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枇杷晚翠”，於可训的散文创作令人联想到《千字文》里的这一句，在学者生涯之外，他近年来的散文成绩也蔚为大观，其中包括几组人物肖像、若干乡村轶事、各类民间历史，这一系列文章郁郁葱葱，构建起一个精妙又美好的文学世界。於可训的散文不似桃李的馥郁，不似牡丹的秾丽，但别有一种翠绿的浸润，彷佛工作之余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枇杷林，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以外另辟出一片绿意。他描摹人物不大愿意从主观出发，也不大采用心理描写，喜欢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性格，三言两语，惟妙惟肖。他状写世情有点像古代的说书人，但却不追求拍案惊奇的那一刻，又像本雅明笔下讲故事的人，只不过闲荡的不是大都市的拱廊街，而是乡野田间的小镇和村落。别人的文章是浓墨，煜煜如金；他的文章是淡墨，疏朗有致。与於可训的学术论文一致，他的散文创作同样规行矩步，不刻意追求粲花之论，不故作惊人之语，严谨而平实，呈现出一派老式学人的文字风度。“老派”，固然含有不够时髦的意涵，但也隐含一种旧时的风度，一种不易被改变、不愿被改变的持守。於可训的散文没有学术八股的味道，完全是一副文人笔墨，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又是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启蒙心态，写的是掌故却不流于八卦，谈的是历史却不失于空疏，他善于用一种舒缓从容的态度回溯历史，娓娓道来。

一、造语平淡，闲中着色

於可训散文的特色在语言，虽然书写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不同系列，但文章中的个人气息一以贯之，连绵不绝。语言在此，不仅是工具，亦是目的；不单是形式，亦是内容。同样的故事，换一种讲法则可能面目全非，全然失去原有的韵味。《红楼梦》里说：“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晚翠淡墨，老派学人，於可训的创作要义不在于编新，而在于述旧。他的文字使人联想到现代的周作人、汪曾祺、张中行一脉，或者时代更加遥远的明代小品、清朝笔记，总之，他的文字是一种回归，一种对语言传统和审美趣味的复兴。

“我们那儿的人蒸发糕，嫌筷子头点的吉祥志像脸上的痦子，不好看，喜欢用刷子在发糕面上刷上一圈桃花汁儿。这圈桃花汁儿倘若刷在荞麦发糕上，就像黄脸婆抹胭脂，显不出色儿来，只有在那雪白的米糕上刷上这么一圈，蒸出来蓬松松的，红扑扑的，才有那么一点白里透红的味道。三嫂就有这么一张白里透红的脸。（《歌子三嫂传——乡人传之三》）”

这样的文字在於可训的散文里俯仰皆是，其间有一种闲话家常的从容，不刻意、不造作，但是别具一种风致。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对语言细腻纹理的触摸，用一种兴致勃勃又平淡浅白的话语模式进行讲述，於可训的语言不似华丽的瓷器，更像是朴素的竹编。在一个如此高速运转的时代，语言的节奏也随之改变，网络新词层出不穷，人们的表达却日渐贫乏，阅读与写作都愈发讲究实用性与时效性。於可训有意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文字疏朗有致，避免密集的信息轰炸，也缺乏奇诡神秘的传奇色彩，更避免华丽恣意的词句表达，但是这种舒缓、闲适、妥帖的叙事风格虽然“老派”，却在现代翻出了“新意”，给予读者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这种平淡，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而非淡而无味的温吞水。汪曾祺曾专门作文谈及“平淡”的要义，细分“平淡”和“寡淡”的区别，譬如川菜里的“开水白菜”，用鸡汤烹调是平淡，用开水烹调则是寡淡。宋人所说的“造语平淡”在汪曾祺看来应是“平淡而有味，材料、功夫都要到家”，也即苏轼所说的“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於可训的“造语平淡”是一种老道的圆融，也是一种苦心的营造，这种境界恐非五色绚烂者所能达到。

明代才子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曾用“闲中着色，细微至此”八个字来夸赞柳敬亭说书之妙，於可训的散文亦得此真意，无论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还是人物性格的刻画中，他闲笔里提供的细节往往是点睛之笔。例如在《汉流大爷传》中有一段描写齐大爷晚年买烟不受待见的文字：

“嗑瓜子的服务员噗的一声吐出一口瓜子壳，白了说话人一眼说，老革命，老革命怎么啦，老革命还自己买烟，唬人的吧，鬼信呐，像这样的死老头我见得多了。说完，仍偏过头去跟人聊天。”

服务员嗑瓜子的细节本与故事的主体不相干，但於可训通过服务员吐瓜子壳的动作，以及翻白眼、偏过头的神态，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年轻女孩子对齐大爷的轻蔑与不屑，更衬托出老革命的凄凉晚景。此外，模仿古代话本中说书人口吻，在文末加入一段议论文字亦是於可训散文的特色，通过他的“现代改造”，这种老套的形式重新焕发了生机。一些正文中不便言的议论可以插入文末，如《梅先生列传》中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回顾和对今日社会的看法；一些对人物悲剧命运犀利的评价也可以插入文末，如《小吴先生列传》中“吴先生曾讥其少有班超之志未能定远，长怀继嗣之托终老牌桌。虽是戏言，亦盖棺之论”的感叹。这些闲中着色的细节对增加散文的生动性多有裨益，在於可训笔下传统形式与现代精神或可熔于一炉，不必彼此抵牾。

二、小人物列传，小叙述历史

文学如何讲述历史，学者怎样思考历史，这两者皆是於可训在创作中需要面对的课题。语言的美感与表现力固然是散文写作成败的要因，优美的笔触能够为文章增添抒情的向度，造成一种气韵生动的氛围，但文学与历史的纠葛甚至缠绕才是於可训散文的重要内涵和意义所在。於可训朝花夕拾，回顾历史，从记忆的纤维中抽取过去在村庄乡镇中的所见所感，邻人、老师、亲人、工友一一纳入回忆，付诸笔端。他热衷于讲述这些久已被淡忘的人与事，关注这些乡人的乐与悲，在“物是人非事事休”之后仍然不断于记忆中重构当年的情境，这种苦心孤诣的讲述在在强调拒绝遗忘的重要。历史学家记述的往往是大历史，是那些在王纲解纽、改朝换代时的重要事件，是那些乘风破浪、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於可训念兹在兹的，却是那些在大历史中被遗忘、被边缘、被遮蔽的小人物。饭铺冯奶、凉亭吴奶、看相细爹、汉流大爷、教师夏叔，这些在社会中长期处于底层或边缘的人物，在於可训笔下成为故事的主角。他将这些人从历史中打捞出来，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列传，讲述了一段段与大叙述对应的小叙述。这些历史的碎片拼凑起来，不仅是个体的人生，也是时代的记述，他们是如何被选择，他们的故事又如何被讲述，这其中又蕴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

因为时代造成的悲剧是於可训小人物列传中常见的主题，其中又往往夹杂着对女性命运的同情。《白先生列传》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美丽的白族女教师的爱情悲剧。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白先生与出身国民党军官家庭的刘先生自由恋爱却遭遇家庭阻力，虽然情投意合且珠胎暗结，仍然无法自由结合。最终刘先生被以流氓罪逮捕，白先生产子后投水自尽。两人的孩子是生是死，命运如何？文章没有交待，只假借传说之名留下一点线索，可能被家人抛入水中喂鱼，也可能被好心人搭救，结尾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忧伤。《阴婆二奶传》中那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被谣言和偏见所害，不得不与爱人分离，成为装神弄鬼的阴婆，直到解放后政府取缔封建迷信才找回正常的生活。这不正是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另一版本么？《饭铺冯奶》中有关于“报子鱼”的传说，一条外形怪异的鱼儿被冯奶和乡人当作逝去的儿子显灵，经过水利局的调查从科学角度解释了鱼儿能够“预报”汛情的原因。多年后冯奶的干儿子黑皮开办饭铺仍然以报子鱼命名佳肴，不过早已没有当年的愚昧，老故事成为众人叙旧的话题。

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和破除封建迷信都是建国后“正史”中记述的内容，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这些关乎法律民生的关键词怎样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逐一落实，却是大历史中无暇讲述的。今日看来稀松平常的常识，并非一开始就能够深入人心，法制观念和现代观念在乡村的接受往往经历了曲折、艰难甚至反复的过程，期间未必不夹杂个体的悲剧。於可训的散文为小人物列传，亦是通过这些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命运，小叙述中的细节能够贴近大叙述中的真实。史学界近三十年来的“小大之辩”正是要将历史的知识变为历史的体验。今日看来，这种个人的、私化的历史对于文学的意义或许更在大历史之上。

三、弱德之美

学者散文的优长在于文化气息，但有时需避免掉书袋的情况。於可训借鉴话本的形式，用现代内核将古代“说书人”改造成现代“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自有其叙事策略，在《凉亭吴奶传》中的一段话或可作为注解：

“丁叔的故事讲完了，但他写成的剧本最后还是没有上演。我后来在县城碰到过他，他说，他的剧本送审没有通过。上面说主人公秀姑既不高大，也不完美。杉树杪为一头野猪脱离革命队伍，贬低了革命者的形象，也违背了革命历史的真实。三伢子应该成为主要英雄人物却成了一个配角。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都不符合上面的要求。我不懂得这些道理，我只知道这个故事好听。”

同一个故事尽可以有不同的讲法，讲述方式即是一种藉由经验和记忆讲述故事的话语实践。在大叙述中革命者必须保持完美无瑕，不能因私情而动摇，后来居于高位者自然应成为主角，被遗忘者则可视为自然淘汰。但在於可训的散文中没有用高大全式的人物，他有意颠覆或改写大叙述中的故事，重新编排，彰显小人物在历史中的意义。这种意义虽然幽微，但却是大历史的基石，小人物的身份固然低微，但身上展现的人性光芒依然耀眼。借用本雅明的话说，讲故事的人其“天资是能叙述他的一生，他的独特之处是能铺陈他的整个生命”，他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烛光徐徐燃尽的人。这就是环绕于讲故事者的无可比拟的气息的底蕴”，正是“在讲故事人的形象中，正直的人遇见他自己。”

於可训的散文中没有学究气和头巾气，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却隐含在故事之中。为乡村教师列传，铭记这个群体，是因为“新旧时代转变之际，乡村教育几成空白。而彼时之所谓乡村教育者，不独教孺子识文断字，且兼有移风易俗教化乡民服务乡村政治经济之务，所以彼时之乡村教师，身份虽微，其作用却大。”在乡村进行扫盲普法的吴先生，为了救学生而断腿的张先生，宁可挨批也坚持原则的熊先生，困难时期安然独处的梅先生……在於可训的散文中读者认识了乡村教师群体，他们不再是空洞的无名符号，而是一个个值得被铭记的，有血有肉的个体。除了乡村教师在历史上的意义，於可训没有明言的或许是，在今日社会我们是否仍然能够从这个群体身上汲取某种精神力量？

“吴先生教给我的是一种底线的人生哲学。这底线便是，人所要做的事都应当会，人所要吃的苦，都应当吃，不要老想着出人头地，功名富贵。英雄行险道，富贵是花枝，是吴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个急于事功，争王称霸，追名逐利，梦想升官发财的时代，这句话也许太过陈旧，太缺少进取精神。但更多怀抱平常心，想做平常人的芸芸众生，从这句看似陈旧的格言中，也许能悟出一些新的人生道理。”

与现在流行的出名要趁早、行乐须及时的观念相比，这种“底线哲学”自然显得陈旧而落伍，但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中，这种朴素的人生哲学难道不是一种道德的持守吗？芸芸众生如果只知对功名富贵顶礼膜拜，那么平常人也会丧失平常心，普通人将会把自己的普通视为一种失败。於可训的散文看似老派，但这种所谓“因循守旧”或许正是抵抗虚无的最佳方式。叶嘉莹曾经提出“弱德之美”，意为在外界压力下呈现出的一种约束和收敛的状态，但弱德之美“实在不仅只是一种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感情心态而已，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中还有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之操守的感情心态。其为形虽“弱”，但却含蕴有一种‘德’之操守。”

於可训的散文体现的正是一种老派学人的弱德之美。他笔下的小人物虽然卑微，但他们在人格上的持守仍然富含理想主义的光芒；散文中讲述的“老理儿”虽然老派，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愈加具有值得坚守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