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文学界也流行起了“越界”。作家写评论，评论家写小说，似乎成了一个热点现象。这其中，文学评论家於可训先生的小说创作，便是这道文坛风景线中的一景。新世纪以来，他已发表了不少颇具分量的中长篇小说，如《地老天荒》《特务吴雄》《才女夏娃》《移民监》等，以及一些相对短小、介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忆旧类作品。就后者而言，仅在最近一两年，他便有“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两个系列问世。这些作品多取自作者的故乡人事。就像他在“乡村教师列传”的收官之作《小张先生列传》文末写到的那样——“余撰此列传，非为乡村教师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实乃有感于世事多变，人生多艰”，他写它们，并不是为了刻意纪念什么人和事，而只是借由那些人和事，借由其牵连的世事、命运，追怀一段自己曾亲在或亲见，而今却已远逝的生活。

一

也许因为是一种极贴己的写作，於可训笔下的那段生活，也就蓄满了人世的沧桑与温情。

《看相细爹传》，是“乡人传”系列的首篇。这个作品的主人公细爹是一位扒手，他孤儿出身，幼时被遗落在九江码头，却因此得到当地大扒手金先生的真传，成了江湖名扒“银钩钩”。直到一次意外失手，腿被打断，他又阴差阳错地跟随另一位民间高手学成了江湖牙医。待世道变迁，江湖牙医作为“危害人民健康的非法游医”受到打击，细爹只得告老还乡。而在还乡前，细爹也曾被一看相老者相中，意图委以“绝学”，但他却拒绝了命运的最后一次“垂青”，“拄着一根拐棍，拖着一条跛腿”，踏上了回家之路。

细爹一生，可谓多蹇。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出身贫贱，职业卑贱，终生漂泊，几于潦倒。但这样的人生，却似乎正是作者这个讲故事的人所“垂青”的。他写他少时的孤苦（被乡人忘却在异乡码头），盛年的创疼（做扒手被打断腿），归乡后的炎凉（侄媳妇弹嫌），直到垂暮之年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侄儿家的猪屋里——“那时，他的老伴已经去世，他自己也有九十多岁了，还是靠侄儿养着，一个人睡在一个猪屋里。猪屋又矮又小，刚够摆一张木床，细爹就躺在那张宽大的木床上。床边挂着一个老式夜壶，床头放着一副吃剩的碗筷。”这些，可以说写尽了一个历尽沧桑的底层小人物的悲苦一生。

但如果只是悲苦，作者的“垂青”未免失却了分量。在细爹卑贱而悲苦的一生中，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贫贱不移的人生态度：正直处世、善良为人。在小说中，细爹初做扒手，便秉承了师傅金先生承自其师傅（细爹的师爷）的职业道德——

金先生的师傅则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干这一行，合乎天道。只是不要过分，失度。过分，失度就是损不足，就是反天道而行之了……金先生牢牢记住了师傅的话，所以，他带徒弟，也奉行这个原则，但凡贪得无厌，扒窃无度的，他决计不带。

扒手也有扒手的职业道德，这并不稀奇，但是这道德竟贯通着“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样的“天道”，却不能不让人有些惊异。现实之中是否真的有金先生、金先生师傅、细爹这样的“义扒”，或者说即便有又有多少这样的“义扒”，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作者在他的作品里确实着意塑造了这样的一种 “义”，以及金先生、细爹这样的守“义”之人。“损有余而补不足”，当然是一种义。细爹做扒手只“损有余”是守义；后来做牙医，只拔牙，而不挑牙虫（这是骗人的），也是守义；及至拒绝算命先生的好意，以及和妻子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都是守义。

在於可训的笔下，正直、善良乃是这“义”的精髓所在。细爹如此处世，这般为人，其他人亦是如此。《张先生列传》中的张先生，他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比细爹略高——是一所小学的校长。但命运之多舛，却不遑多让。这个当过兵，有着军人作风，从而给坝上小学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式教育观念和方法的张先生，一开始还在艰困的条件下能靠着年轻、乐观不畏艰苦甚至以苦为乐，但洪水致残了他的一条腿后，其人生也就急转直下——先是工作被有关系和门路的人顶替，后来带领学生种菜，又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身心的打击，生活的困厄，终于让他沉入生命谷底。直到又一次洪水来临，冲决了张先生家房屋，在妻儿获救的情况下，他却不幸被砸死。只是，死时他怀里竟还紧抱着上级奖励给学校的两块黑板。

这样的张先生，和细爹一样，他的舍己为公，当然也是一种义。而和这种义相映衬的，则是他坎坷多舛的命运，这也让他和细爹又多了一种共同性。其实，我们发现，在於可训笔下，往往是这种底层小人物身上，反而总担负着这样一种道义。他们无惧寒微，不管贫贱，哪怕遭不公，被践踏，依然保持着良善与正直，如被浊世玷污却又竭力保持洁白的莲花，令人唏嘘，又让人感动。在《歌子三嫂传》中，美丽的三嫂亦是如此。三嫂只是湖区平常农家女，平常的家庭，不甚平常的丽质与爱情，只因为爱情和婚姻的另一半突遭厄难，三嫂就变成了一个“歌子”（神经失常之人），进而又因为一些平常和不平常的经历，她竟化身为了湖边为过往船只引航的“航标”。三嫂是个美丽而情深义重的女人，对丈夫的深情让她成为了“歌子”，稍康复后，她就将对丈夫的深情，化为了更广大的爱——在丈夫葬身的湖区做引航者。这当然也是一种义。

观察上述几篇，我们已发现了一种规律：首先，它们都表现和倡扬一种道义——良善和正直；而这种道义，每每又附身于那些屡遭困厄的底层小人物。在於可训的作品中，这不是偶然和个例。这样的一种故事和人物塑造，不禁让人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当时曾有一批描写乡村底层小人物的作家作品，也是这种风格。像陈映真的《将军族》，黄春明的《看海的日子》，等等。那些作品所写的台湾底层老兵、妓女，无一例外也都身处困厄，但又保持着内心的良善和正直。其实，在大陆现当代文学中，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水手和妓女，汪曾祺、孙犁笔下的农民和市镇小人物，乃至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寻根文学、底层文学等中的一些人物，大致也属这种正面小人物之类。不过大陆作家笔下的这些正面小人物，常常带有一种更虚化和诗化的隐喻色彩，人物和故事虽不无现实特征，但内质却似乎更多地还是指向某种更抽象的人性和文化（沈从文的小说便很有代表性）。台湾作家如陈映真和黄春明等，却并没有醉心于营造小人物身上的这种隐喻色彩，他们虽也有虚构和想象，但其笔下小人物身上那种更感人的特质，却让我们看到他们所着力挖掘的，乃是小人物身上蕴含的一种更日常、更真挚和朴素的伦理与道德。就像《将军族》中沉沦底层几不能自保的老兵，毅然把自己的退伍金赠予更不幸的小瘦丫头一样，这里面并没有太多更高深的隐喻，而就是一种朴素的人性和人情，以及对基于这人性和人情的爱与善的展示。

於可训的小说便更接近于后者。他的作品里，也没有太多更高深莫测的隐喻，而只是充满着真挚的情感、朴素的道理。“损有余而补不足”（细爹）也好，舍己为公（张先生）也罢，抑或是爱情（三嫂），它们都是天道，都属自然。天道自然，听起来似乎是外在于人的一种恒常之物，其实真正的天道自然在于人心——那种人心所向的真、善和美，即是最大的天道。

於可训笔下那些湖区之人，湖区的农家，湖区的生活，虽有饥寒，甚或也有野蛮，但却少有启蒙文学家笔下那种让人绝望的愚昧和黑暗。《张先生列传》中张先生的教书之位被取代后，取代者和被取代者之间，竟没有任何的敌意和怨恨，被取代的张先生和取代他的、据说是某公社领导儿媳妇的章先生，一老一少竟结成了一对特殊的师徒。《小吴先生列传》中，小吴先生生下来遭到父亲弃养，两个叔叔毫无怨言地供养侄儿也就罢了，几个婶婶竟也毫无怨言和不满，甚至亲娘奶水不够了，二娘、三娘纷纷相助，完全没有我们常见的兄弟阋墙、妯娌不和。作者笔下的湖区，就是这样充盈着浓浓的善意和爱意。

《歌子三嫂传》也许是最能体现这种爱意和善意作品了。三嫂人长得好，嫁给三哥后夫妻关系好，连爱情竞争对手黄菊香对她也好（主动退出竞争），更不用提那个害了花痴病一度辍学的大学生何树林了（早年为她害相思病，后来为她塑像并建造灯塔）——除了三嫂本人遭逢悲剧外，围绕她的竟全都是那浓浓的爱意。而三嫂本人遭逢的不幸，随着她化身渡航的灯塔，实际上也被消化在了更广大的爱意里了。

二

读“乡村教师列传”与“乡人传”，感受最深的，便是这种爱意和善意汇聚成的温情。只是，温情之外，也有冷酷。

细爹在旧社会被打断腿，三嫂丈夫在大跃进时打湖草船覆人亡，张先生在四清运动中受打击……这些都是存在于历史中的冷酷。历史中的冷酷，温情遮挡不住。在《白先生列传》中，白先生的悲剧最让人痛心。她像三嫂一样美丽——“白先生的声音真好听，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她就是没教我们唱歌，刚才说话，笑，也像在唱歌。我们从没见过长得这么白的女的，白得就像刚从湖荡里抽出来的藕带。我们也从没见过女的长这么长的辫子，长得就像两根柳条在背后摇摆。辫子头上还有两个红绳结，刚好落在脚跟上，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就像踢毽子。”这样美丽的白先生，喜欢穿裙子——布拉吉，喜欢风琴，而且在那个偏僻的湖乡还首开自由恋爱之风气。然而，因为她所爱的刘先生系反革命家庭出身，其恋爱便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即便白先生甘愿为爱情留下它的结晶，但依然无法阻挡她所爱的人被以“流氓罪”论处，白先生也于某中秋之夜投水自尽。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悲剧。《小吴先生列传》中，小吴先生少有大志，却屡屡怀才不遇，最终老于牌桌。在“结语”中“临街楼主”虽将小吴先生性格中的“不能持之以久”归为其人生悲剧的原因——“小吴先生虽少有大志，然则不能持之以久，行之以强，终不免其堕。”但他旋即又感慨道，小吴先生“倘能于饥馑之年不折其节，于动荡之秋不改其志，则不至壮岁颓唐，晚景磋跎”。不过，这句话我们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设问——如果没有那“饥馑之年”“动荡之秋”，天资过人、一身才华的小吴先生，难保不会成为社会之栋梁？！这样的设问，施之于《小徐先生列传》中的小徐先生，也能成立。尽管小徐先生和小吴先生正好性格相反，但他的坚韧并未能将他的才华完全转化为他所期望的价值，诚如“临街楼主”所言——“倘遇清平之世，则如小徐先生者，皆可成名成家，为国家栋梁之材。”“临街楼主”看得其实很明白——小徐先生和小吴先生一样，都是为那坎坷动荡的时世所误。世间悲剧，当然有性格悲剧，但大多还是一种社会悲剧。这悲剧，在小吴先生和小徐先生身上，正如慢刀杀人，不见血，而有泪，或欲哭无泪。

仔细想想，这些悲剧，这些血泪，在於可训笔下那段历史时空中，必定是和他所挂怀的那些小人物形影不离的。而那动荡，那坎坷，也就酿成了这些作品的一种沧桑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悲剧，在作者笔下，却并不是那么冷酷甚而鲜血淋漓。比如，这些作品中最为凄惨的，当属《白先生列传》。但是那种凄惨和痛心，大约是我们读到白先生之死时方才感受到的，而整个作品读完，或者说又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它所留在我脑海中难以磨灭的，竟然是白先生的笑声，是她穿着布拉吉，和她男友携手漫步于水边的情景。其实，返回作品仔细看，我们也会发现，即便是白先生之死，作者的处理也是“小心翼翼”的——他只是写她唱了半夜的歌，第二天便静静地躺在了水边的草地上……——似乎生怕破坏了我们心目中存留的美好。

其实，看到这里，我是非常好奇于作者对于那段历史的态度的。那段历史，是他笔下那些小人物的人生，也是他自己坎坷不平的生史，而他到底是如何看待它的呢？於可训生于1947年，同代人里多有经过了伤痕反思文学的写作者，他们有共同的坎坷经历——大跃进、文革、下乡、国企改革……於可训上世纪80年代也曾写过伤痕反思类的作品，比如《敲诈——浮生杂记·知青之一》《唐·孙——浮生杂记·知青之二》等。其实距离伤痕反思文学流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作者本人的生命也走过了四十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作品，和当年那些血泪声声的伤痕反思之作有所差异，想来也是难免的。然而，他对那段历史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最能体现作者历史态度的，也许是《吴先生列传》。这应该也是我们论及的这两个系列作品中写得最真挚的一篇，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作者的母亲。这个母亲，生于旧时代、旧家庭，有着旧式的婚姻，哪怕后来受了教育，当了先生，哪怕她知书达理，心灵手巧，可历史的荒谬、命运的苦难，并没有放过她。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吴先生的受难：

1959年春荒，队上的食堂早已不冒烟了……吴先生守着仅有的半箩筐谷子，也不免肉跳心惊。好在她的学生已有人当了民兵队长，每逢行动之前，必想法给她通风报信。吴先生于是就跟我抬上这半箩筐谷子，送到东边菜园的杂草丛中藏起来，直到警报解除再抬回来，如此再三。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才敢把这谷子磨了，舂了，和上野菜，煮成菜饭。吴先生让我添上几碗，跟她一起，送给族中的老人。

1964年四清时，吴先生因受家庭出身影响，被解除了教职。“文革”中却被拉去陪斗。……据她的学生后来跟我说，吴先生始终平静地站在台上，不低头不弯腰，也没人上去强按她。原因是她的学生中有几个狠人，当了造反派的头头，事先发下话去，斗可以，但不准动手，谁敢动手，小心他的狗头。事后，有人送吴先生回家，见吴先生在一个水沟边停下，蹲下身子去看水。送她的人怕她想不开，就上前劝慰，吴先生说，我的头发乱了，我想照着理一理……

这里，灾难是来了，但吴先生却得到了营救。而吴先生在危难时的表现——给族中老人送饭，在水边整理头发——让我们看到，作者写那段历史，并没有浓墨重彩于苦难，而是更倾重于爱意和善意、高贵与尊严。当年，杨绛之《干校六记》，被人形容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话用来形容於可训的作品也很恰当。

三

於可训的这些作品，有沉重和心酸，但读来却又温情和煦。文章是性情的流露，而追溯这性情的源头，我们首先会定格到《吴先生列传》。

吴先生身上那种正直良善、尊严高贵，正是於可训文字中温情和煦的最初由来。在这篇深情的追忆文章里，於可训回忆母亲的言传身教——鼓励且引领他读万卷书，支持他行万里路；教他知书达理，让他和农家子弟一起吃苦；让他看到劳作的勤苦，感受辛苦后的喜悦……作者自己总结道：

吴先生教给我的是一种底线的人生哲学。这底线便是，人所要做的事都应当会，人所要吃的苦，都应当吃，不要老想着出人头地，功名富贵。

和成功学教育相比，这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平常心教育。这种教育并不是让人甘于平凡，而是：守住本分，明白善恶，勤劳朴素，尊己爱人。有这样一种心性，才会在这个不尽是良善的世间看到良善，在正直时常让人受苦的生活中保持正直。现实中，我们也许只能勉力为之，但在理想中，在表达这理想的文字里，我们却可以热情地拥抱这理想，让它飞扬和驰骋。

文风源于性情，但在性情之外，还有另一种东西决定着这文风，那就是对故乡的深情。於可训迄今为止相当大的一部分文字，都是书写故乡。甚至他不久前发表的那篇离故乡时空距离最远的小说《移民监》，也关涉故乡。在我们讨论的这些作品里，他对故乡的深情，直接见诸于他笔下那个湖乡的人事、风物、方言等。

《看相细爹传》介绍了湖乡方言中的“爹”：“照我们那地方的口音，爹应该读嗲，平声……虽然我们那地方叫父亲也叫爹，但这个读嗲的爹，不是北方人的爸爸，而是指爷爷辈的，所以，细爹在我们那儿就是细爷爷。”《阴婆二奶传》谈到了湖乡方言中的“奶”：“叫奶主要是冲她的辈分去的，不是冲她的年龄去的。我们那地方叫奶，不像北方人那么实诚，连着叫两声，字正腔圆，一点都不含糊……我们那地方叫奶，只叫一个字，听起来更像乃衣两个音的连续快放，给人一种偷工减料，敷衍了事的感觉。”《歌子三嫂传》介绍了“歌子”：“我们那地方把疯子叫歌子……人成了疯子，整天呀呀唱唱的，可不就是歌子。”《阴婆二奶传》说到了“阴婆”：“阴婆在乡下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所以也就没有一个严格的职业规范。其主要业务范围，无非是过阴，治病，驱鬼，接生这几样。过阴是主要的，也就是帮你约会死去的亲人……”除此之外，还有《教师夏叔传》中的“教师”，《汉流大爷传》中的 “汉流”等，这些方言土语的背后，都萦绕和牵挂着那个湖乡的风土与历史。

容纳方言，描写风俗，一直是小说很重要的功能。这些描写，往往会让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奇异的世界。比如《歌子三嫂传》中写到的“打湖草”：

打湖草是一件很累人的活。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胁下夹着一把腰镰，就像草原上的哈萨克人用长把钐镰割草一样，从右向左，在水底下用力划一道半圆的弧线，便有绿草如青萍浮起，瞬间铺满湖面。而后用绳索圈拢，用铁叉叉到船上，运往岸上晾晒。等晾晒干了，再成捆堆垛，等待装运。

这种充满着对故乡、往日生活的深情的回忆，有时也会让苦难变色。比如《梅先生列传》中关于“吃”的描写：

地里的包菜收了，学校想慰劳大家一下，就让工友烧一锅开水，把包菜泡了，捞起来，晾干晒蔫了以后，切成细末，做成腌菜，又到食品站去弄了一点熬肉皮剩下的油渣，炒在一起，做成油渣腌菜。镇小不开伙，就把这些油渣腌菜分给大家，每人一小碗，见人有份，我们这些住在学校的学生也有。说是油渣腌菜，其实只有腌菜，见不到油渣。我们跟熊先生和梅先生一起去领油渣腌菜的时候，我在碗里拨了半天，才拨出几粒肉蛆大小的油渣，赶紧塞进口里，闭上眼睛细细地咀嚼。

对于故乡和童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偏爱。於可训的故乡黄梅，作为历史、宗教和文化悠久之地，一直闻名于世。不过，外人看这块土地，也许只是看到它的悠久神奇，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的儿女，才真真正正地走过它的山山水水，触摸过它肌理，体受过它的温度。於可训古稀之年追述童年往事，撰写乡野奇闻，也许只是不想让那片山水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的今天过早地模糊，以至于永逝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