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真正的批评是什么？是见了名人膝盖就发软脸部表情就不自然的人撰写的废话连篇的“特稿”吗？不是的；是印在一部作品的扉页或封底的不负责任的广告词吗？不是的；是题目花里胡哨或大而无当，而内容苍白空洞或浅薄无聊的应景文章吗？不是的；是信口开河天花乱坠“才华横溢”的话语表演吗？

不是的。真正的批评是充满论辩色彩的对话，是争论。因为，正像蒂博代指出的：“争论是文学的灵魂”，“没有批评的批评，批评本身就会死亡”。当然，争论可以率直、尖锐、激烈，但不能沦为恶意的诬蔑和恣肆的攻击，而是服从理性原则和批评规范的内在制约。真正的批评之所以争论，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感，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它为真理而争论，而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它认同和遵行T. S. 艾略特的原则：“批评家必须有高度发达的事实感。”它用事实和作品内部的事象说话，言必有据，不发空论。最后，它用朴实而优美的语言说人话，而不是故意把话说得玄而又玄，谁也不懂。

从功能和作用上看，文学批评通过对作家、作品及思潮现象的分析和评价，积极地影响读者的阅读和作者的写作，维护文学肌体和社会精神环境的健康。批评会潜在而有力地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和精神气候。阿诺德说得好：“有评论才华的人能左右环境”，“会创造出一种使有才华的人能够充分利用的精神局面”，“评论能确立思想秩序，即使不是绝对正确的，也总会比以前的更正确些，它还可能使最好的思想占据优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伟大的文学创作才能繁荣”。

无须讳言，我们的批评风气依然不正常，我们的批评精神依然不成熟，我们的批评意识依然不自觉，我们的批评里依然有太多的庸人气、商人气和市侩习气。我们需要自己的别林斯基、爱德蒙德·威尔逊和F. R. 利维斯，需要更多的李健吾、李长之。我们需要这样的批评家：他有广泛的阅读经验、敏锐的感知力、准确的判断力和自由言说的勇气；他用文学的标准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作品，用道德和信仰的标准判断它是不是伟大的作品，借此，他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作品与金相玉质内外俱美的作品区别开来；他维护批评的尊严，把通过话语交换从“大师”“兄弟”“朋友”那里得来的名实两乖的“夸赞”当作文学名利场上令人赧颜的“无耻景象”；他不怕说错话，因为他有勇气修正自己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保持道德上的一贯，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贯；最后，他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时代，自郐以下的作家的半生不熟的作品实在太多，不宁惟是，正像T. S. 艾略特在《文学与宗教》中所批评的那样，“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却倾向于使人们堕落”，因此，他在走近它的时候，就只带显微镜和手术刀，而不带鲜花，就像一个农民在播种的时候，只带犁耙而不带镰刀一样。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2年第2期

批评家印象记

独发异声的文学批评家

——李建军文学批评读后

吴 俊

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才能显然并不仅限于所谓“博士直谏陕西文坛”事件， 虽然“直谏”——确切地说，应当是“直击”才是——事件足以称得上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次重大事件，而李建军恰是这一事件的发端者和中心人物，但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李建军来说，他对这一事件的引发，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职责过程中的一次正常的批评行为而已，其主观上并没有任何刻意的预设目的——如果一定要说有所目的的话，那这种目的其实早已贯彻在了李建军的所有文学批评活动中了，即对朴实的文学精神（包括文学者的人格）的坚持和捍卫。我注意到在此之前李建军对他之所以会仔细研究陈忠实的创作特别是《白鹿原》的文学成就并因而撰写了《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一书初衷的说明：“我之所以反复释读《白鹿原》、研究陈忠实的创作，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文学很少以朴实的方式讲真话的时代，这部作品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诚实朴素的文学的价值和力量。”（该书《后记》）重要的当然并不是批评家的这种自我表白，可是，只要你读完这本书，你就难以质疑它的作者对于“诚实朴素的文学的价值和力量”的真诚认同的宣示，这也不仅仅限于他的评论和研究的主观心态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他同样堪称“朴实”的文风和批评研究方式。相比之下，作者的学养素质、思辨能力和出众才情倒显得只是第二位似的，它们只是朴实的文学价值和力量得以实现的一种途径。以这种角度来看，李建军的“直击”陕西文坛及其前后的一系列文学批评活动，理所当然的是他基于自己的良知、学识、才能和职责的连贯动作，并且这一连贯过程还在持续着。由此， 我对在整个“直谏”事件过程中，始终少有能在批评理论上与李建军进行实质性交流和交锋的同道或对手的现象，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气馁和悲哀，——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同行）应当说都是问心有愧的。但是，我对那些习惯上或本能地以“意图伦理”立论而猜度并反驳李建军的“直击”批评、带着个人私利动机的人不能不表示轻蔑和愤慨，这种人一厢情愿、破绽百出且文不对题地悬空虚拟出种种他人的阴沉动机，暴露的恰恰是自身或普遍存在的论辩用心， 即用人格攻击来取代文学（批评）的思想理论交锋，即便不是故意陷人于不义境地的话，恐怕也是企图以此来掩饰自己在思想理论上的贫乏。空穴来风式的主观人格批评实际上是将文学的真实性及其丰富的精神存在形态和价值实现方式消解在无形且无聊之中了。如此，李建军因《白鹿原》而发的“我们这个文学很少以朴实的方式讲真话的时代”的感慨，倒真正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以朴实的方式讲真话”之难，李建军的遭遇又是一例。并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一方面是说假话在文学批评界弥漫成风，另一方面是说真话更有可能受到无端的压制，甚而被“正人君子”或“好好先生”诬曲为“小人”的行径。在我大致了解了“直谏”事件的整个过程后（有关文章基本上都收录在了《突发的思想交锋》一书中，惠西平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一点。

同时，“直谏”事件和李建军的遭遇也再次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往往只是尖锐的、直言不讳的文学批评最有可能引起文学界和传媒界的注目甚而构成轰动性的“新闻”事件？进一步的问题是，这样的文学批评是否能属于正常态的文学批评？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性的，但是，这样的问题之所以会产生，都是因为尖锐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总像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似的，而不只是由于它的罕见才引人注目。由此可能形成的误导会是引诱文学批评去刻意制造“骂人”事件而远离理论探究和文学思想交锋的宗旨。因此，在类似“直谏”事件的文学批评中，受到伤害的不只是严肃、正直的批评家个人（如李建军），更主要的还是文学批评本身。随着原本应该是正常的文学批评往往要被视为不正常，而“别有用心”的文学批评又混迹其中，人们总难免会专注于前者的轰动性和新闻性，对后者则又熟视无睹，任其泛滥，这两者反映的其实都是对文学批评的严肃学理的冷漠。文学批评格调的庸俗化和严肃学理的难以进行，正是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根源之一。

所以，即使仅就“直谏”事件个案而言，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活动也是对严肃的文学批评常态的一种恢复。这种恢复在现在的文学情境中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文学批评的学理性（基础）的自觉追求和强调——他对陈忠实、贾平凹的评论，无不建立在冷静、客观的理性和扎实、细致的学理分析基础之上， 并非浮泛的感觉、印象之论；二是真正自觉地体现了对于文学批评的责任和使命的个人承担意识。文学批评的价值实现，除了其必不可少的学理基础之外， 还必须充分具备文学创造的介入性、参与性和互动性的现实诉求，否则，文学批评就仅是文学现实的局外人和旁观者。李建军的“直击”使我们真切看到了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创造过程中的现实存在，表现出了文学批评在文学现场中的一种力量。特别重要的是，李建军的“直击”代表的实质上是我们这个时代日益衰微和沦丧了的文学正义性。前文所说的他对严肃的文学批评常态的恢复， 实质上也不应该只是对文学批评而言，这种“恢复”的最终意义在于对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正义精神的恢复和倡导。文学的正义本来是文学存在的公理， 但“直谏”事件却使我们目睹了公理的成立之难，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需要“直击”文学现状的最根本理由。换句话说，李建军的“直击”正不失为我们文学生活中的一种“反腐”“廉政”行动，其目的在于抨击或挽救文学正义沦丧的堕落。

像许多同道一样，我是在受到了“直击”批评的空谷足音般的震动后才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李建军的整个文学批评活动。比较来说，我更多的是想因此了解一下李建军的文学历史而非孤立的“直谏”事件。因为要论个人的话，通过某一事件本身固然也足以作出一些就事论事的判断，却很难形成对其个人素质的整体判断及事件发生的逻辑性认识，特别是在有了那些诛心之论以后，以前读到过的李建军的文字更需要有一种深入的确认。我发现李建军的文学评论不同于其他批评家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宏大的文学史视野和严谨的理论思辨逻辑， 即他的文学评论具有非常鲜明的“史论”气质——这使得现实性、当下性的文学批评获得了成熟的学术理论形态和强烈的思想批评色彩。现实的文学锋芒有了文学史论的纵深内涵的支持，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才具备了文化思想论述的涵盖性和穿透力，而不局限于文学的个别现象范畴。对他的直击陕西文坛，也当作如是观。如果仅仅以为他的批评指向只在个别作家（如陈忠实或贾平凹）， 那是一种误解。如对由“一绺头发”的文学描写而引发的关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的论析，很显然李建军触及的是由民族的特定历史而形成的文化情感和人文精神传统问题，并不仅仅是文学比较的差异性；涉及人性、人道等人类共通意识的历史文化批判才是他的主旨，李建军剖析问题的层面显然不在其技术性，他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必须经由对民族文化的历史体悟和理性分析才能被较为充分地把握。同时，从他的评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李建军究竟怎样通过文学的个案来阐发他对文学的超越性的理解。文学的超越性和文学必然包含的历史文化内容在李建军的文学评论中是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而存在的，它们在文学中的表现方式应当引起批评家的关注。因此，即使《白鹿原》对“一绺头发” 的技术处理无可厚非，但仍不能掩盖技术表象的背后所隐藏的人性情感和民族历史文化问题。批评家的责任就是要使这种问题凸现出来，并探讨其重要性和深刻性的意义。李建军以《静静的顿河》中类似细节作比，用意也在于此。他对单纯的文学评论（模式或习惯）的超越，使他的文学评论的思想文化价值显得分外突出和鲜明。我以为这是李建军对当前的文学评论及其思考和写作方式的重要贡献，至少也是一种有力的倡导。

再如他对陕西作家的群体性特点的分析，视点也落在陕西的地域文化方面， 以及文学史的代延影响和承传发展上，要言不烦，具体尖锐，不似通常这类评论的浮泛空虚和不得要领。

李建军的批评锋芒和勇气当然值得钦佩，但我想强调，是他的敏锐的思想触角和深厚扎实的理论素养，才使他有可能成为一个特立独行、卓然自立的出色批评家。相对于他的比较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李建军对小说和文学理论的专业性研究或许还并不为人们所广泛了解。在一般人看来，这恐怕是会显得过于学究气、学院化的吧。但这却是李建军之所以高出其他批评家的重要素质基础和学养保证。仅就读到过的有限的几篇论文来看，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不仅探讨过诸多重要的小说理论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见解，还相当自觉地追求理论上的彻底性，试图达到学术研究的逻辑规范和观念范畴上的完整性。如果把他的这种学术理论形态上的彻底性和完整性同他的“准理论形态”的文学批评活动连贯起来看，就能发现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正是他自己文学思想的具体实践，并且，这种实践使得他的理论成果在进行状态中的文学现象上被再度激活，而不仅仅是停留在逻辑意义上的纸上的生命。

李建军曾专门评论和探讨过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的理论价值（《论布斯小说修辞理论的贡献和意义》），由此他对小说的修辞性质及小说的观念得到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在《论小说修辞的理论基源及定义》一文中，他整合了戴维·洛奇、浦安迪和布斯的小说修辞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界定：

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的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间的心照神交的整合性交流关系， 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它既指作为手段和方式的技巧， 也指运用这些技巧的活动。作为实践，它往往显示着作者的某种效果动机，是作者希望自己所传递的信息能为读者理解并接受的自觉活动；作为技巧，它服务于实现作者让读者接受作品，并与读者构成同一性交流关系这一目的。

对于“小说修辞”的这一界定中的一对最重要的关系——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李建军至少在三篇论文中进行过多方面的阐述：《论小说作者与隐含作者》是对布斯等学者以“隐含作者”否定真实作者介入小说的理论倾向的辩正；《为什么会这样》则专门探讨现代主义小说作家与读者的异化关系形态形成的原因；而《主体关系的断裂》剖析的是由接受美学理论引致的小说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很显然，李建军的小说修辞观点表达的是他对以小说现象为代表所构成的文学关系特征的根本性思考，他要回答的其实是有关小说形态的本体意义上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他自己所说，文学尤其是小说，应被“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修辞性艺术”（《主体关系的断裂》），这种观点最强烈地肯定了文学（小说）活动中的以作者为基石的主体创造因素的重要性。

现在，从李建军的小说理论视点反观他的文学批评，我忽然便有了一种顿悟式的理解，他的文学批评旨趣之所以执着于小说的历史文化含义，根本原因在于他将小说视为创造性的修辞艺术——如果说这种修辞艺术构成了小说的结构形态，那么，其中的主体（主观的）价值取向正是小说（修辞艺术）的内在驱动力，修辞艺术体现的是包容了但更是超越了技术层次的精神建构。李建军从思想文化史角度对“修辞”概念的纯技术（形式）观点的反驳和辩正，阐述的也是同一道理。在此，他与其他批评家的区别显露了出来，从早先体大思密的“陈忠实论”（《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到最近独发异声的对莫言《檀香刑》的批评（《是大象，还是甲虫？——莫言及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析疑》，《文学自由谈》2001 年第6 期），李建军都堪称“吾道一以贯之”，而其他批评家的普遍“多变”则正好可以用来作他的映衬。成熟的学术思考和全面的理论素质确实关乎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气节。我想李建军的“直击”陕西文坛也不外乎是这样发生的。

（吴俊，时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