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据说同时代作家中，我的作品数量是偏少的。别人早已著作等身，至少等腰了，我还只是等脚。因为《应物兄》比较厚，现在总算摞到了脚脖子。

写这么少，是因为懒吗？我虽说不是勤快人，但也不是太懒。今天我还写了几页笔记，记下了自以为有趣的一个故事、几个细节。有朝一日，我会把它写成小说吗？鬼知道。放在20年前，肯定会的，现在却不敢打保票了。显然也不是因为无话可说。我还有很多心里话，正想借着人物之口，一吐为快呢。有人批评《应物兄》，要说的话太多了，还有不少废话，应该大刀阔斧，删！这至少说明，在朋友们看来，我还是有话要说的，是吧？

关于小说的理论，早已汗牛充栋。有一点似乎是有共识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是观念、事实与方法的结合。这个“观念”，可以有多种理解：或是姚鼐所说的“义理”，所谓“义理、考据和辞章”；或是佛教所说的“念头”，所谓“物物斯安，观念相续”；或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它如指纹般终生相随；或是马克思所说的“意识”，深受“物质的纠缠”。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或拉康所说的“我于我不在之处思”。这个“观念”，既稳定又波动，又因为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而具有弹性。

有的作家，愿意用多部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去表达那个观念。很多小说，虽然故事不同，人物不同，形式不同，要表达的观念却是相同或相近的。这样的作家，与故事共进退，通常以感性见长。而另外一些作家，好像更愿意将某个阶段的观念融汇于一部小说，然后再耐心等待新的观念发芽生长。这样的作家，与观念共兴衰，通常以知性见长。他们要表达的观念，相通而不相同。面对一个故事，前一类作家早已激情满怀写完了，后一类作家还在那里思来想去呢：无可无不可，因是因非，写还是不写？要不再等等？这一等，可能就到猴年马月了。

刘勰的《体性》，论及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认为文章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作家有不同的“才、气、学、习”，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刘勰既强调先天的禀赋（才、气），又重视后天的积累（学、习）。一篇文章，一篇小说，写成什么样子，与爹妈有关，与生活经历、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有关。凡此种种，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作家。他们有不同的观念，既与别人不同，也可能与另一个自己不同。那么，他们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事实，运用的就是不同的方法。契诃夫不是托尔斯泰，博尔赫斯不是马尔克斯，胡适不是鲁迅，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作家写得多还是少，一部作品写得短还是长，也是这个道理。当然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多写一点，而且该多长就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