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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留住故乡那片山水 ——评於可训的“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
来源:《长江丛刊》 | 李勇 李曼  2021年07月06日08:53
关键词:乡村 於可训

近年来,文学界也流行起了“越界”。作家写评论,评论家写小说,似乎成了一个热点现象。这其中,文学评论家於可训先生的小说创作,便是这道文坛风景线中的一景。新世纪以来,他已发表了不少颇具分量的中长篇小说,如《地老天荒》《特务吴雄》《才女夏娃》《移民监》等,以及一些相对短小、介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忆旧类作品。就后者而言,仅在最近一两年,他便有“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两个系列问世。这些作品多取自作者的故乡人事。就像他在“乡村教师列传”的收官之作《小张先生列传》文末写到的那样——“余撰此列传,非为乡村教师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实乃有感于世事多变,人生多艰”,他写它们,并不是为了刻意纪念什么人和事,而只是借由那些人和事,借由其牵连的世事、命运,追怀一段自己曾亲在或亲见,而今却已远逝的生活。

也许因为是一种极贴己的写作,於可训笔下的那段生活,也就蓄满了人世的沧桑与温情。

《看相细爹传》,是“乡人传”系列的首篇。这个作品的主人公细爹是一位扒手,他孤儿出身,幼时被遗落在九江码头,却因此得到当地大扒手金先生的真传,成了江湖名扒“银钩钩”。直到一次意外失手,腿被打断,他又阴差阳错地跟随另一位民间高手学成了江湖牙医。待世道变迁,江湖牙医作为“危害人民健康的非法游医”受到打击,细爹只得告老还乡。而在还乡前,细爹也曾被一看相老者相中,意图委以“绝学”,但他却拒绝了命运的最后一次“垂青”,“拄着一根拐棍,拖着一条跛腿”,踏上了回家之路。

细爹一生,可谓多蹇。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出身贫贱,职业卑贱,终生漂泊,几于潦倒。但这样的人生,却似乎正是作者这个讲故事的人所“垂青”的。他写他少时的孤苦(被乡人忘却在异乡码头),盛年的创疼(做扒手被打断腿),归乡后的炎凉(侄媳妇弹嫌),直到垂暮之年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侄儿家的猪屋里——“那时,他的老伴已经去世,他自己也有九十多岁了,还是靠侄儿养着,一个人睡在一个猪屋里。猪屋又矮又小,刚够摆一张木床,细爹就躺在那张宽大的木床上。床边挂着一个老式夜壶,床头放着一副吃剩的碗筷。”这些,可以说写尽了一个历尽沧桑的底层小人物的悲苦一生。

但如果只是悲苦,作者的“垂青”未免失却了分量。在细爹卑贱而悲苦的一生中,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贫贱不移的人生态度:正直处世、善良为人。在小说中,细爹初做扒手,便秉承了师傅金先生承自其师傅(细爹的师爷)的职业道德——

金先生的师傅则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干这一行,合乎天道。只是不要过分,失度。过分,失度就是损不足,就是反天道而行之了……金先生牢牢记住了师傅的话,所以,他带徒弟,也奉行这个原则,但凡贪得无厌,扒窃无度的,他决计不带。

扒手也有扒手的职业道德,这并不稀奇,但是这道德竟贯通着“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样的“天道”,却不能不让人有些惊异。现实之中是否真的有金先生、金先生师傅、细爹这样的“义扒”,或者说即便有又有多少这样的“义扒”,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作者在他的作品里确实着意塑造了这样的一种 “义”,以及金先生、细爹这样的守“义”之人。“损有余而补不足”,当然是一种义。细爹做扒手只“损有余”是守义;后来做牙医,只拔牙,而不挑牙虫(这是骗人的),也是守义;及至拒绝算命先生的好意,以及和妻子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都是守义。

在於可训的笔下,正直、善良乃是这“义”的精髓所在。细爹如此处世,这般为人,其他人亦是如此。《张先生列传》中的张先生,他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比细爹略高——是一所小学的校长。但命运之多舛,却不遑多让。这个当过兵,有着军人作风,从而给坝上小学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式教育观念和方法的张先生,一开始还在艰困的条件下能靠着年轻、乐观不畏艰苦甚至以苦为乐,但洪水致残了他的一条腿后,其人生也就急转直下——先是工作被有关系和门路的人顶替,后来带领学生种菜,又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身心的打击,生活的困厄,终于让他沉入生命谷底。直到又一次洪水来临,冲决了张先生家房屋,在妻儿获救的情况下,他却不幸被砸死。只是,死时他怀里竟还紧抱着上级奖励给学校的两块黑板。

这样的张先生,和细爹一样,他的舍己为公,当然也是一种义。而和这种义相映衬的,则是他坎坷多舛的命运,这也让他和细爹又多了一种共同性。其实,我们发现,在於可训笔下,往往是这种底层小人物身上,反而总担负着这样一种道义。他们无惧寒微,不管贫贱,哪怕遭不公,被践踏,依然保持着良善与正直,如被浊世玷污却又竭力保持洁白的莲花,令人唏嘘,又让人感动。在《歌子三嫂传》中,美丽的三嫂亦是如此。三嫂只是湖区平常农家女,平常的家庭,不甚平常的丽质与爱情,只因为爱情和婚姻的另一半突遭厄难,三嫂就变成了一个“歌子”(神经失常之人),进而又因为一些平常和不平常的经历,她竟化身为了湖边为过往船只引航的“航标”。三嫂是个美丽而情深义重的女人,对丈夫的深情让她成为了“歌子”,稍康复后,她就将对丈夫的深情,化为了更广大的爱——在丈夫葬身的湖区做引航者。这当然也是一种义。

观察上述几篇,我们已发现了一种规律:首先,它们都表现和倡扬一种道义——良善和正直;而这种道义,每每又附身于那些屡遭困厄的底层小人物。在於可训的作品中,这不是偶然和个例。这样的一种故事和人物塑造,不禁让人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当时曾有一批描写乡村底层小人物的作家作品,也是这种风格。像陈映真的《将军族》,黄春明的《看海的日子》,等等。那些作品所写的台湾底层老兵、妓女,无一例外也都身处困厄,但又保持着内心的良善和正直。其实,在大陆现当代文学中,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水手和妓女,汪曾祺、孙犁笔下的农民和市镇小人物,乃至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寻根文学、底层文学等中的一些人物,大致也属这种正面小人物之类。不过大陆作家笔下的这些正面小人物,常常带有一种更虚化和诗化的隐喻色彩,人物和故事虽不无现实特征,但内质却似乎更多地还是指向某种更抽象的人性和文化(沈从文的小说便很有代表性)。台湾作家如陈映真和黄春明等,却并没有醉心于营造小人物身上的这种隐喻色彩,他们虽也有虚构和想象,但其笔下小人物身上那种更感人的特质,却让我们看到他们所着力挖掘的,乃是小人物身上蕴含的一种更日常、更真挚和朴素的伦理与道德。就像《将军族》中沉沦底层几不能自保的老兵,毅然把自己的退伍金赠予更不幸的小瘦丫头一样,这里面并没有太多更高深的隐喻,而就是一种朴素的人性和人情,以及对基于这人性和人情的爱与善的展示。

於可训的小说便更接近于后者。他的作品里,也没有太多更高深莫测的隐喻,而只是充满着真挚的情感、朴素的道理。“损有余而补不足”(细爹)也好,舍己为公(张先生)也罢,抑或是爱情(三嫂),它们都是天道,都属自然。天道自然,听起来似乎是外在于人的一种恒常之物,其实真正的天道自然在于人心——那种人心所向的真、善和美,即是最大的天道。

於可训笔下那些湖区之人,湖区的农家,湖区的生活,虽有饥寒,甚或也有野蛮,但却少有启蒙文学家笔下那种让人绝望的愚昧和黑暗。《张先生列传》中张先生的教书之位被取代后,取代者和被取代者之间,竟没有任何的敌意和怨恨,被取代的张先生和取代他的、据说是某公社领导儿媳妇的章先生,一老一少竟结成了一对特殊的师徒。《小吴先生列传》中,小吴先生生下来遭到父亲弃养,两个叔叔毫无怨言地供养侄儿也就罢了,几个婶婶竟也毫无怨言和不满,甚至亲娘奶水不够了,二娘、三娘纷纷相助,完全没有我们常见的兄弟阋墙、妯娌不和。作者笔下的湖区,就是这样充盈着浓浓的善意和爱意。

《歌子三嫂传》也许是最能体现这种爱意和善意作品了。三嫂人长得好,嫁给三哥后夫妻关系好,连爱情竞争对手黄菊香对她也好(主动退出竞争),更不用提那个害了花痴病一度辍学的大学生何树林了(早年为她害相思病,后来为她塑像并建造灯塔)——除了三嫂本人遭逢悲剧外,围绕她的竟全都是那浓浓的爱意。而三嫂本人遭逢的不幸,随着她化身渡航的灯塔,实际上也被消化在了更广大的爱意里了。

读“乡村教师列传”与“乡人传”,感受最深的,便是这种爱意和善意汇聚成的温情。只是,温情之外,也有冷酷。

细爹在旧社会被打断腿,三嫂丈夫在大跃进时打湖草船覆人亡,张先生在四清运动中受打击……这些都是存在于历史中的冷酷。历史中的冷酷,温情遮挡不住。在《白先生列传》中,白先生的悲剧最让人痛心。她像三嫂一样美丽——“白先生的声音真好听,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她就是没教我们唱歌,刚才说话,笑,也像在唱歌。我们从没见过长得这么白的女的,白得就像刚从湖荡里抽出来的藕带。我们也从没见过女的长这么长的辫子,长得就像两根柳条在背后摇摆。辫子头上还有两个红绳结,刚好落在脚跟上,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就像踢毽子。”这样美丽的白先生,喜欢穿裙子——布拉吉,喜欢风琴,而且在那个偏僻的湖乡还首开自由恋爱之风气。然而,因为她所爱的刘先生系反革命家庭出身,其恋爱便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即便白先生甘愿为爱情留下它的结晶,但依然无法阻挡她所爱的人被以“流氓罪”论处,白先生也于某中秋之夜投水自尽。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悲剧。《小吴先生列传》中,小吴先生少有大志,却屡屡怀才不遇,最终老于牌桌。在“结语”中“临街楼主”虽将小吴先生性格中的“不能持之以久”归为其人生悲剧的原因——“小吴先生虽少有大志,然则不能持之以久,行之以强,终不免其堕。”但他旋即又感慨道,小吴先生“倘能于饥馑之年不折其节,于动荡之秋不改其志,则不至壮岁颓唐,晚景磋跎”。不过,这句话我们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设问——如果没有那“饥馑之年”“动荡之秋”,天资过人、一身才华的小吴先生,难保不会成为社会之栋梁?!这样的设问,施之于《小徐先生列传》中的小徐先生,也能成立。尽管小徐先生和小吴先生正好性格相反,但他的坚韧并未能将他的才华完全转化为他所期望的价值,诚如“临街楼主”所言——“倘遇清平之世,则如小徐先生者,皆可成名成家,为国家栋梁之材。”“临街楼主”看得其实很明白——小徐先生和小吴先生一样,都是为那坎坷动荡的时世所误。世间悲剧,当然有性格悲剧,但大多还是一种社会悲剧。这悲剧,在小吴先生和小徐先生身上,正如慢刀杀人,不见血,而有泪,或欲哭无泪。

仔细想想,这些悲剧,这些血泪,在於可训笔下那段历史时空中,必定是和他所挂怀的那些小人物形影不离的。而那动荡,那坎坷,也就酿成了这些作品的一种沧桑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悲剧,在作者笔下,却并不是那么冷酷甚而鲜血淋漓。比如,这些作品中最为凄惨的,当属《白先生列传》。但是那种凄惨和痛心,大约是我们读到白先生之死时方才感受到的,而整个作品读完,或者说又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它所留在我脑海中难以磨灭的,竟然是白先生的笑声,是她穿着布拉吉,和她男友携手漫步于水边的情景。其实,返回作品仔细看,我们也会发现,即便是白先生之死,作者的处理也是“小心翼翼”的——他只是写她唱了半夜的歌,第二天便静静地躺在了水边的草地上……——似乎生怕破坏了我们心目中存留的美好。

其实,看到这里,我是非常好奇于作者对于那段历史的态度的。那段历史,是他笔下那些小人物的人生,也是他自己坎坷不平的生史,而他到底是如何看待它的呢?於可训生于1947年,同代人里多有经过了伤痕反思文学的写作者,他们有共同的坎坷经历——大跃进、文革、下乡、国企改革……於可训上世纪80年代也曾写过伤痕反思类的作品,比如《敲诈——浮生杂记·知青之一》《唐·孙——浮生杂记·知青之二》等。其实距离伤痕反思文学流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作者本人的生命也走过了四十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作品,和当年那些血泪声声的伤痕反思之作有所差异,想来也是难免的。然而,他对那段历史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最能体现作者历史态度的,也许是《吴先生列传》。这应该也是我们论及的这两个系列作品中写得最真挚的一篇,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作者的母亲。这个母亲,生于旧时代、旧家庭,有着旧式的婚姻,哪怕后来受了教育,当了先生,哪怕她知书达理,心灵手巧,可历史的荒谬、命运的苦难,并没有放过她。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吴先生的受难:

1959年春荒,队上的食堂早已不冒烟了……吴先生守着仅有的半箩筐谷子,也不免肉跳心惊。好在她的学生已有人当了民兵队长,每逢行动之前,必想法给她通风报信。吴先生于是就跟我抬上这半箩筐谷子,送到东边菜园的杂草丛中藏起来,直到警报解除再抬回来,如此再三。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才敢把这谷子磨了,舂了,和上野菜,煮成菜饭。吴先生让我添上几碗,跟她一起,送给族中的老人。

1964年四清时,吴先生因受家庭出身影响,被解除了教职。“文革”中却被拉去陪斗。……据她的学生后来跟我说,吴先生始终平静地站在台上,不低头不弯腰,也没人上去强按她。原因是她的学生中有几个狠人,当了造反派的头头,事先发下话去,斗可以,但不准动手,谁敢动手,小心他的狗头。事后,有人送吴先生回家,见吴先生在一个水沟边停下,蹲下身子去看水。送她的人怕她想不开,就上前劝慰,吴先生说,我的头发乱了,我想照着理一理……

这里,灾难是来了,但吴先生却得到了营救。而吴先生在危难时的表现——给族中老人送饭,在水边整理头发——让我们看到,作者写那段历史,并没有浓墨重彩于苦难,而是更倾重于爱意和善意、高贵与尊严。当年,杨绛之《干校六记》,被人形容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话用来形容於可训的作品也很恰当。

於可训的这些作品,有沉重和心酸,但读来却又温情和煦。文章是性情的流露,而追溯这性情的源头,我们首先会定格到《吴先生列传》。

吴先生身上那种正直良善、尊严高贵,正是於可训文字中温情和煦的最初由来。在这篇深情的追忆文章里,於可训回忆母亲的言传身教——鼓励且引领他读万卷书,支持他行万里路;教他知书达理,让他和农家子弟一起吃苦;让他看到劳作的勤苦,感受辛苦后的喜悦……作者自己总结道:

吴先生教给我的是一种底线的人生哲学。这底线便是,人所要做的事都应当会,人所要吃的苦,都应当吃,不要老想着出人头地,功名富贵。

和成功学教育相比,这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平常心教育。这种教育并不是让人甘于平凡,而是:守住本分,明白善恶,勤劳朴素,尊己爱人。有这样一种心性,才会在这个不尽是良善的世间看到良善,在正直时常让人受苦的生活中保持正直。现实中,我们也许只能勉力为之,但在理想中,在表达这理想的文字里,我们却可以热情地拥抱这理想,让它飞扬和驰骋。

文风源于性情,但在性情之外,还有另一种东西决定着这文风,那就是对故乡的深情。於可训迄今为止相当大的一部分文字,都是书写故乡。甚至他不久前发表的那篇离故乡时空距离最远的小说《移民监》,也关涉故乡。在我们讨论的这些作品里,他对故乡的深情,直接见诸于他笔下那个湖乡的人事、风物、方言等。

《看相细爹传》介绍了湖乡方言中的“爹”:“照我们那地方的口音,爹应该读嗲,平声……虽然我们那地方叫父亲也叫爹,但这个读嗲的爹,不是北方人的爸爸,而是指爷爷辈的,所以,细爹在我们那儿就是细爷爷。”《阴婆二奶传》谈到了湖乡方言中的“奶”:“叫奶主要是冲她的辈分去的,不是冲她的年龄去的。我们那地方叫奶,不像北方人那么实诚,连着叫两声,字正腔圆,一点都不含糊……我们那地方叫奶,只叫一个字,听起来更像乃衣两个音的连续快放,给人一种偷工减料,敷衍了事的感觉。”《歌子三嫂传》介绍了“歌子”:“我们那地方把疯子叫歌子……人成了疯子,整天呀呀唱唱的,可不就是歌子。”《阴婆二奶传》说到了“阴婆”:“阴婆在乡下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所以也就没有一个严格的职业规范。其主要业务范围,无非是过阴,治病,驱鬼,接生这几样。过阴是主要的,也就是帮你约会死去的亲人……”除此之外,还有《教师夏叔传》中的“教师”,《汉流大爷传》中的 “汉流”等,这些方言土语的背后,都萦绕和牵挂着那个湖乡的风土与历史。

容纳方言,描写风俗,一直是小说很重要的功能。这些描写,往往会让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奇异的世界。比如《歌子三嫂传》中写到的“打湖草”:

打湖草是一件很累人的活。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胁下夹着一把腰镰,就像草原上的哈萨克人用长把钐镰割草一样,从右向左,在水底下用力划一道半圆的弧线,便有绿草如青萍浮起,瞬间铺满湖面。而后用绳索圈拢,用铁叉叉到船上,运往岸上晾晒。等晾晒干了,再成捆堆垛,等待装运。

这种充满着对故乡、往日生活的深情的回忆,有时也会让苦难变色。比如《梅先生列传》中关于“吃”的描写:

地里的包菜收了,学校想慰劳大家一下,就让工友烧一锅开水,把包菜泡了,捞起来,晾干晒蔫了以后,切成细末,做成腌菜,又到食品站去弄了一点熬肉皮剩下的油渣,炒在一起,做成油渣腌菜。镇小不开伙,就把这些油渣腌菜分给大家,每人一小碗,见人有份,我们这些住在学校的学生也有。说是油渣腌菜,其实只有腌菜,见不到油渣。我们跟熊先生和梅先生一起去领油渣腌菜的时候,我在碗里拨了半天,才拨出几粒肉蛆大小的油渣,赶紧塞进口里,闭上眼睛细细地咀嚼。

对于故乡和童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偏爱。於可训的故乡黄梅,作为历史、宗教和文化悠久之地,一直闻名于世。不过,外人看这块土地,也许只是看到它的悠久神奇,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的儿女,才真真正正地走过它的山山水水,触摸过它肌理,体受过它的温度。於可训古稀之年追述童年往事,撰写乡野奇闻,也许只是不想让那片山水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的今天过早地模糊,以至于永逝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