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延安火炬 蔡 亮 作

文艺评论是推动文艺创作的动力，它不仅能够引导受众认知，辨善恶、鉴美丑，而且在助力新时代艺术事业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新的时代风貌和审美需求，《美术》杂志以“长安画派”的创作为契机，通过长期的持续关注、作品推介和理论研讨，展开了对中国画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创新发展等重要问题的讨论。作为中国美协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对党领导下艺术创作的道路选择、艺术评论的方式标准、艺术理论的建构发展等关乎新中国美术变革转型的重要内容做了实质性的探讨和强有力的推进。

“长安画派”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端于西北地区的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绘画流派，在中国艺术版图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美术》杂志对“长安画派”长达6年的持续关注和推介中，王朝闻、蔡若虹、施立华、阎丽川、周韶华等活跃于新中国美术理论、评论舞台上的学者、评论家纷纷发文，通过对“长安画派”艺术创作的思想内涵、表现题材、笔墨语言、改革创新等内容的理论研讨，奏响了关于“长安画派”及新中国画相关问题的大合唱，形成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盛景。从这个角度讲，“长安画派”的创作与美术界的评论不但超越了地域性画派的拘囿，而且以一种更为广博的视角和思想深度，具有了国家层面的理论价值和探索高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改造旧国画为切入点，美术界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方向。反映劳动人民在伟大革命实践中的功绩、感情、愿望及精神面貌的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美术创作的主题。身居长安的石鲁、赵望云等画家通过一系列方法探索，如集体写生、讨论观摩等，创作出了一大批时代感鲜明的作品，如《古长城外》《转战陕北》《改造荒山 学习文化》《驯服黄河》等。这些作品以人民生活为素材、采用新的表现手法和笔墨语言，逐渐成为评论界聚焦的重要对象。1959年-1964年，《美术》杂志本着“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的目标，刊登了与“长安画派”相关的评论文章25篇、美术作品16幅，将“长安画派”置身于中国画革新运动的时代洪流中进行讨论，既树立了美术创作的成功典范，又提升了问题探讨的理论高度，产生了一种创作实践和艺术评论双向互动、协同发展的良好效应。

依据发文数量与社会关注度，《美术》对“长安画派”的推介大致可分为前期蓄势阶段（1959年-1960年）、集中讨论阶段（1961年-1963年）和后续关注阶段（1964年）。这三个阶段在时序上呈连续之势，紧密相扣，跌宕起伏。尤其是1962年由孟兰亭《来函照登》引发的激烈讨论，更是将美术界的关注点聚焦在了“长安画派”的艺术探讨上，使“长安画派”以群体的形象集体亮相，以空前未有的画风成为业界的重点讨论对象。可以说，这一阶段针对美术创作中出现的题材、风格、形式等问题，《美术》杂志以“长安画派”的艺术探索为突破，在中国画传统与革新的论争中树立了一个特色鲜明的时代典型。

借助《美术》杂志这一重要媒介平台，对“长安画派”的讨论形成了以李恁、周韶华等为代表的肯定派和以阎丽川、施立华等为代表的批评派两大阵营。其中，李恁在《与孟兰亭先生商榷》中，谈及石鲁“并没有忽视对笔墨的追求，并且已经开始显露出了朴厚雄健而又稚拙天然的风格”。周韶华在《问〈喝‘倒彩’〉者》一文中认为石鲁的作品“表达了我们人民的革命感情，体现了革命的思想主题；同时在艺术构思和艺术技巧上，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画传统上，有新的探索”，尽管施立华等人指出了石鲁作品的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令人高兴的”。

反之，施立华在《喝“倒彩”》一文中，提出艺术评论应以谢赫“六法”为准则，认为“无论石的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如何之深，思想内容如何之高，以中国画的眼光来看还差了一段距离”。“喝彩固然是，但有喝彩不恰当的也应该喝喝彩者的‘倒彩’”。阎丽川则在《论“野怪乱黑”》中，评论石鲁的作品“野是艺术技巧的不成熟；怪是艺术规律和生活规律的反常；乱是结构用笔的不严谨，不精练，缺乏节奏感；黑是用墨用色无变化，少气韵，没有虚实关系”，“‘野怪乱黑’虽可能为少数人所欣赏，但未必是优良的传统，同时也绝不是革新创造之正途”。伴随着评论家们立足文化思想史和艺术方法论进行的艺术评论，“长安画派”艺术探索的价值逐步明晰。直到1963年，王朝闻发表《探索再探索》一文，认为“就怎样继承祖国文化艺术的优良传统这一点而论，石鲁一而再再而三的探索和尝试，具有明确和正确的目的，因而不论这一过程中的成熟度如何，他的道路是应当肯定的”。王朝闻对石鲁的艺术探索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才使得这场论争渐进尾声。

由此可见，《美术》杂志对“长安画派”的讨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从而营造了主流思想引领、具体案例分析、自由探讨批评的学术氛围。美术界对“长安画派”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艺术评论的方式推进中国画推陈出新的路径选择和评价标准的重新确立。艺术评论的多样性客观上推动了“长安画派”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实践，激励着石鲁等艺术家对生活和传统、人民性和民族性等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如何跳出古人的藩篱，构建符合时代主流思想、满足大众需求、反映艺术规律、蕴含传统文化、彰显时代精神的艺术标准，新中国成立初期诸如此类的美术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艺术评论和艺术创作的呼应和互动中，逐渐清晰和明确。

回望建党百年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不难发现，优秀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总是不断地通过文艺评论的价值引领得以实现的。这种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党在文艺工作中始终坚持的人民性导向上，从陈独秀早期在《新青年》发表《美术革命》、鲁迅所倡导的“新木刻运动”，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中国“二为”“双百”方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引领。建党百年以来，客观公正的文艺评论不断修正着文艺创作的发展路线，使得体现现实生活厚度，时代精神锐度和民族风格、中国气派高度的经典作品层出不穷。

其中，生活的厚度即对生活的表现、对生活的赞美、对生活的记录和批判意识。最近新上映的电影《柳青》讲述了文学家柳青的艺术人生，其中一个镜头是有人向柳青提问，文学创作成功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柳青说是生活。这句话道出了真谛，石鲁创作的《宝塔葵花》《东方欲晓》《延河饮马》《小米加步枪》《种瓜得瓜》等佳作，是基于他对革命圣地延安生活经验的长期积累；罗中立创作的《父亲》，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人们对父亲图像的记忆，不仅是对生活真实的再现，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这些作品很好地表现了生活的厚度，引起了受众的情感共鸣。

时代精神，即艺术创作要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必然涉及艺术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石涛说过“笔墨当随时代”，傅抱石也说过“时代变了，笔墨不得不变”，每个时代都有深烙时代印记的艺术风格。方增先创作《粒粒皆辛苦》是基于珍惜粮食的时代要求；蔡亮的《延安火炬》表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延安群众拥上街头欢呼庆祝的时代特征；赵振华的《抗击非典》展现了白衣天使不畏艰险、战胜灾难的时代精神。这些优秀作品均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力表现时代、描绘时代、反映时代。

此外，艺术创作还要体现出对民族风格、中国气派的充分表达，这是一个国家能立于世界之林的底气。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石鲁的《东渡》、赵望云的《雪天驮运》、刘文西的《祖孙四代》、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沈尧伊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等作品，在选题、艺术表现手法、风格特点等方面，都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上的精神追求，极具中国气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两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好的文艺评论不仅对欣赏者有导向、引领作用，而且对文艺创作亦有镜鉴、聚焦的助推作用，可以培养高尚情操，彰显时代精神，提升审美品位，促进文艺创作的大发展大繁荣。