该记得爹的话，向上长进，不要为别的事情分心，好好打仗”。“爹对我们娘俩，照顾得唯恐不周。只怕一差二错，对不起在外抗日的儿子。”（《嘱咐》）“为国家打仗，那是本分应该的，我明白。”（《光荣》）这些作品当中家族伦理和谐的核心法则在于家族成员是否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革命，也就是国家的抗战伦理成为维系家族宗法伦理的前提，《白洋淀纪事》当中的家族人际和谐与革命感召动员在相对一致的话语实践当中，完成了以抗战革命合法性为话语统摄的“国—家伦理”构建。

再就是抗战文学的革命启蒙构建。孙犁在《白洋淀纪事》当中构建起以“家族日常生活”主导的叙事形态。革命启蒙来自左翼文学传统，常体现为战乱时代的个人迷茫与革命引领者的解惑、以个人的蜕变融入革命集体为主流叙事模式，但是这类个人化的思想蜕变与身份改造，往往以强制嵌入革命规约并放逐个人本真性情作为身份成长的代价。《白洋淀纪事》当中普通民众的党性品格、革命品格和政治品格的“赋值”，是基于对家族日常生活、宗法亲情伦理的自觉践行与情感渴望的自然生发，即他们对革命的信仰、对抗战的参与、对国家的奉献，其信念与行动的指向是对家庭伦理、血缘亲情、民间人道以及日常生活“和谐”“幸福”“团圆”“安宁”的热望、营造与捍卫，是充盈着人情温馨、人性纯真、人伦美好的生活化向往的理性本能驱使。“为什么着急把你送到战场上去？我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地回来，和我见面”（《嘱咐》），“我们要组织武装，寻找活路”（《采蒲团》），“敌人正在附近村庄放火……搜捕杀害冀中的人民”（《小胜儿》），“日本鬼子烧杀，她觉得不打出去也没法子过”（《丈夫》），“她们是绝处逢生，对敌人的仇恨长在”（《织席记》）“要不是顽军来进攻，你爹也许就家来了”（《纪念》）“他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那些英雄们的灵魂”（《碑》）。同时，当民众以捍卫个人家庭幸福的动机参与抗战革命时，女性与男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革命话语的统摄之下，一并获得了超越家族宗法模式的齐等权力。《荷花淀》当中水生嫂们革命意识的自发觉醒，是生成于对丈夫、亲人和家庭的“人伦挚爱”，他们自发走出传统家庭模式，介入到抗战鲜活现场，由此激发出她们的革命自觉意识与性别平等意识。《看护》当中刘兰始终坚持革命生活所赋予的性别平等意识，“咱们是工作关系，你是病人，我是看护，谁也不能压迫谁。”《蒿儿梁》当中的主任因为革命生活的启蒙而获得了坚定的女性权力自觉，“他觉得我还是那几年，给他当奴才的时候哩！”《走出以后》当中的王振中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冲出了家庭宗法束缚，“这是我情感乐意，谁也管不了我”。传统家族模式当中男性与女性不平等的性别话语格局，因女性革命意识的觉醒，获得了挣脱家族伦理秩序框架的机遇，在革命的公共生活平台，争取到了与男性等齐的革命权利，完成了“家庭女性”向“革命女性”的身份重构。

左翼文学中阶级共同体的认同，常需要借助外在的革命装置或政治权力的介入，才能实现对自我或群体的阶级身份的清晰确认，其中所存在的强制性规约或观念性划分的“坚硬”，造成了个体的自我认同与阶级归属之间的抵牾，最典型的冲突模式是“知识分子的精英认同”“乡土民众的民间认同”与“革命阶级的政治认同”三者之间的身份罅隙与精神裂变。《白洋淀纪事》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中平原抗战民众的阶级共同体的认同生成，一方面来自异族侵略的战争观感与灾难体验，所激发出的是最为本真的民族阶级意识和民族抗争自觉，“抗战”成为时代生活的共名与历史生活的主体，由此完成民族阶级共同体的想象与实践，《蒿儿梁》中的“不把敌人打走，我的命还在人家手里攥着哩”，《新安游记》侄儿对汉奸大伯的大义灭亲，都表征出个体的民族阶级认同的集体自觉；另一方面，普通乡民共同体的认同构建，不仅以人的党性品格为标准，譬如多儿与刘德发的相恋正是出于对彼此政治品格的艳羡与钦佩（《正月》），同时也生成于家园性、家族性、亲缘性的和谐、幸福被蹂躏、被践踏、被消散的情感、伦理和行动反映，最为典型的叙事情节体现为家族亲人的离散、青春女性的消逝、个体生命的陨落、日常生活的悲苦等，所构建起的被压抑、被伤害、被摧残的阶级共同体的“侠义文化通感”，譬如“杨主任牺牲了”“我们别忘了给他报仇”（《小胜儿》），老人出于护送任务失败的“赎罪”，更多发自于他对年轻而美丽的女性生命被残害的民间伦理化的侠义复仇，“自己没儿没女，这两个孩子多么叫人喜爱！”（《芦花荡》），乡土世界最为朴素的侠义伦理，包括亲民爱国、扶倾济弱、替天行道、智慧勇敢、仗义豪迈、复仇精神等，在饱经战争残暴、备受异族戕害、对抗生命蹂躏的生活化语境当中，其本真的情感、集体的行动、相通的信念、鲜明的爱憎等，实现了与抗战革命阶级话语动机的要义暗合，也演绎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革命及其胜利所包蕴的人性、历史与伦理的伟大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