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6月18日，电影《柳青》摘得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佳编剧奖。影片真实再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运动，青年柳青决心亲自参与实践，并创作了反映社会主义人民集体创业的史诗巨著《创业史》。

我的故乡在终南山下滈河东岸的王曲，这里地处长安县中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位作家辗转来到了这里，最终落脚在河北岸的皇甫村，直到1968年离开。十多年里，他不仅留下了一部长篇巨著《创业史》，也留下了很多故事和趣闻，我的老师、同乡、朋友、同学中，很多人都在不同场合见过他，都能说出他的一些事情，他的衣着打扮穿戴形状，几乎与我故乡人无异，家乡人因此称他“老汉”。

他，就是柳青。

遗憾的是，我却从未见过他，《柳青传》让我与他相遇并系统地了解了他。作者刘可风，为柳青长女，照顾父亲期间亲炙大师数年，所以文字功力，叙事本领，结构能力等都很出色。这本38万字的人物传记，为读者勾画出了一个可信丰满，生动鲜活的作家形象，我从书中看到了柳青作为作家的广阔视野和令人敬仰的精神世界；看到也唤醒了我记忆里新中国成立初期故乡的凋敝和农民生活的艰难，还看到了“柳书记”为了贫苦农民幸福生活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更看到了他和农民、农村干部的鱼水交融关系。我知道了他为文学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找到了驱使他完成自己使命的信仰动力和人格魅力的根源。写这篇文章，是我对柳青，一个与我的故乡关系密切的作家，一个陕西文坛的标志性人物和先贤的纪念和解读。

一

柳青，生前身后被陕西很多成名作家和文学青年追随尊崇，作家路遥曾说“柳青，我的文学教父和人生导师！”就是佐证。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为了国家民族而不懈努力奋斗，这是柳青从少至老一以贯之且令人仰止之处。

柳青出身农村，其大哥刘绍华（后改名刘春元）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加入共产党，是吴堡县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柳青1916年7月出生，8岁上本村私塾，四年后随大哥到米脂上小学。从大哥那里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想，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柳青考入绥德四师，“学校有个图书馆，蕴华（柳青）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书，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还有许多文艺书籍，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也立在书架上，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蕴华，头脑里装的都是革命，斗争，打倒土豪劣绅……所以很快被吸引了。”学校被封闭，他甘冒被抓的风险带出一本《共产党宣言》……也是在这里，他看到了《西线无战事》《少年飘泊者》《反正前后》等文学作品，和文学的不解之缘肇始于此。此后辗转榆林六中、西安高中，柳青从未间断过对革命活动和文学的热爱，而且，经过刻苦学习，他的英语水平竟然能阅读原版著作、报纸等。1936年柳青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学生呼声》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中共陕西省委临时宣传委员会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以《学生呼声》主编、学联会代表名义访问延安。“到达延安第二天，正是除夕下午，毛泽东接见了范长江和他，留他们一道吃了晚饭。毛主席的谈话诚挚亲切，每一句关怀、鼓励、期望教导的话都深刻地印在他的记忆里。”

回到西安，柳青担任了西安高中党支部宣传委员直到毕业。1937年7月他约同学一起去北京报考北大，因卢沟桥事变爆发只好踏上返程，回西安后到杨虎城办的《西安文化日报》工作，稍后考上“西北联大”，抗日形势高涨，他不想随校去汉中，要上抗日前线，打算把前线可歌可泣的英雄写出来。1938年春他重返延安，从此走上文学之路。严酷的现实背景和家国破碎民不聊生的现状，使得年轻的柳青一步步走上了反抗社会不公和黑暗统治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大哥要离开他到绥德师范工作前夕，长兄的临别嘱咐、提醒、鼓励和祝愿让柳青难抑心中的感动，说：“大哥，你放心，我将为国为民，奋斗终生。”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一系列过程，是因为从中能看出柳青一生信仰的基础和根由，也会找到合理解释他创作道路和代表作品的渊源。

“我是共产党员”是柳青后来一直很自豪的一个自称，在顺与逆的时候他都这样说，常用“如果这样了还是共产党员吗？”来要求自己和激励别人。这种对信仰的坚定贯穿柳青的一生，也表现在柳青对待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上。

二

正是在现实生活里，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实践中，柳青逐步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人们大都知道和关注的是柳青扎根农村创作《创业史》的经历，惊叹于柳青何以能够埋头苦干与农民打成一片，却不甚了解，早在1943年，柳青就到米脂下乡“长期深入生活”，工作、创作一起进行。近三年的时间里，柳青积极投身到田间地头、窑洞内外，亲自参与领导了减租减息变工互助征收公粮，建立学校，试种棉花，发展党员，壮大力量等工作，见证了这个贫富悬殊民生凋敝的村子，如何变成一个有活力有希望、农民生活有盼头娃娃有书念的地方。“他曾写过一个关于农村变工队的经验报告《米脂县民丰区三乡领导变工队经验——三乡干部一揽子会上的总结》，米脂县委书记冯文彬上报中央，毛主席看过以后，表扬他们，说这份报告说明了他们的工作非常细致、有效，发展稳健。”这一段生活实践不仅使他创作了小说《种谷记》，尤其让柳青充分了解和深深认识到，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减租减息变工合作等事情，农村里的穷人问题，永远也无法解决。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柳青影响极大，他拥护《讲话》的基本精神，身体力行，终生要求自己从思想上感情上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他认为作家要进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米脂三年，对柳青日后落户陕西长安县黄甫村的创作和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既然为穷苦人翻身解放我投身了革命，就绝不能半途而废！想写作、想学习、想锻炼自己，这一切都必须在把工作做好之后，而这一切也都包含在工作之中。”

落实到文学创作上，柳青认为，作家大概有两类：“一种是自己直接观察生活得出结论后进行创作，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有独创性的作家。也就是说真正够得上作家的那种人，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几个，有时候一个也没有，因为那个时代不允许有独创性。大多数情况是作家并不直接观察生活并能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到生活中去并不是为了观察而是为了寻找形象以便表现别人已经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否正确，他们并无把握，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通常这种表现别人结论的作品，是模仿最受欢迎的艺术创作而粗制滥造的东西。有些则是盗窃前人或外国人的作品的思想和布局改头换面的复制品。”他认为自己应当做前一类人，一定要直接观察和积极投入现实生活，从生活的本质中找到艺术的因素并把它创作成作品。

这可以说是他的文学信仰，他对文学热爱来自少年时代，从青年时期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信仰对柳青精神世界的支撑和鼓励，作用巨大。无论是创作《种谷记》还是《铜墙铁壁》，一直到《创业史》，他都在认识中国国情和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履行自己的文学信仰，并把政治信仰结合到文学信仰当中，合二为一，尽心尽力，始终不渝。从这个线索上重读柳青的代表作《创业史》，很多不解和困惑也都可能找到答案。

1952年5月底，柳青来到皇甫村，在这里，他与农民交朋友，做农民的思想工作，帮助引导穷苦翻身农民建立互助组初级社，共同发展生产过好日子，解决各种生产生活难题，这既是米脂下乡工作的经验继续，也是在新中国农村巨变中，柳青文学创作的又一次不凡实践。至1960年《创业史》出版的七八年间，柳青曾遇到多种困难，有工作中的事情，也有刚成立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事情。身为副主席，《延河》创刊后分给的审稿任务要完成，还要时不时从乡下进城参加作协的许多会议，诸如此类。当然更有创作上的：如何尽快深入熟悉当地农村生活？作品到底如何结构？以人物还是以事件为中心？还有语言问题如何解决？怎样尽快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创作能力？尤其在《创业史》一稿、二稿都写出后，认真修改精雕细刻的一两年里，很多不知情的朋友、领导、同行，甚至连不识字的村里农民，对他没有作品出来的质疑以至风凉话，比工作中的困难更让他难于启齿。因为有信仰，柳青一步步闯了过来。面对善意的怀疑和追问，他这样回答：“用我的失败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也是我对别人的贡献。人类就是从多次失败中走向成功的。”而他内心深处则抱持着这样的信念：“讥笑、讽刺，没什么可怕，不正是激励我更加努力、更加刻苦吗？如果被几句难听话压趴下，正好说明我是个没出息的人。”

正是凭着对文学的执着热爱和坚持，凭着坚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光明大道，最终柳青写出了《创业史》第一部，当年一出版就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直到今天，该书也仍然是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柳青也实现了他所推崇的“有独创性的作家”的愿望。

三

柳青说，他到延安后，哲学家艾思奇的一句话，影响了他一辈子：“他比我大，当时名气也很大，我还是个无名小辈，他对我很好，开完会，披件旧棉袄，靠在我的被子上，和我闲谈，他说‘年轻人，要搞文学，就不要搞小摊摊。’这句话，我终生受益。我就是一心一意搞创作。”

这句话柳青不仅记了一辈子，也一辈子照着做。

柳青和当时在政治文化界极有影响的许多人都认识或有交往，他在处理和对待与这些人的关系上，有着不一般的原则和操守。首先柳青不向别人炫耀他的“朋友圈”，也不用这些关系谋私利，“原则的原则就是———生绝不丧失原则追名逐利。”柳青做人有操守，文学创作上同样有操守。

自从确定了《创业史》的写作计划以后，几年里柳青一直没有写出东西，所有的朋友、领导，甚至妻子马葳，都对他这种状态表示了担忧以至怀疑。柳青知道自己的创作计划是长途跋涉，不会立竿见影；自己也不是急功近利的人。面对质疑不满和讥讽，他当然还是有压力的，甚至反躬自问：到底能不能写出来满意的作品？从上高中时发表第一篇散文走上文学道路，他曾不止一次怀疑和反思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在米脂下乡时有过；1951年上海作家们对《种谷记》的品评和记录读后也有过；后来《铜墙铁壁》的反响一般时更有过。和如今相比，当时都是些难以接受的压力和苦闷，不也都走过来了？现在的情况好多了，至少他已经有了成熟的构思和基本框架，有了国内外文学作品研读借鉴后的广阔视野和不断提高的写作技巧，更有来自现实生活中自己的感悟和发现。他认为，文学创作之所以叫“创作”，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独特的手法。无论成功失败，这条路都要坚持走下去。不粗制滥造，不人云亦云，坚持始终，不改初心。

其实，在很多人对他的创作能力表示怀疑和失望的时候，柳青已经悄悄完成了后来叫做《创业史》的这部长篇小说第一稿的写作，时间在1954年秋冬季节。“从内容看，这部作品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贫困农民占农村的绝大多数。如何走上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通过活跃借贷的失败，说明共产党想了各种办法解决穷人生活困难的问题，但路都不通，最后只好引导穷人用互助合作的方式发展生产，这是一条改变历史轨迹的新路。”第一稿写完，和过去的作品相比，柳青觉得起点高出很多，可与自己心中的目标仍相距较大。两年后开始了第二稿的写作，在第二稿写作时加入了全新的第一章，成稿中叫《题叙》。“把全书的矛盾由来做了交代，同时把中国农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状况浓缩进去。”方言土语也少了，陕北方言几乎找不到，为的是让更多读者能够看懂。1958年柳青开始了第三稿的写作，这一次拿起笔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写得很顺，这与他一年多来的思考，阅读，研究，再思考关系极大，“他发现好的作品一定要用人物的感觉，人物的心理表现情节和细节，就动人，不要用作者的感觉替代人物的感觉。”第三稿没有全部重写，只把部分章节用新的手法写了一遍，其中有几张甚至写了两遍。和第二稿的第一章《题叙》一样，第三稿这一章的写作，用了八个月时间。直到1959年4月，全书写完开始在《延河》以《稻地风波》为名连载，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创业史》第一部单行本，作品甫一出版，引起极大社会反响。

《创业史》出版后，稿酬一万六千多元。柳青早已想好，《创业史》（包括以后几部)的稿酬将全部捐献给本地建设，并写信给当地政府特别强调：“我希望除过负责干部知道外，这件事不要在群众中宣传，不要做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宣扬。如果有人这样做，我认为是错误的。”有人劝他，给自己留些防备万一，他说：“我写书并不是为了自己，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公家，我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

如此见识和作为，堪称高风亮节。

说到底，柳青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愿意也甘心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贡献出自己文学才华的写作者，这基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也基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成果。柳青的作品，得到了时间的检验，柳青的人品和操守，也穿越时空，被高尚和有良知者景仰光大。

（作者系《教师报》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