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红色题材创作，通常也叫红色文学、红色文艺创作。“红色”在这里具有特殊的政治寓意。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红军”“红旗”“红色苏维埃政权”“红色革命根据地”等语汇，指代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新事物。此后，还出现了“红卫兵”“红色经典”“红歌”等。概而言之，凡是反映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进行伟大历史创造，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都可视为红色题材创作。其中的“红色经典”，充满了积极、向上、自信、乐观的时代精神和正能量，保留了人们的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不仅在文艺史和现实生活中发生过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在塑造我们的心灵，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近百年来，红色题材创作延绵不绝、蔚为大观，曾经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革命战争年代，围绕启蒙和救亡主题，左翼文学、延安文学诞生了一批红色经典，激励着人们反抗“三座大山”，寻求民族独立和翻身解放。第二次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以“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三红一创（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为代表，以艺术的方式论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新生政权的合法性。第三次高潮是改革开放时期，出现了《高山下的花环》《东方》《新星》《历史的天空》等优秀作品，召唤、回应并推动着社会进步。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关于现当代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既参与了时代主流价值建构，也为新文艺创造了新的审美范式。

当下，红色题材创作正在迎来第四次高潮，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毋庸置疑，这些年涌现了不少优秀红色文艺作品，但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叫好又叫座”的经典之作还是非常匮乏。从表面上看，“五老峰”难以翻越——主题老、题材老、角度老、人物老、手法老，难以吸引今天的受众，更遑论引发心灵共鸣了。从深层次看，乃是因为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力弱化、审美力迟钝、想象力贫乏，更重要的还是创作心态浮躁，缺少精益求精的态度和锐意创新的精神。

新时代红色题材创作实现突破的关键还是在于回归艺术本体：一是要注重塑造典型人物，尤其要塑造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其次要以情动人，找准历史与当下的共情点，激发情感共鸣。三是追求诗性，要努力在艺术情境中自然而然地孕育生成诗意。四是要有哲学意识，善于从红色精神资源中提炼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价值。另外，还须重视“有意味的形式”，这是艺术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路径。

二

红色题材创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革命历史题材。随着社会发展和审美风尚的变化，人们对这类题材有了新的审美期待，期盼从中汲取新“价值”。诚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代。”深度开掘革命历史题材，必须注入当代意识。只有直面当下社会问题，立足现实观照历史，才有可能实现新的“价值发现”。

近些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出现了两种值得反思的倾向，一种是刻意迎合消费主义，还有一种是片面追求艺术的超越性价值。前者受消费市场主导，以娱乐化方式处理历史，于是出现“手撕鬼子”等荒唐闹剧，出现把残酷革命斗争改装为具有网游特征的冒险游戏，严重违背了历史真实，遭到人们诟病。后者则醉心于对历史进行“另类”想象和阐释，像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因为刻意消解了剿匪斗争的政治属性，于是打土匪演变成了一场江湖侠客的村庄保卫战；在《金刚川》中，志愿军顽强抢修桥梁本是反侵略斗争，可是电影通过重复性叙事实现寓言化，将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简化为了抽象的意志较量；在《悬崖之上》中，革命者坚定的政治信仰因为抽空了历史内涵，变成了某种绝对执念。这些作品看似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其实只是保留了历史外壳。一旦刻意回避时代政治、剥离阶级属性，历史事件和人物就会被抽空具体的社会、文化内涵，而沦为某些抽象理念的象征。它们看似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情境抵达了人类的普遍境遇，其实缺乏生活肌理与生命温度，在凸显理性的同时，丧失了生活与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作品对历史进行了隐秘的解构。像这样的“当代化”，自然会引发人们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难以产生思想认同与情感共鸣。

在处理革命历史素材时，首先要有历史感，也就是说要沉潜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以同情之心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在情感上秉持尊重和敬仰，在对时代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整体把握的前提下，努力还原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人物和事件。其次，立足今天的时代价值需求进行“当代化”，在回归常识、常情、常理中融入人文情怀，保有对理想和信仰的执著追求，发掘最能触动当代读者情愫、最能震撼当代读者心灵的亮点，实现叙事的深度意义。

譬如，长征时期共产党人的斗争与探索，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历史困境中焕发的精神光芒和巨大智慧。站在新时代回望这段历史，既有历史本身所应承担的反思，也有属于全人类的崇高信仰，当这些都指向当下社会生活时，凝固的历史就生成了新价值。另外，革命历史题材是存在超越性书写可能的，因为生、死、爱等母题都关联着人类生活中悬而未决的哲学命题。譬如我们熟悉的红色经典《白毛女》，看似是阶级叙事，其实也是关于女性解放、人的解放的叙事，因此它才会穿越时空，引发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反思自身困境时产生强烈共鸣。

三

为了实现对于历史本质和时代精神的揭示，红色题材往往采用宏大叙事。所谓宏大叙事，用利奥塔的话说，就是用一个元话语来统合整个世界。莫言也说过: “重建宏大叙事确实是每个作家内心深处的情结。”宏大叙事的特点是对生活进行正面强攻，注重对英雄典型的塑造，时空跨度较大，结构比较庞杂，试图对社会历史进行某种总体性概括，弘扬时代主流价值。文艺史上宏大叙事的优秀之作比比皆是，像“三红一创”、《东方》《金山银谷》等等，都具有史诗气质。

抵达时代主流、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并非只有宏大叙事一种模式，通过巧妙的日常叙事同样可以穿透琐碎表象，实现对于生活的整体性把握和对时代本质的穿透。像文学经典《荷花淀》《百合花》，均是采用侧面切入的方式，以小见大，折射时代生活主潮，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前者讲述一群青年媳妇去看望当兵的丈夫，途中遭遇一场伏击战，表现了普通人的英勇无畏，揭示了抗战取得胜利的必然性；后者讲述“我”借、还一床缀满百合花的被子的故事，表现了军民鱼水深情，讴歌了残酷战争环境下人性的美好。这两部作品表现的都是宏大命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是作家没有正面书写战争图景，而是通过发掘日常生活、普通人心灵中的“奇崛”风景，折射了时代的波澜和风云，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尺幅千里，见微知著，这些“小叙事”实现了对于时代的宏大书写。

进入和平年代之后，大历史往往以琐碎、平淡的方式呈现，这就给红色题材创作带来了新挑战。以过去红色经典所建立的美学经验来处理当下生活，可能未必完全有效，因此必须重建新的审美范式和叙事方式。质而言之，宏大叙事之大并不在于作品体量的大，也不在于描绘生活图景的大，其根本在于价值内核——通过典型化的事件和人物诠释时代主流精神和揭示历史发展趋势。因此，前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积累的由日常叙事抵达宏大历史的经验，对于如何处理当下日常“小生活”、呈现大时代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最近引发热议的微电影《阳台》，讲述的是武汉“封城”期间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女孩相互拯救的温馨故事。影片通过小小阳台汇聚信息和情感，折射社会风云激荡；在日常叙事中运用细节刻画凡人英雄，通过开掘“个体记忆”完成了家国同构。作为一部表现当下生活的红色题材创作，这部“小叙事”散发出一定的“史诗”气质。

四

红色题材创作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塑造出富有时代气息的英雄形象。回眸红色经典，像江姐、林道静、小萝卜头、梁生宝、李云龙等形象不仅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画廊，而且成为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象征，塑造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有人说过，拒绝世俗是英雄主义文学的特点，同时也使得英雄主义文学陷入困境。因为与世俗拉开距离，过于强调“非凡”，会使得英雄形象失去成长的艺术空间。当英雄不食人间烟火之后，就会变得失真和贫乏，失去丰富的人性色彩。过去一度流行的“高大全”创作模式，就将“非凡”推向了极致。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英雄”缺乏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必须将英雄还原为人，这才有可能拓展红色题材创作的艺术空间。

随着20 世纪 90 年代大众文化兴起，英雄一度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有些红色题材创作走向一个极端，故意让英雄染上土匪气、流氓气，似乎这样就还原了复杂的“人性”，其实是误入歧途。只要是人，就不可避免存在人性的弱点。书写英雄的弱点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能偏离其本质品性。像《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都是有缺点的英雄，正因为平衡好了英雄品格和人性弱点，所以他们才显得真实可爱，能够与世俗生活中的读者产生共鸣。

进入新时代，有些作品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做出了新探索。譬如《黄冈密卷》，深入探讨了英雄的精神生成过程。这部作品没有简单地将不同观念和立场进行二元对立处理，而是坚持对于人的整体性认识，在新的向度上对人性做了深入开掘，主人公老十哥身上“党性”与“人性”实现了完美统一。电视剧《十送红军》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亦是独辟蹊径，剧中每个英雄都是带有独特文化印记的“凡人”，可他们一旦被置于非常情境下，就都成了“非凡”的人。发掘“非常情境”，就是立足当下“发现”历史。《牵风记》中的战将齐竞也是一个有新意的典型。他深爱着汪可逾，可是顽固的“处女情结”令他无法接受她。当汪可逾牺牲后，他才深感情债沉重，以致终身悔恨交织……“处女情结”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即便是不惧牺牲的革命英雄也未能免俗。难能可贵的是，小说深刻表现了齐竞的忏悔意识与反思精神，这在过去的红色题材创作中是不多见的。而这两点恰恰对于族群、国家甚至人类的价值建构意义深远，所以，齐竞这个英雄形象呈现出超越性价值。

我们知道，英雄与普通人的根本性区别在于，他们具有“英雄性”。“英雄性”只是复杂人性中的“非凡”部分，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人，理所当然拥有多重人性。因此，红色题材创作在塑造英雄时，必须观照作为完整的人的丰富人性内涵，唯有如此，“英雄”才会血肉丰满、真实可信。除了从英雄身上淬取与当下需求相契合、能感动当下人们的“英雄性”，还应注入人类意识，将情感心理引向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